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美国之音记者陆扬来电话,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叫我这个中国人权观察主席谈谈看法,我这才惭愧的想到,自己真像刚会驾辕的牛马——只知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
恰好在此期间,我已经从汉阳监狱被绑架出来一年了——我是于2010年11月29日被其副监狱长赵江利下令让几十个武警、特警抢走近两千万字的文稿后抬上武汉公安派去的警车强行抓出(!)汉阳监狱的。
一年来,自己虽几乎不出家门,却因为写文章发人权信息,又被抓捕了十余次,还被绑架和非法拘禁一次(五天),无理行政拘留三次(每次十天)。
不管怎么说,一年来中国人权状况的演进和我个人的亲历是息息相关的,我自己在为中国的人权事业奋斗的同时,深深感受了整个中国在这一年中人权状况严重恶化的现实——也应承认,到岁末年终之时好歹开始“探底回升”。
一 今年人权恶化的特殊背景
在述评这一年的人权状况时,首先,我要指出,自从毛泽东作古、国家走出文革造成的回归野蛮时代的历史大倒退误区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总体上是在缓慢进步的,虽说每进一步往往也要退个大半步。从最近来说,在举办奥运会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就处于持续倒退的状况。也正因此,我出狱后几十年的老人权活动同道李海就告诉我“你出来得真不巧,现在是控制得最严的时候”,但是他却没有料到,随后当局的人权政策会更加严重的倒退,以致连他本人也在这种倒退中被无端抓去一个多月并受到非法虐待。
决定2011年中国人权状况变化的因素,除了一般的历史演进和近年的背景情况外,还有几个重要的特殊因素:第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魁首还差一年就要大换班。就是民主国家,总统要下台之前一两年也被称为“跛鸭”,中国则还在沿袭帝制时代的历史规律——统治者更替之前夕,即使弊政重重也绝不改正。这样,以“维稳压倒一切”——包括压倒法律、压到正义、自然也压倒人权——为特色的2011年,出现各种骇人听闻的人权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是世界上最为专制保守的政治板块中东——阿拉伯国家爆发了民主革命浪潮,为此海外一些异议人士在网上发起了“茉莉花”运动,由于对世界民主潮流的天然畏惧,加上二十几年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尚令其心有余悸,当局立刻做出了极为强烈的过敏反应。
第三是今年为中国区县级人民代表的选举之年,虽然当局早已从法律上被迫承认中国公民有直接选举区县级人民代表的权利,但出于对丧失独裁权利的恐惧,在上述背景下,对这个民主的滩头阵地当局的表现也和从前判然有别,表现出了对其1998年就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极大漠视。
二 今年人权恶化的几个表现
首先,今年人权恶化的最主要表现是当局置自己指定的宪法和法律于不顾,大面积的违法抓捕人权活跃人士。
人权人士,特别是人权律师的处境,是当代世界一切国家人权状况的基本指标,固然,他们的人权有保障并不能说明整体人权状况的改进,但是,一旦他们的人权状况恶化,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则必然极其严峻。因为当一个国家的人权人士尤其是人权律师基本人权不保,那么任何公民的人权受到再严重的侵害也都没有人来加以揭露了,例如中共建政后的前三十年尤其是文革时代就是这么个情况。
从今年二月份海外异议人士在网上发起“茉莉花”运动开始,不知所措的当局立即开始大量无理抓捕著名的维权人士,如范亚峰、李海、刘德军、艾未未,尤其是维权律师,如江天勇、滕彪、唐吉田、金光鸿、杨再新等等,并且完全不顾当今中国的法律,连最基本的法律程序也不遵守,常常直截了当的告诉当事人,这次抓捕是不必遵守任何法律规定的,不仅对他们进行可怕的人身残害——带黑头套、直接殴打、闷气、长时间罚站罚坐,而且威胁他们可以对他们以私刑处死并且不让外界知道。经过几十天极为恐怖的迫害认为已经令他们胆寒使他们屈服了之后,又要求他们做出不得向外界揭露真相的书面承诺后才将他们释放。
其次,今年人权恶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也和当局置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于不顾有关,那就是全面打压民众依法参加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
由于当局完全关闭了在中共18大之前进行政改、甚至完全杜绝了放松社会政治自由度的可能,按照不进则退的规律,今年的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中各级政权自然选择了比从前更加严酷的对策。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曾经当选人民代表,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参选的独立候选人、湖北潜江的姚立法,早在今年六月份就被地方当局无理的控制起来,每天几十个人开着车把他押着在各地乱走,当他深夜跳楼逃出虎口之后又在全国对他进行大搜捕并从北京带回,带回后继续非法全日拘禁,不仅不给他看伤,而且长期饿饭,大热天不让洗澡不让换衣,折磨得他差点重病死去(急性胰腺炎),这才送回家两天,见情况有所好转,就又开始“走读”,每天早上七点接走,夜里十点才送回,以防他对全国选举进行指导,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姚立法还是一有条件(深夜回来后)就坚持开展指导全国区县级选举的工作。
