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最后一本书的名字叫《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我们纪念刘晓波的活动,自然要回到现实中去、回到民间中去,面对动荡的世界局势,面对中国专制逆行的至暗时刻,中国民运怎么办?文明世界怎么办?我们每一个人该怎么做?
中国民运面对动荡时代
廖天琪的开场演说,提出了当今天下的一个尖锐话题:中国民运如何看待当今天下?如何面对西方民主制度?
她指出:当今的世界动荡态势世人一目了然:世界再度呈现两大阵营的冷战对抗,欧美亚民主国家VS中俄、伊朗朝鲜的极权专制等,特别是如今的俄乌战争和以巴沖突,造成人权灾难,将世界带入热战,甚至有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欧洲的几场选举反映人心浮动不安:欧盟议会、英国选举、法国选举等,极右翼势力死灰复燃,在欧洲形成社会的一大政治势力。特别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激烈竞选,民心不稳,社会分裂,美国的11月大选,牵动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走向与态势。
她提醒世人:民主制度也存在问题与困局,但是民主制度有自我修正、完善程序与规则,百年以来,民主制度曾几度发生政治、经济危机,但是都能坚定地完成修复、更正,重新步入正轨,总而言之,我们对宪政民主要有坚定必胜的信心!
中国经济、科技能否拯救中共一党统治?
潘永忠发言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经济2024年GDP增长率约为5%,2025年GDP增长率约为4.5%,从数据上观察,或许在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之际,尚且属不错。近年来,客观上中国的科技、探月工程、北斗卫星、芯片等方面有不少突破,近期中共又大肆渲染军工体系的成就,什么航母、055大驱、096潜舰、歼20、歼35等装备,是否凭这些就能巩固中共的一党统治?维持中共的制度性危机?
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的问题是严重的制度性弊病与危机。从中国几千年极权统治沈沦历史来观察,中共体制与中国皇权有几大共同点:一是相同的专制独裁统治,从家天下,变成了党天下,眼下又回到习天下;二是官民不平等、百姓没有言论自由,成为统治者的奴仆、奴隶;三是与历朝历代一样贪官污吏肆虐。
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四大盛世,最终均被制度性腐败灭朝。
比如:汉武盛世,贪官污吏有记载的约有7500人;唐朝的开元盛世,贪官污吏有记载的约有18800人;明朝的永乐盛世,贪官污吏有记载的约有28000人;大清的康乾盛世,康熙一朝贪官污吏有记载的约有15600人,嘉庆一朝贪官污吏有记载的约有17600人。中国的问题是制度性问题,这是国家灭亡的严重窟窿和弊端。
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的1982年至2011年,30年间处理的贪官污吏案子约为420万件。王岐山曾说过:习近平表示,中共领导下就不信这个邪?自2012年至今,约12年内处理的贪官污吏案子高达约409万件,尤其是涉及到魏凤和、李尚福等军队高层,令世人触目惊心。
一个健康的政权,必须有监督与制衡。民主国家通过议会、反对党、媒体、民间社团等发挥监督、制衡作用,而中共的党委始终建立在企业、组织、社团之上,其实质是丧失了社会监督、制衡机制。
总而言之,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制度性问题。中国民运的使命不改初衷:以建立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为最终目标!
为什么在伦敦举办刘晓波纪念活动?
