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阵总部发言人 彭小明
盟军彻底打败德国法西斯政权，解放了被关押的集中营囚徒以后，不久就传出了骇人听闻的历史真相，纳粹法西斯盖世太保不仅逮捕囚禁犹太人和政治反对派人士，而且把它们当作奴隶劳动力，强迫劳动，更加灭绝人性的是，他们把囚犯押解到所谓“最后解决”的奥斯维辛等死亡集中营，让犯人脱衣、脱首饰、脱鞋袜之后，把他们送入毒气室，利用最先进的化学毒剂，使其迅速死亡，挣扎、惨叫和苦状都被封闭而不为外界所知，“节省”人力和工序，系列性“合理”操作，一“气”呵成。
从五十年代到本世纪，《最后阶段》、《辛德勒的名单》等文艺作品都介绍了这些真实的历史。无独有偶，也是在德国，但是在纳粹覆灭之后，又发生了利用先进科学手段制造死亡的案件。
在德国的废都波恩市历史博物馆，有几个玻璃瓶展品不太引人注目，如果仔细观看并阅读说明文字，就会惊异不已。玻璃瓶内密闭的是当时东德社会一部分异议人士的身体气味标本。党政领导可以利用警犬瓶中的气味标本找到他们的行踪，以便抓捕审讯。
2000年第12期《明镜周刊》刊登了一篇报道《射线的蛛丝马迹》（Spur der Strahlung），介绍的是东德国家安全机关斯塔西（Stasi）的人员动用放射性物质追踪异议人士的故事。鲁道夫巴罗（Rudorf Bahro）是一名东德共产党干部，担任柏林某化学公司的部门经理。他曾在自己的住宅中向他的朋友卢休斯谈到了他写的手稿，一本“批判现存的社会主义”的书。这部手稿的一些内容后来在1977年曾经由《明镜周刊》刊登发表，并在当时的两个德国都引起过强烈的震撼。当时巴罗一度对卢休斯感叹说：“谁也难以预料，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巴罗哪里会想到，卢休斯就是卖友的叛徒，他是斯塔西某部的线人。他立刻向领导报告了巴罗手稿的内容和巴罗藏稿的地方。斯塔西没有立刻行动。而是采用了另外的方法。他们竟然丧心病狂的动用了放射性物质，故意撒入巴罗私藏的手稿之中。不知就里的巴罗继续暗中写作，并把手稿投寄给他的友人。后来巴罗不幸死于恶性骨髓肿瘤。斯塔西使用的放射性物质，无色无嗅，平常人根本无法觉察。他们用放射性害死了这位敢于批评一党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直的人。
1999年第20期《明镜周刊》还刊登过一篇报道《斯塔西的射线攻击》，介绍了在柏林墙崩溃，东德政权土崩瓦解的那几个动乱之日，有人发现在东德格拉市东德警察的预审拘留看守所里有一台X光发射机。但是事隔不久，这台发射机却忽然神秘地不翼而飞了。据推测是前使用者害怕德国统一以后受到司法追查，趁乱将机器搬走，甚至拆毁了。不过机器的布罩和含铅防护玻璃还在。这台机器干了什么脏活呢？原来它是放在格拉看守所摄影房里的，前面遮着幕布。用来专门对准隔壁关押的政治异议人士发射X光射线的。被照射的对象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所居住的囚室竟有这样的超级待遇，无端地被这台杀人不见血的机器慢性绞杀。
东德的异议作家尤尔根福克斯（Juergen Fuchs，48岁逝世）和异议音乐家格茹夫·潘纳赫（Gerulf Pannach，50岁逝世）都曾在这座监狱里关押服刑。发射机刚好对准的就是囚犯坐姿的头颅部位。这两位异议人士去世的时候，明镜周刊都曾发表悼念文章。
纳粹和共产党，两个一党专制的政权都灭亡了。它们的暴政劣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们的共同点是都用当时的先进科技手段来对付毫无反抗手段的囚犯。共产党政权只认阶级、暴力和利益，从不理会人心、人道和人性。朝鲜可以把年轻的美国大学生弄到口不能言，半月即死。中国的监狱和警察的手里，躲猫猫死、雷洋猝死、李旺阳被自杀，千奇百怪。高智晟牙病都不让治；刘晓波判刑获诺奖，宣传说他得到特殊待遇（重要的一条就是就医疗照顾），忽然怎么就是肝癌晚期？竟没有个中期？现在我们不便揣测辽宁监狱是否采取了现代科技的暗害手段。但是仅仅全天候软禁他的妻子刘霞这一项迫害就足够给刘晓波带来足够的心理打击了。刘霞全天候被监控，已经超过了毛时代对反革命家属的管制。癌症已经晚期了，全世界的诺奖获得者一齐出面要求中国当局让刘晓波夫妇出国就医，仍然遭到拒绝。不由得让人想起柏林墙倒塌的岁月。东德独裁者昂纳克罪恶累累，不仅对柏林墙下数百起开枪杀人血案负有罪责，而且银行里还有大量来源不正的存款。可是联邦德国法院根据医生开具的癌症证明，还是人道地将他释放出狱。半年以后，此人果然在南美圣地亚哥病死。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论语》把曾子和孟敬子之间的这段对话记录了下来，表达了儒家的人伦道德底线。曾子和孟敬子在政治上原是对立的，曾子却在临终时当面留下了这样的遗言。奄奄一息的刘晓波，命若游丝，其言也善。他的最后请求将在世界各地回响，令所有的人对中共当局侧目相看。
2017年7月8日
【民阵通讯】2017.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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