告别儿童时代之后，我意识不到“六一”还是一个节日已经很多年了。直到两年前，我有了孩子，这个日子才重新与我发生关系。然而，在这个自豪地宣称已经“站起来”的帝国之内，我们能够自由和快乐地跟孩子一起过“六一”儿童节吗？
从“六一”到“六四”只有三天吗？
“六一”这一天，作为父亲，我本来计划带孩子去动物园或海洋馆玩，没有想到我却失去了这样的自由。从五月三十日开始，警察们又出现在我家门口，强迫我在此后的一个星期里接受他们的“高级安保”和“专车服务”。
没有孩子的那些年，我为自己在“六四前后”享有这种特殊待遇而感到某种良心上的安慰：正是通过这种轻微的“损伤”，我与“六四”之间的联系得以增加而不是削弱。如果“六四”这一天，没有人出现在我家门口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是不是表明我与“六四”的关系已经疏离了呢？当然，我也告诫自己，不要被扭曲成“被虐待狂”，以“被服务”为荣。这只是我自己的选择，以及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的后果。
有了孩子之后，这才发现此种特殊待遇让我有产生更强烈的“不舒服感”：不幸的是，“六一”是一个离“六四”只有三天的节日，因为“六四”的牵连，“六一”也被圈进了“敏感期”。作为一名普通的父亲，我陪伴孩子过一个正常的“六一”的权利，也就被侵犯和终止了。
如今，孩子还太小，我不愿带着他坐上警察开的车外出。如果孩子天真地问我：“爸爸，开车的叔叔是谁呢？”我该如何回答他呢？我不能对他说谎，我必须告诉他，开车的叔叔是警察。那么，孩子一定会继续问：“警察叔叔为什么要开车送我们呢？警察叔叔为什么不去抓坏人？”那么，我就只能从“六四”说起。可是，这个话题实在太沉重了，孩子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理解它的年龄。
如果孩子渐渐长大，长大到可以承受“六四”的苦难与血腥的时候，我一定会带他一起坐上警察叔叔开的车（当然，但愿那时已经没有这样的车辆和保镖了）。我会告诉孩子，一介平民的爸爸为什么会享受这种“优待”，因为爸爸是一名拒绝遗忘“六四”屠杀的写作者，爸爸的理想是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孩子一样，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真相。我会告诉孩子，在你出生之前十九年的那一天，六月四日的那一天，有那么多跟爸爸年纪差不多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生命被定格在如花似玉的少年时代。
从“六一”到“六四”，真的只有三天吗？其实，并不仅仅因为“六一”离“六四”时间太近，才导致“六一”被“六四”波及、冒犯乃至污染。“六一”与“六四”重叠在一起，不仅是我个人的体验，更是千千万万中国的孩子、中国的父母的刻骨铭心之痛。对于每一个天安门母亲来说，“六一”和“六四”都是同样的伤痛，他们多么希望自己的孩子当年还停留在高高兴兴地过“六一”的阶段，那么就不用承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了，就不会被子弹穿透柔软的躯体了。
“六一”离“六四”有多远？对于每一个在四川和青海的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母亲来说，对于每一个死于三鹿毒奶粉和问题疫苗的孩子的母亲来说，对于每一个被充满仇恨的凶手杀害的孩子的母亲来说，“六一”永远是一道迈不过的坎。而所有的死亡，都被笼罩在“六四”的阴影之下：那是一场让屠杀变得合法化的屠杀，那一场屠杀之后的所有的杀戮，因此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父母都是天安门死难孩子的父母；不仅“六一”就是“六四”，而且每一天都是“六四”，正如作家冉云飞所说：“每天都是六四……每天发生的灾难都是八九六四灾难的延续。每个人的受伤都与我们血肉相连，利益攸关，我们无权旁观。今日每天发生的灾难，都与六四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有关。”二十一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六四”的缩影，包括“六一”在内的每一天都被烙上了“六四”的印记。
从“六四”到“六一”只有二十一年吗？
“六一”这一天，我收到了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发来的短信：“明天，我将去辽宁锦州探望晓波。”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刘晓波一案终审判决之后几个月以来，刘霞一直不能与丈夫见面，如今总算有了见面的机会，这是一个好消息；然而，此后漫长的十一年，难道刘霞每个月都得奔波在从北京到锦州的道路上，这难道不是一个坏消息吗？
在纪念“六四”十八周年的文章《那个春天的亡灵》中，刘晓波写道：“那个春天，扑倒在坦克的履带下，纵使我掏出全部智慧和献上赤裸的灵魂，也达不到坟墓的高度。”由此可见，刘晓波此次自愿承受十一年的重刑，不是因为《零八宪章》，而是因为“六四”。“六四”屠杀之后二十一年来，刘晓波所承受的监禁、迫害、诽谤与攻击，所赢得的独立、尊严、荣誉与自由，全都根植于那个枪声乱作、坦克轰鸣的夜晚。这二十一年来，刘晓波所做的一切，一言以蔽之，就是让“六四”变成“六一”，让这个从来没有纯真过的国家和民族变得纯真，让这片缺乏爱的土地被爱所充满，如圣经所说：“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二十一年之后，刘晓波已经不再年轻。当年比刘晓波更年轻的亲历者们，也已经不再年轻：那时还是体育大学学生的张健，身中数弹的大学生，与死亡擦肩而过，此后被迫漂泊在异国他乡。至今，有一颗子弹还嵌入大腿之中，每到天气变化的时候便隐隐作痛。那时还是血气方刚的工人的齐志勇，中弹后被截去一条腿，从此只能在拐杖的帮助下艰难地行走。因为他的生日常常有难友上门慰问，所以生日也成了另一个“六四”纪念日——每到“六四”和生日前后，齐志勇都会被警察带到郊外去“疗养”。