今年的刘晓波纪念活动,原计划安排在柏林中国驻德大使馆前举行,2010年以来,德国肯普市莱茵马斯职业高校牧师、教师罗兰德·库讷(Roland Kühne)差不多每年都会与我们(中国民运)一起在这里举办纪念、示威、抗议活动,从呼吁、呐喊释放刘晓波开始,直至悼念刘晓波的逝世、谴责中共迫害刘晓波之罪行,再至呐喊释放刘霞,再至每年国际人权日的纪念活动,为台湾、香港、西藏、维吾尔、南蒙古、国内受迫害的民主人士、宗教人士等呼吁呐喊。
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主席王冠儒获悉后,与我们商议,将今年的刘晓波纪念活动放在英国党部会议上举行,这样有利于对年轻党员的教育与培训。
冠儒说:2022年刘晓波逝世五周年纪念活动是在伦敦皮卡迪里·圣詹姆斯教堂举行的,是否能再次移师来英国举行,我们参与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和提供经费后援。他特别表示了活动的积极意义,他说:刘晓波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子,纪念刘晓波、宣传刘晓波非常重要。在国内的网络上,刘晓波、六四等信息是被屏蔽的,八〇后、九〇后、〇〇后等年轻人,出国后才了解与知道这些重要信息,我们民主党党员需要这样的学习机会。
在纪念活动中,我们特意安排了年轻党员的自由发言。
党员朱双林发言:刘晓波先生的一生,活出了基督的样子,特别是“我没有敌人”,让我想到钉在十字架上的耶苏……,最后我希望大陆早日实现民主,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党员卢灵飞发言:刘晓波先生是知行合一的殉道者,中国特别缺少和先生一样道德品质特别高尚的学者,先生的诺贝尔和平奖实至名归。
党员朱司勇发言:天赋人权不应被剥夺,更不应被自己放弃,培养公民意识从我做起,中国民主宪政任重道远。
党员李景棠发言:今天是悼念刘晓波的日子,我们年轻一代会学习他的精神,继续发扬民主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民主法制是多么的神圣。只有中国民众觉醒,才能早日推翻中共统治,实现民主自由生活是中国人的梦想,我希望梦想成真。
(备注:这些年轻党员的发言由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秘书长谌彬提供)
中国民运的“大政治”与“小政治”
著名作家马建与会演讲,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民主事业是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大政治”,我们这些人的力量与作用,似乎微乎其微,其实不然,从我们身边的“小政治”入手,就容易得多,而且可触手可及。
什么是“小政治”?就是从身边亲人、朋友开始,让他们倾听我们,让他们首先理解我们,支持我们,加入我们的队伍。马建还举例说了自己如何从“小政治”入手?马建为母亲举办80岁生日庆典,他母亲有位闺密早年在中南海工作,他们邀请这位闺密也参加了母亲的生日庆典,这是一次“小政治”的极好机会。马建努力说服母亲的闺密,从客观描述与揭露毛泽东等中共统治者开始,遗憾的是他的工作失败了。
所以“小政治”也有一定的难度,我们每个人从身边亲人、朋友工作开始,这雪球便会越滚越大,这就是星火燎原的道理。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有所建树、有所成功!
坚持自由民主,台湾与大家站在一起
台湾驻德国谢志伟大使就台海危机谈到:近年来,中国武力威胁、恐吓与骚扰台湾,已成为全球风险与危机之一。天琪也提到,俄乌战争和以巴沖突,造成人权灾难,将世界带入热战,台湾问题同样是全球三大危机之一,甚至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高危险。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针对台海局势一再重申:“中国大陆所采取的行动和施压单方面改变了现状”,并明确指出“美方方针就是要确保‘台湾有事’永远不会发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南海和台湾议题上也表示:“如果台湾发生危机,那将会是一场影响全世界所有人的危机,而不仅仅是近邻。每天有50%的商业货运通过台湾海峡,世界依赖的70%半导体都是在台湾制造的。”
大家都在这样揣测与期待,几年之内中共可能不会打吧?我的想法是:如果让中国共产党觉得,国际社会都不在乎台湾的命运,习近平一定会打。但我们所接收到的美欧国家、欧盟、北约等各种讯息表明,西方民主国家联盟对于台湾的关注与重视,超过很多人的想象。
德国的朔尔茨总理、贝尔伯克外长等在访问中国时,一再明确告诉中共政府:他们的态度是“不能接受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
以往各国维护与声援台湾,传统的理由都是说,台湾是亚洲自由民主的灯塔,不可以让它被推倒、垮掉,这是一种道义的支持,democracy(民主)要support democracy(支持民主)。
最近这一年多来,我们听到的、估计各位也听到了,美欧民主国家反对中共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坚定的理由变成了四个,这很关键、也很重要。
第一、还是传统的对台湾的道义支持,同样是民主国家,不能欺辱与侵略一个民主政权。
第二、国际货物运输,即全球贸易货柜每两艘货轮就有一艘走台湾海峡,而德国的利益跟台湾的利益是相连接的。去年7月13号,德国通过了“中国战略”,以前是“对华政策”,现在叫“中国战略”,其中特别提到了,如果在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状况,它的影响涉及德国和欧盟利益。有英文版与德文版文件为依据。
所以这已经与民主不民主没有关系了,这表示台湾的利益与德国利益在一起,因为如果是民主挺民主,中国共产党政权就会说,你们这是挺“台独”,意图转移焦点,把台湾的民主简单的污蔑为“台独”。但是当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都在讲,台湾的地理位置、它在全球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我们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我陈述的比较极端一点。
第三、是指台湾的战略位置,最近几年以来,“印太”的概念取代了“亚太”说法,亚太是所谓的贸易关键词,但是印太是表达战略的关键词。所以台湾的战略位置,使得所有自由民主、以及自由贸易的国家,没办法忍受台湾被中国共产党侵略与占领。
第四、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就是台湾半导体所扮演的世界供应链的重要角色,这些年以来,台湾在政治、经济、国际贸易、军事战略等方面的重要性,已得到世界各国的公认,或者说已形成国际社会的共识。
时常有德国友人(有执政党的,也有在野党的)询问我:谢教授请问一下,你们认为我们德国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才能帮助与维护台湾的安全?
