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作家苏晓康应邀出席十二月十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偕妻赴奥斯陆。他形容此行所见所闻，百感交集，也是瞻仰文明、回眸历史的一次机会。
●出席奥斯陆和平奖颁奖礼的（左起）苏晓康、林培瑞、李淑娴、李晓蓉、方励之。（本刊资料）
“一年年地等待／我始终深信／你一定能回来……”
舒缓、凄婉的女高音，叫我抑制不住泪水，竟至抽噎出声，虽不能说悲从中来，却也是打翻了五味瓶，二十年滋味莫辨。这曲并不陌生的《索尔维格之歌》，被挪威主人选来做开场曲，自然是因为姑娘诉说的那番忠贞，但是中国流亡者的此刻心境，却要复杂得多。国内志士们在野蛮严酷的压制下刚强不屈，轮番入狱仍坚守和平抗争，终于迎来国际盛誉，却到大典之日，竟无一人莅临，而要我们这些海外安逸者，来替代他们承受奥斯陆的和平礼赞，于是索尔维格姑娘的望眼欲穿，就变得更加灼烫。
我个人二十年苟且孤寂的心境，不要说与邪恶廝杀相距万里，跟盛典更不相与，岂敢假充圣贤，前来躬逢盛举。却不料中国当局杯葛“和平奖”，疯狂到“宁堵一千，不漏一人”的程度，倒叫我们非去奥斯陆站脚助威不可，于是只好推着坐轮椅的傅莉，飞越大西洋来到日短夜长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待坐进这殿堂里，仍有煎熬之感。
北欧小国遭遇过强权
我的位子，在右侧第四排最靠左，紧挨座席中央的空心岛，那里摆着两把座椅，我想当然以为那便是所谓“空椅子”，谁知号角鸣起，走来挪威国王王后落座那里，跟随他们身后的，是诺委会五成员四女一男，鱼贯前行登上主席台。后来主席亚格兰讲毕，将一册证书置于他的座位右侧那把椅子上，方知那才是“空椅子”，而晓波的巨幅头像，便在那椅子后上方微笑着。
亚格兰历数“和平奖”遭遇独裁政权的历史，这次不仅获奖者身陷牢狱，甚至没有他的任何一位亲属、代表被允许前来奥斯陆，一百年多来还是头一次。中国自近代为世界文明贡献寥寥，却常常轻易增添耻辱纪录，她还总是觉得自己“国仇家恨”。亚格兰精湛简述“和平”思想与人权、文明之接榫，与刘晓波“非暴力”信念之吻合，也评说“非友即敌”（非此即彼）思潮在当下的氾滥。一个经济强大的中国，却暴虐其子民，于国际社会和文明前景堪称隐忧，而美英法德诸大国皆与之媾合，挪威则凭依百年“诺贝尔和平”精神，踞普世价值高端，不愿再沉默，一个北欧小国也敢仗义执言。
挪威在历史上遭遇过更横暴的强权，即纳粹德国。亚格兰演说中，特别提到一九三五年授奖德国和平主义者卡尔．冯．奥希茨基，“引起轩然大波。希特勒暴跳如雷，禁止任何一个德国人前来接受任何一项诺贝尔奖。挪威的哈康国王没有出席颁奖仪式”。五年后，一九四○年四月德军攻占丹麦继之侵入挪威，派德国公使威逼哈康七世投降并批准吉斯林傀儡政府，遭到拒绝后，就派飞机用燃烧弹炸平国王居住的村庄，幸而国王和政府成员提前走脱，“他们站在深可没膝的雪地里，看着德国空军把这个小村庄里那些简朴的农舍夷为平地。”（《第三帝国的兴亡》）
查诺贝尔和平奖网页，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奥斯陆四年没有颁布“和平奖”。
“和平桂冠者”将长久寂寞
典礼场所，是奥斯陆市政厅，犹如艨艟两翼风帆高耸的一栋简朴砖石建筑。奥斯陆也是一座没有森森殿宇巍巍钟塔的欧洲都市，与巴黎罗马判若两界。维京人后裔的风俗为何如此俭朴？我不得而知。仪式第二天我们抽空去参观附近的“海盗博物馆”，途经国王的夏宫，就是一栋农舍。挪威极富庶，资源丰沛，他们只是不肯奢华而已，国家实行令人艳羨的福利制度，社会公平指数和生活幸福度，皆世界领先，不要说后发达的亚洲、拉美国家难望其项背，欧美发达国家也不敢逼视。但是他们更加领先群伦的，还在价值、精神层面，所谓“仓廪足而知荣辱”这个朴素伦理，只有他们相称，超级大国统统不配。由此观之，现代史上人类文明的罕有进展，只发生在他们这里，世界其他地域都谈不上。所以今日执文明之牛耳者，是九世纪海盗的后裔。
Peace Laureate 这个词，在中文里还很陌生，我不知道准确对应的中文是什么，暂且译成“和平桂冠者”？这种最高奖赏光顾中国人太罕见，也是它生疏的原因之一，而中国社会的反应，常常不堪闻听。
这是第二次了。前一位是二○○○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高行健，不但中国官方的全国作家协会、文联发文声讨，海内外民间的作家们也群起攻之，指责高行健“放弃良知，逃避现实”，与此次刘晓波被指责“反对革命，主张妥协”，有异曲同工之妙。归于人文类的两个诺贝尔奖项落到中国，其得主都被他们自己的祖国视为异类，也在大众社会成“千夫所指”，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现象。
普世价值不仅常常被统治集团所抵制，也为普罗大众所陌生、费解，这在中国近代已屡见不鲜。为人熟知的便是自由主义传入中国的命运，思想史家对此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有说“激进思潮激荡不已”，或归咎于“五四反传统主义”，也有说“救亡压倒启蒙”等等，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种思潮波澜的复苏回荡。无疑刘晓波的“非暴力抗争”理念，既是自由主义的，也是温和保守的，虽然中共待他“如临大敌”决不姑息，未料深仇大恨的民间却恨他还要“美化中共”，这样的尴尬，却是超过了胡适他们当年的。总之将个人当作一种不可化约价值的那种环境，在中国尚为远去。所以我想，刘晓波的寂寞将不会是短暂的。据说这次在奥斯陆将有一本纪念册等着刘霞的邀请者留言，但是我没遇到它，否则我会这么写：
