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欣欣:中国2010非常道(一)

本文分为以下专题:社情、官话、腐败、众议、人权、法治、传媒、教育、历史、人物。

一、社情

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1月11日发布的《世界自由2010》报告对全球193个国家的自由度进行评分,中国是47个被评为“不自由”国家之一。被评定为“不自由”的国家有47个,共23亿人,中国占其中的二分之一以上。“自由之家”的亚洲部研究员萨拉-库克说,中国在过去一年的自由度没有好转,某些方面还更加恶化,例如对08宪章签署者的迫害,另外司法改革也出现倒退,“引起我们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对互联网络越来越多的限制。……”

中国独立学者刘植荣2月发表一篇《世界工资研究》,在中国各大网站和博客空间被疯狂转载。作者指出:“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这份报告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士表示忧虑。

《瞭望东方周刊》采访了一个北京的公益律师郭建梅,她经常为一些弱势体帮他们打一些官司。她说:“中国有十四万律师,但是90%的人只为中国10%的人在服务。”

中国内地多个媒体2月联合举行对“80后”年轻人的调查,来自广东、北京、上海和浙江等地的3千3百名“80后”参与网上调查,结果发现,近70%的“80后”受访者表示幸福感不强,不满意生活水平。

《北京晨报》2月的报道引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的话说,由于中国第二代独生子女与父母有天然的情感隔阂,而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又使他们面临价值观的扭曲,与身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相比,“独二代”在人格和心理上的缺陷更是雪上加霜。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GDP百分之五左右,但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却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七。美国咨询企业麦肯锡公司的调查显示,中国的奢侈品消费中,大约有一半是用来送礼的。已经移民到海外的刘女士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送一个就解决一个问题呀,那要不就是看他生活中什么问题了,他要想孩子升学,他要想讨好他的上级、客户那就花很少的代价到达很大的价值啊。”她表示,在海外见到的富豪,大多数生活简朴,很少使用奢侈品,而中国人似乎更需要豪华的奢侈品来强化自信:“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心里不踏实,心虚,心里不踏实,总是不踏实,什么时候都不踏实。就要穿点儿东西或者怎么样让自己武装一下才能感觉踏实。这个不踏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人总是为别人活着。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学者章立早5月5日发表《中国美国物价比较》:“……我不妨列举一下两国的基本消费情况。美国消费以美元计算,中国以人民币计算。尽量选取同样的商品,同质的服务(尽管事实上不可能)。……绝对购买力可比性不强,所以采用相对购买力。”“在美国买套250平米房子,差不多花30万,前后花园独立房子,永久产权,含土地所有权。每年有地契税。在中国买套250平米房子,差不多花250万,前后阳台公寓,50-70年产权,不含土地权。70年后有偿续约。”“在美国买一件好一点的衬衣,25元。在中国买一件好一点的衬衣,250元。”“在美国一个三口之家,如果不常上餐馆,一个月生活费300元足够。在中国一个三口之家,如果不常上餐馆,一个月生活费900元也许足够。”“在美国电话(美国和加拿大长途随便打)、互联网(5m)、电视(100多频道)三合一每月99美元。在中国电话(不计长途)、互联网(512kb或1m)、电视(几十个频道)三合一每月至少300元。在美国用手机,一个月50块基本可以随便打。在中国用手机,一个月5000块基本可以随便打。”“在美国看电影,新大片儿,8块!在中国看电影,新大片儿,50块!在美国听一场交响乐音乐会,50-100元。在中国听一场交响乐音乐会,500-1000元。”“当然美国因为人工费高,所以凡和人工有关的都贵,白领和蓝领收入差距并不太大。……美国其实最贵的是医疗保险,一个月可以达到500以上,但这个医保覆盖范围极大,而且多由公司购买,所以还不觉得,痛苦的是无医保者。但由于法律关系,美国绝对不会发生无钱治病被医院哄出来的事情。你可以签合同缓缴或要求豁免。”