我每一次都这样回答:你们对于台湾的安危,不需一兵一卒、一颗子弹、一个钢盔,完全不需要。
德国友人: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说:在任何时候当中共政府不管在什么地方表示:“台湾自古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你们就要站出来明确告诉他们:“抱歉我们不这么认为”。
同样的,当中共对外强调,如果西藏、或者是维吾尔族、或者是香港等有风吹草动的时候,这些都是中国的国内事务,中文叫做“关起门来打狗”。“二战”后,美欧国家组成了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人权的概念远远超过民族和国家,所以只要与人权有关系的、跟人命有关系的、跟一个一个族群自由民主有关系的,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都会、或者应该发声。
谢谢在座的各位,在畅谈中国命运的时候,也会把你们对于台湾的支持、及反对中国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把它放入议事日程。我作为台湾的代表,非常感激!我也在这里要表示:我与天琪、或者是王丹、包括魏京生兄,我们2006年在德国就相识,我们的这些力量相聚,我如实告诉大家,每一次我与你们相聚,或者参加香港人活动、西藏人的活动、参加法轮功的活动、参加维吾尔族的相关活动,中国政府常常会去德国(我就不要讲什么单位部会)表示抗议。
各位想想看,有时候那些在场的人数不会超过三、四十个,但是中共为什么抗议?因为他们知道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所以我可以感受到,中国对于各位不管在美国、在法国、在英国、在澳洲、在台湾、在德国的每一次集会,第一他们都有在追踪、有在记录;第二、因为他们心虚,所以他们对于每一场活动,不管是到了伦敦,或在柏林,他们对每一场活动,都是战战兢兢地追踪。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我们的声音不消灭,他们永远寝食难安。就这点来看,这是一个比气场的阶段。
我知道你们在海外比我们更辛苦,我们台湾至少有一个扎实的家,可是这个扎实的家,我们都很担心my home will be canceled.只要台湾存在,我相信就足以让中共心惊胆战,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一个火把,一定会星火燎原。
中国大使馆举行示威抗议活动
当年下午,与会者集结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前(49-51 Portland Pl,London W1B 1JL UK),举行示威抗议活动,由黄华主持。
黄华拿着高音喇叭向中国使馆喊话,要求中共尽快开放言论、写作与新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尊重与维护西藏自由民主,尊重与维护维吾尔自由民主,废除《国安法》,恢复香港民主法治社会,反对武装威胁恐吓台湾,声援与支持台湾自由民主等,随后黄华带领示威抗议队伍喊口号:打倒共产党!结束中共独裁统治!
有青年党员也喊话:“中国共产党专干坏事,在国际上成为过街老鼠,大家看大使馆屋顶居然五星红旗都不敢挂起,他们自己都知道不得人心,夹着尾巴过日子……”有人指出:“有旗子,在树丛中。”年轻人愤怒道:“这老共真不给面子,不是都不挂了吗?今天岂不是与老子作对!”
抗议示威队伍高举刘晓波画像,及长期被关押在中国监狱的王炳章、秦永敏、王怡、桂民海、陈杰人的画像,也有朋友举着“自由台湾”、“台湾独立”的牌子等。潘永忠用话筒向大使馆与众人介绍了至今身陷囹圄的这五位民主英雄,要求中共政府即刻释放这些人民英雄,释放一切政治犯!
