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共秘密警察的接触,始于2003年我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访美前夕。当时,北京市国安部门的便衣约我喝茶,希望我将在美国会见的人士的名单提供给他们,被我断然拒绝。再以后,就是粗鲁不堪的国保上场了。2005年12月,我因与刘晓波等起草一份中国人权状况报告而被北京警方传讯,国保的各种骚扰从此便没有中断过。不过,贴身的服务始于2008年春美国国务卿赖斯以及国会几位议员访华期间。李鹏政府和朱镕基政府从未向我提供如此服务,唯有温家宝政府考虑得如此周到。

免费出租车等候多时

赖斯访华跟我毫无关系,我既非党国领袖,亦非外交官员,自然没有计划会见这些从远方来的“美国朋友”。然而,赖斯一行的来访却让让我失去了自由。首先是从赖斯抵达北京的前一天开始,我家中的电话突然中断。我打电话给电话局查询此事,电话局的技术人员表示毫不知情。拖了好几天,电话才姗姗开通,那时赖斯等人已经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我们都生活在长城内,生活在笼子中,虽然中国人拥有电话和手机的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中国人却没有基本的通讯自由——党想什么时候切断你的电话,你的电话便沉默了。

赖斯访华期间,刚好有一个周日,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当然会找一个教会聚会。我知道,她肯定去不了任何一个家庭教会,只能被官方安排去一个“三自会”控制下的教堂。我当然不会去这样的地方。然而,当我和妻子刚刚下楼的时候,三名便衣立即走上前来。他们搬着椅子坐在我家楼下,看来是等候多时了。一名便衣询问我要到什么地方去,表示他们奉命驱车送我。我说,实在没有这个必要,我不愿浪费国家资源。他们则说,这是上级给的任务,希望我不要为难他们,甚至暗含威胁地说:“如果不坐我们的车,在路上出了事情怎么办?”

交涉了半天,我发现跟这些法盲根本无法讨论公民有哪些基本自由和权利。我验看了他们递上来的警官证,果然是朝阳区国保大队的警察。无奈之下,为了礼拜不迟到,我只好坐上他们的车去教会聚会,而由妻子独自驱车去接朋友。一名便衣开车,另外两名便衣坐在我旁边。负责开车的那个便衣说,这是奥运前夕,警车不够用,所以他开自己的车执行公家的任务。为了确保奥运安全,他已半年多没有休息。我说,我与奥运毫无关系,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奥运,我从小体育课就不及格,对任何体育赛事都不感兴趣,当然也包括奥运在内。

谈起教会,便衣们还颇有兴趣的。一名便衣叹息说,人是应当有信仰,否则太空虚了。我反问他说,你们不都是共产党员吗,不都对着党旗宣过誓吗,不都信仰共产主义吗?一个戴眼镜的便衣回答说:“这不是大话吗,这年头谁还信仰共产主义啊,当年宣誓的时候说过什么我都忘记了。我们当警察,只是捧一个饭碗罢了。”

这个便衣说的是实话。他说,这样的任务他们也不愿接,上级命令他们在这三天一直如此护送我。我告诉他们,我将撰文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我本来在家中安安静静地写作,你们偏偏要制造出新闻事件来给党和政府抹黑。当然,你们对我还算礼貌,我不会添油加醋地将你们“妖魔化”,也不会将某个具体的个人当作“敌人”。我按照我的价值和信仰来生活,而你们跟着饭碗走,我们本是两类人。我不跟你们辩论,也不想说服你们。

礼拜完毕之后,我陪同朋友去后海游览老北京的胡同,三名便衣继续护送我。到了后海,我与朋友在老胡同里散步,便衣一直跟踪我们。我们刚一回头,他们又假装到一个摊位上去讨价还价去了。直至晚上我们吃完饭,他们送我回到家中,一天辛苦的工作才告结束。为了避免我与美国人见面,党国如此煞费苦心,哪里有半点大国的自信呢?

奥运开幕前几天,同一群便衣又上门来“站岗”。这一次,“免费出租车”的待遇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残疾人奥运会结束之后几天才取消。仔细算下来,这段时间我节省了上千元的交通费,而奥运期间北京实施的单双号限行措施也没有对我造成任何“不便”——他们总能安排到一辆可以出行的牌照的车辆送我。

我为中国政府提供了多少个就业机会

奥运期间,当局启动前所未有的“安保”措施,我享受到差不多是“部级待遇”:每天楼下有4到6名保镖,出门到任何地方都有专车送行,且必定有两名便衣如影随形。反正温家宝的政府有的是钱,反正中国政府也有的是人,为了共产党的面子,这点经费和人力还是消耗得起的。于是,奥运终于“圆满成功”了。论功行赏,奥运的“安保”成就遂成为值得推广的好经验。奥运会之后,“部级待遇”成了胡温当局时不时送上门来的“外卖”。

这一“保护”级别,从赖斯访华到奥运,再到“两会”、“六四”20周年、“十一”庆典等“敏感时刻”,我已经享受过多次了。以每班最少4人计算,每天分3班轮作,共有12人。在金融海啸的阴影下,我这个两袖清风的书生,居然帮助政府创造了12个人的工作机会,也算是为中国GDP的“保八”作出了贡献,胡锦涛和温家宝先生应当好好感谢我才是。