今年区县级选举中,就民间而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现象,那就是大量公民尤其是妇女组团参加选举,仅在北京就出现了两个公民参选团,当局对此自然恐惧万分,很快就采取了一系列完全违反中国当前法律的措施。例如,将北京第一公民参选团成员野靖环、何德普等十人非法扣押在派出所,在他们的助选日把他们控制在家里,将独立候选人吴丽红非法判处十五天行政拘留,甚至在十五天期满后又非法绑架到成都拘禁直到选举之后,在选举前故意让独立候选人拿不到推选表格,到选举日又设法不让参选人到现场,选举后还不依法公布选举情况,如此等等,总之是全程阻碍独立候选人依法参选。
不仅对公民组团参选不遗余力的加以打压,而且对几百个以个人名义单独参加选举的公民采取了同样地压制措施,即使是从前作为独立参选人当选了的公民如许志永、吴青等人今年也受到了公开打压。自从1980年公布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法以来,每次选举中总会有几个主客观情况特别好的独立参选人被侥幸选上,当局也乐得把他们当做花瓶以显示一下“民主”,但是,就像晚清末年满人为了维持少数民族统治居然开始减少汉人官员数量一样,今年北京独立参选人数高于往年许多倍,但是,由于当局为了维持现状,已经丝毫不顾及法律脸面,在动用一切合法和非法手段的情况下,结果居然没有让一个公开参选的独立参选人当选!
第三,陈光诚问题本来就令举世关注,今年以来发生的情况更是登峰造极。
陈光诚作为盲人律师为了维权被判四年半重刑已经是世界法律史上的旷古奇闻,中国法律史上的永恒耻辱,他出狱之后,当局居然举沂南县之警力,在整个山东甚至全国警方的协助下,全力封锁他的信息,绝对禁止任何人和他接触,把一波又一波自发前去探望他的中国公民甚至外国记者进行抢劫、殴打、驱逐出境。
巾帼女杰刘沙沙、妙觉法师、刘萍等人出于爱心一次次前往却一次次被殴打抢劫后赶走,李宇等男同胞在前去途中甚至被打的死去活来。
以八千万党员、几百万党军的执政集团,举国家机器之暴力,以每年至少五千万元以上的预算,去对付一个双目失明的维权公民,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力量对比最为悬殊的战斗,真所谓“王者之师必出万全”,面对这种打压,陈光诚哪还有半点挣扎的余地?
然而,迷信“枪杆出政权即真理”的执政党忘记了当今世界是正义至上的世界,当今时代是人权至上的时代,以举国之力打压一个维权盲人,其实等于是在造神——制造新时代的伟人!
相反,如此不遗余力的侵犯一个盲人的人权,如此荒唐的侵犯全国公民和全世界有良知的人探望一个盲人维权律师的人身权、财产权、行动自由权,显然只能给当今世界的人权纪录提供一个中国式的范本,充分说明今日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劣到了什么地步。
尤其要指出的是,组团去看望陈光诚的人很多都是自己有冤屈的访民,他们都有着和陈光诚异曲同工的被侵权经历,显然,陈光诚的人权状况绝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今日中国人权状况的具象和缩影。
第四,说到访民,无疑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现代国家法律至上,制定法律的原则是正义至上,当今时代人权就是正义,所以任何人的人权受到侵害,都可以通过法律讨回公道。
中国却行政权力至上,行政权力又是执政党的附庸。
这样,执政党官员通过行政权制造的大量问题,只能通过向更高一级的执政党和政府机构反映才可能得到解决。
如此一来,“上访”和越来越多的访民就被大量制造出来。虽然绝大多数人不能通过上访解决问题,但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也不是没有,这样,对通过上访找到“青天大老爷”抱有幻想的“访民”群体也就以加速度的方式积累起来,每天每日总有几万到十几万聚集在北京,就全国来说,总人数恐怕数以千万计。
访民对最高当局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最高当局对访民则抱有无法释怀的恐惧,因为这些满怀不切实际的希冀和绝望的悲愤的访民从全国涌向北京后,只要有对当局而言非常重要的场合,都会大批大批的赶去,希望以惊人之举震动统治者,从而迫使地方当局解决自己的问题。
应该说明,大量访民齐聚北京对今日中国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此前文革结束时的1978年前后同样如此,但那时人们的要求从现在看来太可笑,无非是争取一纸平反证明,“劳民之易于为仁”,所以邓小平、胡耀邦搞了个“平反冤假错案”运动立刻使大量积累问题被化解。
但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几乎每个上访者都涉及被地方当局、贪官污吏掠夺的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金钱,像2007年征集了一万多访民共同上书中共17大的黑龙江的刘杰女士(为此被劳教两年)就是家庭农场被农管局抢劫招致近千万财产的损失,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最高当局给了她公正,地方当局不仅得让许多官员坐牢,而且得赔大量金钱,对当局来说,这么做不仅是自毁墙基,而且哪来那么多钱赔呢?