美国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5月7日刊登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副主任陈祥生和英美两国的研究人员共同发表的名为《中国的社会巨变和梅毒》的论文。论文说,2008年,中国平均每1小时,就有一个感染梅毒的婴儿出生,梅毒发病率急剧上升。原美国国立卫生院资深研究员庞玉斌医生对此评论说:“性病以梅毒为代表的快速升高在中国是事实。这个确实在50年前是没有得治。过去我是医科大学毕业,我们都没见过梅毒,只是书本上教的,现在这些老医生都需要重新补课,因为现在关键的是道德下滑。……”

“人民论坛”杂志对五千多人的问卷调查发现,多达百分之七十的官员有网络恐惧,百分之八十多的被访网友认为,这是好事,说明社会在进步。多数网友认为,很多官员担心工作疏漏或者腐败行为被曝光,影响前途,因此惧怕网络。

世界银行6月的最新报告显示,在中国,百分之一的家庭掌握了全国百分之四十一点四的财富。而美国则是百分之五的人口掌握百分之六十的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程度已超过美国。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也有现有的体制、制度不合理所造成的这一方面。”“目前的国家对金融的高度垄断就可以使得那些国有企业不断做大。而中小民营企业却可能不断萎缩,以及普通的国民特别是像农民创业就非常的困难。还有像中国的财税制度,过去我们中国的财税主要是向工薪阶层收税,以及大量地向中小企业收税,我们的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非常的沉重。”

中国官方新华网刊7月登题为《精英人才流失警醒中国,民众不安全感在增强》的长文。事实上,中国自1978年以来出国留学的100多万学生,学成海归的只占26%.广东经商的企业主帅先生说:“……要知道我们中国谁才是真正的财富拥有者?谁才是真正的财富控制者?而大部分我们的企业主其实只是财富的一个暂时的一个保管者。只是替我们的共产党来保管着一个财富的。我说的话是非常直接的。它什么时候想拿走,它就有任何方法拿走。”美国耶鲁大学讲师康正国说:“……作为有权有势的人,他们虽然现在有钱,过得很好或者生意做得很好,甚至包括官员官位也很好,但就有一个后顾之忧,所以,他必须给他寻找更多的出路。”

中国官方媒体《经济参考报》11月发表调查报告称,中国出现第三波以专业精英及富人为主的投资移民潮,主要动机是寻觅发展机会、追求优质生活。另外,也有移民通过“亲属高管”、“生育移民”、“留学洗钱”等灰色途径,将大量财富向海外转移。

中国社科院7月29号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 3》;蓝皮书表示,到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52%左右,但是中国的城镇化面临一个困境:可用土地资源已经接近极限。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认为:“在官方的政策上绝对保证十八亿耕地这个政策不可能维持,因为中国现在都市化的速度非常快,不但都市化全国各地的建设都要使用农地。”

8月在北京发布的中国城市压力调查结果显示,近半数中国城市人对生活满意度不高。多数受访者感到压力太大,对生活满意度不高,90%受访者觉得越来越孤独。压力大主要是购房、子女教育和家庭负担造成的,而孤独感则是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距离越来越大产生的。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说,公民社会组织可以帮助民众应对生活压力,但是中国政府却在打压公民社会组织的空间:“中国政府应该是在过去的十几年是强力地打压人们的社会空间,尤其是市民社会自主组织的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又有一种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状态在增加,必定会增加人民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贵州政治评论家曾宁也说,社会公正以及人与人相互间信任的缺失导致城市人生活中的压力和孤独:“中国整个的改革开放应该说它缺乏的是一种基本的公正性,在这种情况下,财富的分配应该说是朝向于有钱有势的一方、朝向于权贵、强势一方。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他们面对的生活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还有就是这个自我独孤感,我想同样和这个社会风气,这个大背景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人和人之间缺乏一种基本的信任。”