走出国门皈依上帝与民主园地
从德国杜塞尔多夫到英国伦敦的飞行距离仅502公里,飞行时间一小时,而廖老师和我因航班取消好一阵折腾,整整耗时13小时有余,一直处在等待、焦虑、问询、期盼与行程中……,终于于晚上10点多抵达。伦敦的谢瑞牧师来接机,她的热情洋溢、欢声笑语,犹如上帝给人们带来了温暖、喜乐、安慰,令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忘却了一路上的抱怨与疲惫。
此次赴伦敦参加纪念刘晓波系列活动期间,冠儒告诉我们:伦敦科斯塔基斯总主教(Archbishop Dr. Abraham Costakis Evangelou MBE)邀请我们参加一次重大的弥撒节活动。我们曾见过并结识了总主教,他是一位杰出的宗教与社区的领袖,几十年如一日为他人提供帮助,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他的仁爱与善良跨越种族、文化、背景和信仰,影响了伦敦整个社区,因此获得了无数奖项。2019年3月19日,埃万杰洛总主教因多年来忠实地为北伦敦的年轻人所做的杰出工作和服务,在白金汉宫荣获了剑桥公爵威廉王子颁发的MBE勳章。
身临其境,斯时洋溢着一派和平、友情与温馨,这是一次万国信徒的聚会与弥撒,来自于五湖四海的真情和友爱,以欢快友爱的音乐歌舞开启欢庆活动,信徒们用自己的语言、各国家各民族的语言,与神圣上主进行心灵沟通、祷告与颂歌,斯塔基斯总主教宣讲神圣福音,我在思绪他是上帝的使者,他在鼓舞众信徒,将目光投向和平、兄弟情谊、正义和团结,虽然人生会遭遇曲折和逆境,但人们并不孤单,主在我们心里,主在我们身边,在圣神的庇荫下,享受着它的恩赐,人生永远有一种安全感,我们可以坚强的走下去,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庇护下,前途都会越来越好。
整个仪式欢乐、喜悦、肃穆与庄严……,沈浸其中,令人感悟到一种人性的温馨,一种神圣的力量,一种爱的释放……。
弥撒结束后,一群中国年轻人围着谢牧师,她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刚刚进入英国,逃离了家乡,我们每天都在帮助这些第一次远离故土的年轻人,在异国异乡顺利的安顿下来,在上帝的家园,这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谢牧师说:这些年轻朋友都很不错,走出国门,一脚踏进了主的园地,皈依了上帝;一脚跨进了中国民主党,坚定地为自由民主奋斗。圣经中说,真正的自由来自上帝,并通过我们对耶苏基督的信仰实现,这种自由超越了政治和社会环境,使我们有能力以正义和爱心行事,圣经呼唤我们反抗压迫。
海外民运工作深度思考
俗语道: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海外的流亡政治,既普遍,又艰难,是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或者称社会政治生态,它是与专制(极权)体制并存。流亡政治,是指个人或群体因政治、宗教、种族、战争、迫害等原因,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或家乡,寻求安全或自由的状态,这些并不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一生流亡了四十年,被称之为“流亡家”,成为一个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纳粹时期曾流亡挪威、瑞典等,曾负责政治流亡者协会等。50年前他的惊世一跪,被誉为“华沙之跪”总理。
中国海外民运组织众多,王炳章是海外中国民运第一人,自1982年他创办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次年12月,他主导在纽约成立了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联),至今已历经四十余年,八九民运后数年,海外民运一度呈现高涨热潮,民运人几乎都深信不疑:三年之内我们能荣光回国!
三十余年过去,国门对民运人来说,是铜墙铁壁,是金城汤池,中国民运的现况是:组织繁杂、山头众多,各有纲领、各谋其政。虽说做到了队伍不散、口号不断、旗子不倒,但是篱笆林立,处处栏栅,矛盾交错,力量分散,成效甚微等。
与英国的王冠儒、黄华、谢瑞等相识后,经过几次讨论海外民运工作运作与走向,他们有了不少新想法与新做法:
1、民运工作社会化。海外民运必须与普通民众(华侨)工作相结合,建立中国宪政民主制度是一项社会改造工程,仅凭几十个精英人杰是改变与颠覆不了一国政体的。
2、民运与宗教相结合。民运人要有社会意识,要遵守社会行为准则,在道德规范上需要自我锤炼与完善,要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素养,而宗教信仰是一条捷径,太平天国、义和团均选择了宗教途径。
3、民运工作企业化。海外民运工作在异国异乡,没有民众基础,没有资本条件,严重缺乏社团组织运作基础,对于组织者来说,仅凭理念长期坚持与运作一个政治团队,其艰辛坎坷可想而知,长期的民运工作途径在于企业化经营与管理。
【锐传媒】2024.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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