这样一来,上层要维稳,下层要维护即得利益,上下结合的结果,就是对这个制度造成的几千万访民进行不择手段的打压。所以,当局的处境越艰难,对访民的打压就越残酷,由于本文开头指出的社会历史背景,今年对访民的打压也就登峰造极,北京的马家楼、久敬庄作为关押访民的黑监狱早已臭名昭著,而各地的驻京办把访民抓回去之后则要么关精神病院,要么送进“法制学习班”。
作为中国人权观察主席,本人接到过大量这方面的报告和投诉,例如江苏无锡把强拆户关进“法制学习班”以恐吓、饥饿、毒打来迫使其签订不公正协议,甚至按照电影《白毛女》的教唆把人打昏后强按手印的事也不时发生(详见《无锡地方政府强拆致大量人员死伤简报(4——1)》。
第五,尽管中国已经有了堪称体系化的法律,也有了看似公正庄严的各级法院,撇开法律本身存在大量不公正不合理的内容不论,就是对现有法律当局也是权充玩物,对自己有利就执行,对自己不利就不执行,甚至不惜翻过来执行,如前所述,就连律师也可以大量遭受非法抓捕关押,何况平民百姓!
这样,举国上下希望寻求司法公正的人一再被非法打压。
如前所提及的吴丽红案,就是因为受到派出所警察的非法侵犯而提出了行政诉讼,当局却久久不予开庭,直到已经要过期时,才因为吴丽红宣布参加人民代表选举而匆匆开庭,开庭的目的却不是还吴丽红以公道,而是找借口把她关进监狱以进行恐吓,不仅如此,甚至把为她做辩护人的两名街坊也和她一起处以了十五天的行政拘留!在处理过程中,甚至无端用电棍把她击昏,致使吴丽红关进拘留所后几天几夜昏迷不醒,就这样还不算,到期后因为引起了民愤,为了避开示威群众,居然在到期的当天凌晨零点把她从拘留所绑架出去送往外地!
普天之下,哪有这样反向执法,无端把原告抓进牢房关押十五天到期后又绑架到外地去的?
当然,司法过程中更普遍的问题是公民依法提起诉讼,法院却拒不受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像往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的受害人就一直被中国全国的法院拒之门外,至于强拆民房的受害人提起的诉讼被拒的情况就更加普遍。
正因此,上海的著名维权人士冯正虎毅然发起了“我要立案”的活动,并受到了广泛的响应,然而,他本人却在11月底被失踪。
这些情况表明,今日中国司法体系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是多么严重。
第六,以言治罪问题仍然突出。
今年以来,又有不少公民遭受以言治罪的厄运。
杭州的朱虞夫今年夏天被当局抓捕,原因就是他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意见看法,为此当地的公安局检察院一再对他提出“煽动颠覆”的指控,却均被法院驳回。问题是,11月法院驳回后,公安一直还没有释放朱虞夫,这样看来,他被当局劳教的可能性仍然不能排除。
湖南新化的罗美华因为撰写《讨共檄文》于10月被捕,关押中,家人积极“活动”(应其要求暂不披露具体内容)半个月后,意外的获得释放,据未经证实的消息,他能免于治罪的原因,其实是该省负责人针对他的案情说了不应再以言治罪。
云南昆明的曹海波也在那段时间因为同样原因入狱,他的情况是第一在网上搞了一个振华会,第二在电脑中存了些自命共和党领导人以及相应的党徽之类的东西,此外,海外有人给他封了什么头衔,但他并没有理会,他可能就没有罗美华那么幸运了,目前仍然不能排除会被判刑的可能。