还有更多的在那一天失去父亲或者母亲的孩子，他们已经由当年懵懂无知的孩子长大成人，但灵魂上伤口仍然在汩汩流血。横亘在从“六四”到“六一”的二十一年，实在是太漫长了，漫长得足以让一个孩子迈入了中年。二十一年过去了，没有人向他们道歉，没有人向他们的鞠躬，他们不能在任何公开场合言说个人的经历，也不能向任何一个人间的机构寻求公平和正义。
“六四”的鲜血流淌开来，像在一张草纸上浸润蔓延一样，很快便漫过“六一”，漫过来年的“六四”，漫过二十一年的“六四”。在那一天之后，再没有什么杀戮和死亡让我们吃惊，再残忍和野蛮的凶手都不能与那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和那些戴着白手套的指挥者相比。在那一天之后，杀戮有理、强者为王，成为这个时代的座右铭，成为“中国模式”的核心价值。不仅我们的环境被污染，我们的心灵也被污染。在极权主义制度下，产生污染的是国家，受害的却是整个社会。但是，人人都关心环境的污染，而故意回避心灵的污染——谁还相信纯真？谁还相信正义？谁还有资格过“六一”这个节日？
二十一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从“六四”到“六一”，逆水行舟，何其艰难。捷克作家瓦楚里克在《论勇敢》一文中指出，大多数民众都活在一个道德上的“灰色区域”，尽管令人窒息，但是安全。在这个区域，逆来顺受代替了热情。冒险去积极反对当局的做法很难证明有理，因为看起来没必要。人们大多会说自己那样做“不够英雄”。但是，我们当中，除了旁观者和沉默者之外，还应当有另外一类人，他们也许不是英雄，但他们始终不渝地像寻求真相和真理，捍卫自由和尊严，步履维艰却风雨兼程地走在从“六四”到“六一”的路上。
中国人需要一间“六四屠杀纪念厅”
此刻，便衣警察雇佣的两个临近村庄里的无业少年，就在我的窗外窃窃私语。当小区的保洁员用扫帚打扫他们面前的台阶，并询问他们的身份的时候，他们沉默不语。这可是国家机密啊。这两个孩子拿着手机玩电子游戏，有时还哈哈一笑。风儿将他们的笑声带到我的耳边。他们一定没有二十一岁，他们一定是“六四”之后出生的一代，他们一定不知道二十一年前发生的那场屠杀。他们过早地辍学了，他们找不到工作，干这份临时工挣点钱也不错，更何况这份工作还跟伟大而光荣的“维稳”有关呢。他们监视的那个人，虽然手无寸铁，却是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危险人物。在将来有一天，他们会知道前来监视我的真正原因吗？他们会知道自己居然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与“六四”发生过关系吗？
在道德上，胡温早就破产了，无论他们的演技有多高，无论他们“影帝”的奖杯有多少个，他们都无法否定这个血写的事实：在他们统治的时期，悲惨地死去的孩子，并不比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一天死去的孩子少。在智力上，胡温又彻底暴露出了低下的本色：他们真的以为派遣警察守候在我的家门口、在互联网上将“六四”设置为“敏感词”、将刘晓波投进遥远的监狱、让时间来消灭日渐衰老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做了这一切，就可以让“六四”从个人记忆和民族历史中彻底消失吗？
他们绝对不会得逞。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说过：“忘记死者就是让他们二度死亡。”是的，如果说邓小平和李鹏们是实施第一次谋杀的凶手，那么胡锦涛和温家宝们就是实施第二次谋杀的凶手。凶手与凶手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所以，每当他们志得意满地去照镜子的时候，镜子不会谄媚地对他们说，“主人，你貌美如花，朗朗如日月入怀”；镜子会直言不讳地向他们发出呼喊：“看哪，你这个脸上沾满鲜血的凶手！”谁是镜子呢？丁子霖、蒋彦永、刘晓波、司徒华、蔡淑芳、杨逢时、孙立勇、武文建、张怀阳……这些年龄和背景各不相同，却因为“六四”而“共命运”的人们就是无数面嫉恶如仇的“照妖镜”。
我相信，一面又一面这样的镜子终将组成一座中国人的“六四屠杀纪念厅”。在匈牙利，人们在昔日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总部建立了一家“恐怖博物馆”。顾名思义，这是一所展示恐怖事件的博物馆，它讲述了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八九年在这个国家发生的暴力、折磨、压迫与独裁事件。它如同杜莎夫人蜡像馆般重现了阴暗恐怖的秘密牢房，行刑工具以及审讯室。从纳粹到共产党的暴行，无一遗漏。在一九八九年的“天鹅绒革命”之后出生的孩子们，一批批地由老师带着到这里来参观，以认识那段逝去不久的惨痛的历史。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也可以看到：那座中国的靖国神社、暴君毛泽东的纪念堂，将被改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馆”，其中必定有一间“六四屠杀纪念厅”，而我们的孩子将在这里学到真正的历史课。
二零一零年六月一日
北京东郊“有光居”
【观察】201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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