当代中国宗教论坛暨2010年《宗教蓝皮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蓝皮书统计,目前中国有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口超过1亿,基督教信徒约为2305万人。这份蓝皮书强调,在全国数以千记的各级宗教团体中,信奉不同宗教的民众和团体能否和谐相处、能否在整个社会的和谐建设中起到促进作用,却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北京的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原社科院法学所博士范亚峰,谈了他对这份宗教蓝皮书的看法:“从他们发出的信息来看,这个数字不是很可信。……”“在经济市场化,中国社会已经深刻地融入到了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毫无疑问,中国的管理体制应该和其他方面的社会体制以及整个政治、法律体制一样,都应该走一个包容、异质性、多样性为原则的民主宪政的体制。这样一种以消灭和控制宗教为趋向的旧的体制,毫无疑问地不用问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但是我们现在很清楚,现在这样一个维稳体制,缺乏主动变革的动力。所以说,从总体来看,未来的趋势肯定是要透过各种宗教群体和民众自身的这样一个对于宗教自由的持守逐渐冲破旧有体制的管制,使中国宗教自由获得落实。”

2009年中国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大部分是自杀。2010年更为严重,截至8月媒体公开报道的共有8起。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孙延军指出:“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畸变,追求的价值层级特别低,按道理说人类的价值体系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在上面有终极信仰,在下面有一定的物质追求。现在它把极端的功利主义、极端的物质追求和享乐,作为最终极的追求,这就很危险了。在他的心理出现压力的时候,在他的行政工作和生活中出现挫折的时候,他没有释放压力的途径,没有超越压力的境界和手段。”

《生命时报》10月报道说,中国官方的数字显示,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堕胎手术为一千三百万例,其中未婚流产的超过百分之四十。这一千三百万例不包括各种非正规机构的数字。这是全球每年堕胎数字的四分之一,比美国每年堕胎人数超出十多倍。在美国的中国信息中心编辑杨莉藜则认为,官方的中国人工流产数字并未反映真实的情况,在许多乡村地区,强迫和半强迫的人工流产手术,通常并不会记录在案。他也认为,中国人工流产数字如此之高,和中国采取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中国20到29岁的女性当中,做过人工流产的比例为百分之六十二,而在西方世界最自由开放的国家荷兰,这个数字为百分之五点一。在中国行医三十年、现在美国的庞玉斌医生表示:“现在你看满街都是传单治这些病的,道德已经非常败坏了。我觉得比西方还要败坏。那些人都不知道怎么活着了,那个混乱啊,道德的低下。这是很明显的。”

《人民论坛》杂志12月3发表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公司白领受访者近58%、知识分子受访者超过55%.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说:“我认为整个社会大家都没有安全感。最主要的根源还是中国社会缺少实现社会公正的机制。我们国家是以稳定压倒一切。整个社会的目标似乎就是稳定。就像过去那些汉学家说在中国古代太平就是政府要到达的一个目标。目前中国也是一样,跟几千年的社会是一样的。为了暂时的稳定,它可以牺牲社会公平与正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会变成一个相互不信任,相互仇视这样的一个社会。人们对官员是仇官,对商人是仇富。这种心态的确在中国是非常的强烈。我想最主要还是缺少一个公正的社会机制以及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得到改革。”

中国社科院12月发布2011年《经济蓝皮书》,对中国今明两年的房地产形势与调控作出分析。“蓝皮书”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是8.76,比去年年上升了0.46,相当于普通城镇居民家庭8.76年不吃不喝,才可以买一套房。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发起人唐荆陵律师指出:“房价的操控者是政府,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用法律的形式把他自己变成唯一的土地供应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房地产行业的资本构成来自那些领域?也是来自国有或者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并不多;再一个房地产市场很重要的一个参与者就是金融机构。银行它是谁控制的?也是政府控制;最后我们再看购买者领域,它包含了机构投资者,民众的炒房团。再就是实际消费需要的消费者。那消费者在其中占的比重并不重。所以,我们从市场中最主要的四个要素来看话,那基本上都是政府控制。所以这个市场是政府一手造成的这个说法是一点都不冤枉的。”

大陆《零八宪章》发起者刘晓波入狱,未能到挪威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被判刑等事件让港人对北京当局的信任度下降到2003年以来的新低。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12月28日公布一项调查,显示市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较3个月前的调查下跌5个百分点至37%;不信任比率方面,则由上次调查的22%急升10个百分点至32%.对此香港中国良心犯后援会成员邹兴同向本台表示,“主要是反映了现实环境,(香港与大陆)关系紧密之后大家看得更清楚,他们对一些普通人士,对维权人士打压,这些事件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澈。”