第七,不给刘晓波家属探视权,反而对其妻子进行软禁。不管刘晓波为什么入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明文规定,犯人有会见亲属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就不容非法剥夺。何况刘晓波只是因为言论和思想入狱,并且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异议人士。在这种情况下,当局不仅不保证其家人的探监会面权利,而且把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软禁在家不准出门,也不准任何人探视,此种做法不仅完全非法,也毫无人性,充分表明了当局对自己指定的法律的藐视,和对新千年的人类共识——普世价值的敌视。
鉴于历史上法西斯德国和前苏联也没有做到这么严酷的程度,当今中国当局的此举显然使其倒行逆施的记录增加了一个绝对不光彩的标识。
第八,网络控制仍然依旧。
互联网的发明使人类真正被完全连接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不仅一切人可以即时交流,而且为联合国人权文献规定的不分国界传播和接受信息提供了最佳工具。然而,中国今天却仍然存在着将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隔绝起来的网络“柏林墙”。
不仅如此,因为在网络上发表言论而被治罪的现象也极为严重,以上提及的朱虞夫、罗美华、曹海波都是例子。
第九,为茉莉花抓捕关押大量公民。
这个问题相对复杂,问题的焦点,应该说是中国究竟应该让茉莉花飞成选票,还是让子弹飞成人头。可惜的是,当局再一次选择了会重蹈罗马尼亚、利比亚之类国家覆辙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因为海外有人在网上发起一个散步运动,就大量抓捕可疑对象,甚至将完全无辜的公民抓去长期拷问(如安徽蚌埠吴乐宝),这种中世纪的做法是和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公约以及中国宪法“国家保障人权”的承诺背道而驰的。当然,在压制住了茉莉花散步运动之后当局逐渐脱敏,因而陆续将绝大部分被捕者释放了,这是应该肯定的。值得指出的是,迄今为止仍然有不少人继续被关在牢里,例如湖北咸宁的高纯练(理由是把第一批散步城市从13个加到14个,加了一个贵阳),四川的陈卫(理由是转发了茉莉花消息),并且准备对他们处以刑罚。
以上关于2011年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表现只是基于本人关注的方面,其他关于宗教等大量问题就不必说了,即使是以上提到的方面也是挂一漏万。
三 当前中国改善人权的焦点问题还是“起点”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陆扬问我,当前中国人权问题的焦点究竟是什么。
对此,我的浅见是老子说得对:“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
今日中国,就人权而论,一方面是百废待兴积重难返,一方面是世界上近千年积累起来的人权观念和权利体系一起涌进国门需要我们消化。再从社会生活现实来说,不可容忍的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也比比皆是,统统需要尽快解决,否则必将形成一个爆炸性局面,这倒不是只指政治方面,而是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说白了,由于市场经济时代所需要的观念体系和规则体系建立不起来,中国必然全面陷入“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丛林法则主宰的状态,其结果,在强权尚存的情况下,就一切以权力背景大小为转移,当强权崩溃以后,则一切由拳头大小来决定,由掌握的暴力工具多少来决定,也就是重蹈20世纪覆辙,在军阀混战中“枪杆子出政权”!