2009年11月17日晚,当我在市内吃完晚饭回到我居住的小区的时候,发现至少有四名便衣负责我的“安全”:我家旁边的警务工作站内有两人,这两人级别较高,在室内舒舒服服地看电视;我家单元门的巷道口还有两人,这两人级别较低,在零下6度的低温与寒风中,裹着厚厚的军大衣,仍然瑟瑟发抖,令作为被监视者的我反倒对监视者有了些同情之心。

又让这么多人上门来“保护”我,实在有点不敢当。刘晓波先生的妻子刘霞女士告诉我,虽然丈夫已经系狱,但她家楼下的警力比平时增加了几倍:“六四”伤残者、方舟教会的教友齐志勇早已被带到北京郊外,跟外界失去了联系。

今天又有什么大事发生呢?原来,这一次当局的统一行动,是因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访,某些人只好暂时“人间蒸发”。就好像一个大财主请贵客上门,不允许那些长相不那么端庄整齐的子弟出来见客一样。如此,奥巴马看到的,是如同圣诞前夕色彩斑斓的玻璃橱窗那样的中国。北京和上海的楼宇之高耸、道路之宽阔,实在让他叹为观止。但是,上访村的恶臭、天安门母亲的眼泪、“结石宝宝”家长的哀号,统统都被屏蔽在他的感观之外。

当年,俄国的波坦金将军为了博取叶卡特琳娜女皇之欢心,在伏尔加河畔修建很多只有一面墻的、粉刷一新的“房舍”。他欺骗主子说,俄国的老百姓都住在这些富丽堂皇的房屋之中。叶卡特琳娜不禁心花怒放,却不知民怨已如开水般沸腾。如今,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伎俩,比起波坦金来,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其实,胡锦涛和温家宝根本不必派遣一群国保来监视我,不必让他们在寒冬里为我守夜。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与奥巴马会面,即便奥巴马主动邀请我见面,我也会婉拒之。我有自己的信仰和价值持守,我喜欢前任总统小布什,尽管他的许多政策不无争议,但几年前在白宫我与他牵手祷告的时候,我感到他与我的信仰是一致的,他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关切是真心的。而奥巴马在同性恋、堕胎、干细胞研究以及人权等问题上的立场,均是我所不认同的。我是一名独立知识分子,我批评所有我不认同的人物,既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也包括奥巴马。所以,我既不愿与胡锦涛和温家宝见面,也不愿与奥巴马见面,对于“胡奥会”更不感兴趣。

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你们不必杞人忧天,亦不必庸人自扰。

两会来了,我又“被服务”

2010年3月,一年一度的“两会”又开幕了,官方媒体上大幅登出少数民族与会者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的照片。这些民族服装早已在日常生活中绝迹,唯有此时此刻才被从箱底拿出来穿到身上。在我看来,所谓“两会”根本不是“国会”,而是一场少数民族服装的大杂烩。

“两会”跟我毫无关系。我从来不曾投票选举过任何一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他们连接受我的批评都配不上。但是,从2008年奥运会之后,“两会”突然变得跟我有关了。虽然我既非人大代表亦非政协委员,但“两会”期间的待遇却优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楼下有保镖,出入有专车。

温家宝在这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信誓旦旦地说,要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温家宝的誓言立即在我的身上应验了:这几天,我带着不到两岁的孩子去医院看病,亦有专人陪同,他们在医院大厅里安静地等候;我去超市购物,他们热情地帮我搬运食品和日用品,自己还顺便买一些;晚上我与妻子去电影院看电影《福尔摩斯》,警察也与民同乐,只是我看电影是自费,他们看电影是单位报销。陪看病、陪购物、陪观影,警察叔叔无微不至的“三陪”服务,是不是在落实贯彻温家宝的讲话呢?

在推特上一交流,这才发现享受跟我相似的待遇的,仅在北京便至少有100多人。而且,当局根据每一个不同的“危险程度”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其方式精细化到了具体的人头上。比如,有人被邀请到外地游山玩水,有人被带到郊区疗养,有人被幽禁在家中不能出门,也有人像我这样享有“半自由”。

然而,这些服务不是我们主动要求的,用时髦的话来说,乃是“被服务”。我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既然是“人民”的“两会”,为什么如此害怕“人民”,甚至将“人民”当作敌人对待呢?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每天被监视,被“保护”,坐“免费出租车”,难道是更有尊严的生活吗?也许,温家宝本人每天过的就是这种生活,他想让我们这些“屁民”与他一起分享呢。

可是,这样的“好意”,我并不愿领受。一边是国保警察说,这是上面的命令,虽然不合法律,但请你多配合;一边是基层民警说,这些国保就是多事,你是一介书生,又不是江洋大盗,为什么要让我们做这种警察不该做的事情呢?那么,“上面”是谁?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看来,我只能向贵为总理的温家宝“问责”了,温家宝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吗?

与人民为敌的“两会”,必定如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在推特中文圈上,我看到推友蔺立成的一段打油诗,乃是对“两会”最为精妙的描述:天朝开两会,实在有点贵。五千台电脑,七十万部队。奥迪去接机,国宴来开胃。鼓掌又举手,傻逼全都会。戴表狂挥霍,人民猛交税。温饱不得求,消你妈个费。

【北京之春】201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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