二、官话

胡锦涛的2010年新年贺词《共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说:“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五权”概念,即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忠在两会上发言:“很多人做事只给上级给领导看,喜欢唱高调,喊口号,做千篇一律和生搬硬套的官样文章,套话空话假话多。”

3月7日上午,在一群记者围堵采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时,“人民日报”属下的《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提问了轰动全国的湖北省巴东县刺死官员的宾馆服务员邓玉娇的问题。

李鸿忠:“你是哪里的?”
女记者:“啊!”
李鸿忠:“你是哪里的,请问你是哪里的?”
女记者:“人民日报的……”
李鸿忠:“……人民日报的你怎么还老纠缠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要给你们社长讲,对不对?”
(片刻)李鸿忠:
“你是人民日报的么?”(工作人员:“改个时间,改个时间……”)
女记者:怎么了……
李鸿忠立即动手抢走记者手里的录音笔……

新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何亚非3月17日接受新华社专访说:中国尊重人权的普遍性,认为所有人权都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官员在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表示,政府将实行新的新闻工作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新闻工作者要首先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接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以及共产党的新闻宣传纪律教育等,以担负政治和历史责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7月21日在中共党史工作会议上,发表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共产党历史的错误倾向的讲话。

温家宝8月21日在深圳考察期间讲话说:“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停滞和倒退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温家宝8月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

9月6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胡锦涛发表的讲话:“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要胜利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奋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9月10日,江西抚州宜黄县因强制拆迁导致三人自焚,宜黄县县委书记邱建国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两名家属16日打算乘飞机前往北京上访,但在机场却被县委书记邱建国亲自带领44名官员围堵厕所截访。

温家宝9月底出席美国联合国大会期间,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专访时说:“我相信,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将会决定未来”:“人民的愿望是不可阻挡的,顺者昌,逆者亡”。“言论自由在任何国家都不可缺少。”“我经常讲,不但要让人民有言论自由,还应创造条件,让人民有批评政府的权力。”

10月16日,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一篇关于“民警维权工作”的讲话稿里,首次提出要对“歪曲事实”的报社和记者进行起诉,并称之为“双起”。

《人民日报》10月28号发表评论文章,题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才能实现富民强国》,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积极稳妥的进行,不能追求西方政治模式。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国际论坛还转载《环球时报》的文章《西方政治模式是不可复制的》,批评以政党轮替,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政治模式。

中国共产党党刊、由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求是》杂志发表赵强的评论文章《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有学者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现在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这恰恰证明我们的制度是正确、有效的。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让中国走苏联的路。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中国青年报》资深媒体人李大同11月对该文评论:“你自己作孽,人民抛弃你,说是新闻媒体把你弄坏了,这是胡扯,言论能够把你搞倒,哪个政权是言论搞倒的?自己不作孽,谁能做到。他的表态,根本就是不要改变,期望改变也是做梦。”

《光明日报》12月14号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利益诉求不畅,导致社会心态恶化》,第一个原因是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第二个原因是城镇化及大规模人群流动;第三个原因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互联网。对政府提出了四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要健全完善制度生成机制,说要用合理的政策设计来调节社会心态;第二个是政府要转变工作作风;第三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以党心赢得民心;第四,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12月,在北京邮电大学招聘并演讲的《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人民搜索网总经理邓亚萍向台下的同学们表示:“《人民日报》62年无假新闻”,也同样引发了网络上一片哗然。不少网友希望“人民搜索”不要把钱学森当年为鼓吹亩产万斤而做的“科学解释”给过滤掉。

以揭露各国政府秘密文件为己任的维基揭密网站最新公布的一份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备忘录中透露,2007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统计局公布的GDP数据是“人造”的,不可相信。路透社12月6日的报道说,李克强表示,他不相信中国统计局的GDP数据,他是根据用电量、铁路运输量和银行贷款三组数据来判断中国的经济状况。

【民主中国】201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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