“晓波，你是没有敌人，但是大众的麻木、幼稚和仇恨不会放过你。”
“和平奖”提升了“无敌论”
中国经济暴富、价值失范、社会破碎，是中共意识形态解体的自然后果；民间的多元性、灰色地带扩充了，但是社会的容忍度，却不见得有什么成长。比如“阶级斗争”已经多年不提了，民间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宣扬福音的“宽容”、佛教色彩的“法轮功”也讲究“真善忍”，这些难道不是都很温和吗？为什么刘晓波还是孤掌难鸣呢？
没有中国人知道，和平奖委员会今年选择刘晓波，曾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典礼之后的晚宴上，诺委会副主席凯西．库尔曼Kaci Kullmann Five女士作了动人的演讲，彷彿是跟狱中刘晓波面对面的一次交谈，她说：“作为诺委会成员，我无权披露我们讨论时的详情，但我愿意做个小小的犯规。刘晓波，当我们决定选择你之后，我们也反诘自己的良知：添加这么沉重的责任，对你和你的家庭是公平的吗？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授予你和平奖，反而让你更艰难了？后来看到刘霞兴奋不已对CNN说‘荣获和平奖是巨大的荣誉，也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两天后她去探监，你喜极而泣：‘我没想到他们敢于授奖给一个监狱里的犯人’，听到你们的反应后，我如释重负，欣喜于你绝不是一个不情愿的获奖者。”
不少人说，刘晓波的“和平桂冠”，有一半是胡锦涛相送，因为后者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无端重判前者十一年徒刑。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即诺委会对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异常倾心。对于两极化日趋严重的这个世界来说，晓波的法庭陈述，又借由诺贝尔桂冠的提携，而被赋予普世、先锋的广泛涵义。所以典礼中丽芙．乌曼朗读这篇文字，宛如一曲歌咏，仿佛晓波当初就是写给此刻；而它的全部内涵，要等到这个特定场合，才能释放出来。也只有此刻此地，纯用中文书写的一种理念和情愫，才那么贴切而不流失地可以用另一种语言完整表达出来，那是我们在其他时空中读不出来的。
尤其他写给刘霞的那个段落，“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抚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如泣如诉、愁肠寸断，中英文在意义上的融合、毫无缝隙，到了美丽的程度。
要童声，不要暴虐遗产
面对今日执核武说话才算数的这个世界，挪威的发声，竟是借由了孔子儒学早已灭绝的那个国度的一位知识份子，连他都曾是一个“反传统者”。刘晓波“非暴力”信念的价值来源在哪里，是一个有待学者去釐清的思想史课题，而我坐在奥斯陆市政厅里的悲哀却是，在“和平桂冠者”的故乡，暴虐历史的遗产正在发扬光大。始自辛亥，军阀坐大，再继之“五四”反帝，强人称霸，枭雄迭起，国共两党争斗，神州血流成河，何曾有过“和平”之瞬间寸土？暴力循环自不在话下，甲子六十年里人命如草菅，这个本土暴政吞噬的屍首，超出外寇杀戮多少倍；运动、整肃、监禁、枪杀轮番用过之后，乾脆堂而皇之坦克上大街。
这个横暴了百年的世道，社会难容“和平”价值的存活，民众视“非暴力”“妥协”为软弱无奈，再自然不过，而这样的土壤，也只能是暴君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场。
暴虐孕育仇怨，自不待言，暴虐还可以遗传，《红灯记》里李铁梅的那一腔“仇恨入心要发芽”，便是怨妇江青的得意之作。以暴易暴，亦并非舍此无他选择，而是因为“仇恨”具有神奇的社会动员功能，也是最易获得的一种社会资源，且取之不竭。凡枭雄者，欲图大事，岂不朝思暮想？它也总以“救民水火”为招牌，共产党当年就起家于“劳苦大众”的救星，终而成就一代暴君毛泽东，那是一个嗜血的“红太阳”，我们怎能再轻信当下的暴力革命言说，即便他声称代表“受害者”？
我在典礼上看到最后的童声合唱节目，才破涕为笑，因见合唱团首排最中间，站的是个小男孩，也最矮小，被两侧高大的金发少女挤得无处容身，他似乎不舒服地时而闭嘴时而唱两句，憨态可掬。这是挪威国家歌剧和芭蕾舞团童声合唱团，诺委会邀请了中国童声合唱团，却被拒绝。
童声合唱是晓波对奥斯陆庆典提出的唯一要求，令人叫绝，让我觉得晓波“西化”的极致，即在此人性之微，而非政治、文化之大端。晓波也曾跟我谈到一次他的儿子，父子早已天涯沦落，他决不会奢谈什么“望子成龙”，却要在这个时刻，让童声来告慰一点什么，于愿足矣。童声是未被玷污的声音，没有虚妄，也不贪婪，更无仇恨。拒绝和平，也就是拒绝童声。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德拉瓦州）
【开放】201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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