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d Anderse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2010年，奥斯陆诺贝尔和平中心，一名男子站在刘晓波的海报前。
北京 — 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于本周四逝世，享年61岁。刘晓波是一位离经叛道的知识分子。1989年学生运动中，他曾守在天安门广场，军队逼近之际，救护了现场的抗议者。因为起草并传播一份呼唤民主的宣言，他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2010年，刘晓波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沈阳市司法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了刘晓波的死讯。刘晓波就是在沈阳的一家医院接受癌症治疗的。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其妻刘霞在北京的家中受到软禁。
中国政府直到6月底才公布刘晓波患有肝癌，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基本医治无望。从官方的角度来说，刘晓波获得了保外就医。但即便是住进东北一家医院、面临死亡的时候，刘晓波仍被禁言，始终有人看押。他几十年来与这个专制政权的牢笼斗争，临死时仍然是它的囚徒。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一直被警方软禁，并处于严密监视之下。警方不允许她就丈夫的死和迟到的癌症治疗发表言论。
刘晓波危及生命的病情被公开时，刘霞在一段对朋友的简短的视频中这样描述他的情况：“不能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这段视频迅速在网上传播开来。
刘晓波的病况引起了朋友、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以及国际团体的广泛同情。在他们看来，刘晓波是一名无畏的和平民主改革倡导者。他是193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38年在监狱医院中死亡的德国和平主义者、纳粹的敌人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以来，第一位在国家监控下死亡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人们对他病情的反应说明了他受到了多大的尊重，”现居洛杉矶、一名认识刘晓波的前北京文学教授崔卫平说。“各界人士——朋友、陌生人、年轻人——在听说有癌症晚期患者被关押至死，都相当愤怒。”
Reuters 现年61岁的刘晓波5月被诊断出患有晚期肝癌。
刘晓波最后一次被捕是在2008年，在他参与起草《零八宪章》之后。那是一份呼吁民主、法治以及结束审查制度的大胆的请愿书。
一年后，北京一座法院审理了刘晓波的案子，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判刑。判决书引用了《零八宪章》和刘晓波批评、戏谑中国政府的文章。面对沉重的判决，刘晓波回以一个对中国未来的警告。
“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刘晓波在一项为审判而准备的陈述中写道：“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
受审当时，刘晓波已是中国最出名的异见者。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变得更加出名。当时他被关在中国东北狱中。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表彰他是“中国人权斗争最突出的象征人物。”
刘晓波无法亲自领奖，在颁奖典礼上，本该属于他的位置摆放着一张空椅子。他为审判而准备、却未被准许宣读的法庭陈述，被人代为朗读，作为他的诺贝尔演讲。
“无论是在精神还是肉体上，晓波都与中国及其命运紧紧相连，”刘晓波去世前，澳大利亚汉学家、他的好友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在一篇颂词中这样写道。“到头来，他的言论与行动可能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在一个专制的体制里，在一个1989年以来不过是在残酷与无情之间摆动的体制里，那些言论与行动已经注定了他的命运。”
Odd Anderse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2010年，刘晓波在狱中，无法亲自前往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女演员莉芙·厄尔曼(Liv Ullmann)朗读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刘晓波对抗争和监禁毫不陌生。1955年12月28日，他在中国东北的吉林省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忠于共产党的大学教授，他却一生顽强执拗地与专制主义抗争。
“即使在异见者中间，他也是一名异见者，”刘晓波的友人余杰说道。他曾为刘晓波写过一部传记。余杰现居美国。
他还说道：“刘晓波愿意作自我批评，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连许多民主运动中的活动人士，也做不到这一点。”
余杰回忆了大约在1999年，他第一次与刘晓波通电话的情景：“他说，‘我已经读过你的书了，有很多地方我不同意，’他批评了我大约半个小时。”
20世纪80年代，刘晓波在北京作为一个严厉的文学评论家出了名，被人称为“黑马”。知识界的一致顺从让他深恶痛绝，哪怕是以改革的名义。当时，邓小平拒绝进行与经济自由化匹配的政治改革，他渐渐将重心转向政治问题。
1989年，在北京的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改革并结束政党腐败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他回到北京支持抗议者。后来，他将该时间点描述为一个“转折点”——让他结束学术生涯，不可逆转地走上了政治反抗的人生道路。
刘晓波对学生展现了无保留的同情。他最终敦促他们离开天安门广场，回到校园。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共产党领导层将动用武力结束抗议活动；这时，刘晓波和他的三个朋友（包括歌手侯德健）在广场上一边绝食声援学生，一边劝导他们撤离。
“如果我们没有加入广场上的学生并且面对同样的危险，我们就没有资格发言，”侯德健引述了刘晓波的话。
当军队进来时，在通向天安门广场的路上，有成百上千示威者死在枪弹下和混乱中。但如果没有刘晓波和他的朋友，流血事件的后果可能更加惨重。6月3日夜晚，当坦克、装甲车以及解放军官兵朝天安门方向推进合围时，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们也守在广场。
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与逼近的军队协商，要求为留在广场的示威者开放一条安全的通道以便他们撤离，并说服惊慌的学生离开，避免冲突。
“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枪一响，天安门广场将血流成河？”根据刘晓波撰写的有关1989年的回忆录，他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这样说。
“如果他没有在现场，我相信会有人死在广场上。那是他的和平主义行动，”6月3日那晚同刘晓波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友人刘苏里表示。“晓波有一种从未消失的英雄主义情结。”
军方镇压动乱之后不久，刘晓波因支持抗议而被捕，在狱中度过了21个月。他失去了大学讲师的工作、著作被禁，共产党把他贴上煽动民运的“黑手”的标签。他随后支持包括入侵伊拉克在内的美国政府政策的行为也招来鄙视。
但他没有为此屈服。1996年，因为呼吁释放因参与示威而仍被囚禁的人士，刘晓波被判处劳教三年。
刘晓波不是《零八宪章》的发起人，但他后来参与了公开发布这份声明之前的准备，并且让它能被尽可能多的人所接受。他还在北京挨家挨户地敲门，动员知名人物签字。
这一请愿书一开始吸引了303人签字，其中包括刘晓波动员的许多中国着名作家、学者、律师和卸任官员。截至2009年5月，签字人数已达8600多人，包括海外支持者。
“他能兼顾体制内外的人，”刘晓波的朋友、同样也签署了《零八宪章》的崔卫平说： “他还把来自不同世代的反对派运动联系起来。我不认为除了刘晓波还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刘晓波和大多数其他签署者对可能受到严惩的风险不以为然。但他的妻子刘霞担心政府会严加报复。在刘晓波的审判陈述中，他感谢刘霞的“无私的爱”。
“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他写道：“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储百亮@ChuBailiang。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纽约时报中文网】2017.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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