这类问题,通俗的说就是中国如何才能尽快进入一个商业文明时代的“讲理时代”。
商业文明的社会逻辑起点是“公平交易”,也就是大家都能作为自己和自己财物的主人和其他人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易。正因此,人类历史上最初的两条关于权利的立法就是(男子)私有财产权和言论自由权,它们由尼德兰共和国法庭于1581年确立。正因为欧洲有这样两个权利作为基础,其权利体系才能循序渐进的牢固确立。反观以上列举的中国今年的重大人权问题,往往不是纯粹的私有财产权问题就是纯粹的言论问题,即使是看似与此关系不大的方面,其实也只有在私有财产权问题和言论自由权问题得以解决的基础上才可能迎刃而解。
两千多年前中国先贤孟子就说过:“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淤吏必慢其经界。经界即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也就是说,只要产权公正明晰,社会就可以安定因此,私有财产权问题的解决是一切问题能够解决的前提,而中国目前的物权法不包括土地,这就使乱拆民房谋取巨额土地差价成为全国贪官污吏的共同选择,反过来说,土地私有权也就成为安定中国社会的前提,而在市场经济时代,这一条是可能在政治民主化之前就做到的。
当然,在今天,更重要的是言论自由权,没有言论自由权,就没有道理可讲,至少不可能充分的讲道理,只能在强权允许的范围内说话,这就是今日中国的现实,而且,在一党统治下,无论其多么开明,也不可能给人民以完全的言论自由权。
然而,从西方、从世界来说,历史早已证明,私有财产权是人权之根,正是由它派生出了全部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
但是,与此同时这一切也是靠运用言论自由权才能取得的。
没有言论自由权,民众“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一切只能任强权宰割,哪还可能争得其他权利?事实上,对于市场经济来说,言论自由权和私有财产权的价值是等同的,如果我不能以言论坚持我的私有财产权,我还能从事实上保住我的私有财产吗?当然言论自由权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坚持对自己财产的主张,其实,几乎全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都是建立在言论自由权基础上的。正因此,我们可以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强有力性充分认识到它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基本作用。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忽视其他公民权利和全部政治权利的重要性,而是要说明:只有确保言论自由权,其他权利才可能争取到,也才可能充分获得。
言论自由权在当今时代绝不仅仅是一个让人说话、能够说话的问题。
第一,对一切人,包括被判入狱的犯人,包括未被处决的死刑犯,都应该拥有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权(眼下我本人就因为“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而被当局剥夺了言论自由权,这就是我回来一年被抓十几次,并且关押四次35天的原因)。
第二,言论自由权就是和社会沟通的权利,因此客观上包括了出版权和新闻自由权以及运用一切媒体不分国界的接受和传递信息的权利。
第三,也包括了宣传自己的思想信念的权利,尤其是拥护和反对政府、特别是要求更换政府的权利,更不要说反对执政党、反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第四,还包括了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及其他任何主张的权利。
第五,尚要专门指出,言论自由就是发表错误意见的权利,不能因为人家的意见被我个人或者集团或者政府认为是错误的就不能发表,错误的意见只能靠公平的行使言论自由权本身去存优汰劣。如此等等。
简言之,只有严格充分确立私有财产权和言论自由权,整个人权保障体系才可能牢固的建立起来。
当然,面对几乎一切权利都受到严重侵犯的严酷现实,我们也绝不能忽视那些当务之急,在由于共产主义大实验耽误了中国人权建设一花甲时间的情况下,我们即不能无视打好基础——全力确保私有财产权和言论自由权,也不能不根据形势的需要关注其他人权问题,加强其他方面的人权建设。
四 明年人权展望
应该说,今日中国社会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状况,当局的许多弊政已经走到了尽头,由于其连自己制定的法律也不遵守,对他自己来说他往往也不合法了,然而,通观人类历史,“作法不自守”的政权总是难逃“多行不义必自毙”结局的,所以,这个政权正处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境地,或者说面对着“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局面,非改弦更张绝不可能长久维持。
但是,明年是中共领导班子的换届之年,由于中国的政治列车仍然在王朝循环的历史固辙中空转,每到一代统治者的末日又总是特别僵化,这样,在换届之前,中共的政策是不会有变化的。
这就意味着“稳定压倒一切”,包括压倒正义、压倒法律、压倒人权的局面在明年基本上不会改变,更不可能有大的变化。
这样,对中国人民来说,明年仍将是一个言者有罪的一年,仍将是一个动辄得咎的一年。
但由于中国离世界已经太远,统治者为了不落下太恶劣的声名,在能够维持局面的情况下也不愿在回头路上走得太远,所以,如果国内外不发生大的变故,那么回暖势头还可能继续。
相反,如果发生了可能令当局感到恐惧的变故,那么人权状况继续倒退也绝不奇怪。
与此同时,文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改革开放”为意识形态代用品的效用也已经发挥完毕。
所以,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成熟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完成,人权状况已经不再由当局单方面主宰。
换句话说,今日中国已经进入了可以博弈的时代,劳工已经在和资本家博弈,消费者已经在和商家博弈,民众已经在和政府博弈,反对派已经在和执政党博弈。
尽管由于规则不公正,这是不公平的博弈,但民间维权力量已经全面登上历史舞台。
而且,这不是一个单一性的力量,而是一个由多个阶级、多个集团、多种意识形态组成的复合体。
所以,中国的政治生态正在回归自然,中国的市民社会正在走向成熟,由此形成的争取人权的合力,是政府和执政党所不可抗拒的。
正是这一事实,决定着中国明年的人权状况应该稳步回升。
从长远说,更决定了中国社会必将回归世界主流文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必将在全民的争取下迅速向当今世界民主国家的水平提升。
2011.12.8于武汉
【《零八宪章》月刊】201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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