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刚上北大不久，读的第一本所谓的“禁书”就是《王丹狱中回忆录》。那时，我认识了一位原参加过80年代韩国学运的韩国留学生，有一天晚上，他带我到留学生宿舍，神祕兮兮地拿出一本包着褐色封皮的书借给我读。当我发现书名是《王丹狱中回忆录》时，立刻被深深吸引住。那天晚上，我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一口气读到东方之既白。我用自己青涩的青春呼应着王丹青涩的青春，似乎漆黑的窗外响起了昔日的细雨与呼喊──直到天亮之后，我才回到庸碌的现实之中：跟充满理想主义的80年代相比，北大的校园早已物是人非。
与王丹的第一次相见，则是在十年以后哈佛大学的校园。那是2003年，王丹还是那张略带羞涩的娃娃脸，虽然比我长四岁，看上去似乎比我还要年轻。又过了十年，王丹从哈佛大学毕业，辗转到台湾的大学任教，展开了历史研究和人权活动之两翼，深受学生及台湾年轻人的喜爱。岁月沧桑，海外民主运动潮起潮落，中国国内情势日新月异，这一切都没有洗去王丹身上浓得化不开的理想主义气质。从这本《王丹回忆录》中就可发现，王丹一辈子都变不成老谋深算的政客──当年，他放出的“最大的愿望是当北大校长”的“狂言”，确实是他的真心话。
惟有“恒久抗争”才能走向胜利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写道：“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这里的“肩住黑暗的闸门”的比喻是有典故的：在关于隋朝末年好汉们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的历史小说《隋唐演义》中，阴险狡诈的隋炀帝设置了一个巨大的演武厅，让英雄豪杰们为争夺天下第一的名号自相残杀。然后，隋炀帝在大门上安装了一道千斤闸，企图将众人一网打尽。出乎其意料的是，一名像《圣经》中的参孙的大力士、号称“天下第四条好汉”的雄阔海，在闸门落下的一瞬间，发出神力将其扛住，从而将身处险境的英雄们全都放走。但是，由于没有人来替换他，最后他殉难于此。鲁迅自我期许的这个肩起黑暗的闸门的英雄，可以与西方文学经典中推着石头上山的薛西弗斯、冲向风车的唐．吉诃德并称为“理想主义三杰”，其悲剧性甚至有过之。似乎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先驱者们最为经典的形象：肩起闸门，步履蹒跚，向着光明的方向决然前行。
若以1989年被中共当局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在此后二十多年里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而论，堪称中国在惊涛骇浪的“出三峡”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当年，枪响之后，这群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的学子，如蔓藤一样被连根拔起，扔到大洋彼岸。“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统统只能在梦中重现。然后，从举世瞩目、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顶峰，跌落到毁谤铺天盖地的低谷，人生宛如过山车，个中甘苦不为外人所知。在他们当中，有的淡出了愈走愈窄的民主之路，有的华丽转身成为腰缠万贯的商贾，有的甚至背叛当年的理想与热血而与强权共舞。我曾经想，如果能访谈到这二十一人，写成一本访谈录，写他们二十多年来的变与不变，一定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当然，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计画，因为其中的某些人之间早有“不图老子与韩非同传”之心结。不过，在尚未梳理出当年学生领袖的群体形象之前，从王丹的这本回忆录中，读者自可欣慰地发现，还是有人在继续走那条“少有人走的路”。
王丹将“六四”当做一道不可放下的闸门，二十多年如一日扛在肩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些年来，我到处奔波，凡我所到之处，几乎都会涉及‘六四’这个主题……我感受到的温暖和支援远远大于冷漠和攻击不止十倍。”王丹面对的对手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巨人──荷包鼓鼓的中共就像英国作家路易斯在《纳尼亚传奇》中塑造的那个冷酷凶狠的白女巫，其手指挥舞之处，一切生机勃勃的花草虫鱼都凝固成冰天雪地。而“六四”被冰封在“大国崛起”的幻想的最底层。
从表面上看，中共在这场“舆论战”中取得了暂时的成功，而王丹的抗争则走进了漆黑得看不到尽头的隧道。二十多年以来，“六四”屠杀在中国当代史上成为一面硕大的天窗，成为温家宝口中实现经济繁荣必须付出的代价。天安门母亲沦为不可接触的“贱民”，天安门母亲最亲密的朋友刘晓波身陷牢狱，王丹甚至连累温柔坚韧的母亲成为无辜的囚徒。但是，如林肯所说，谎言可以暂时欺骗所有人，谎言可以永远欺骗部分人，但谎言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当“六四”的真相从冰层之下脱颖而出的那一刻，必定是中共刻意营造的“复兴之梦”彻底灰飞烟灭之际。在这个意义上，王丹的恒久抗争，王丹的着述与演讲，王丹在台湾给那些在和平与富裕的年代里长大的学生所上的每一堂课，都是推倒“中国的柏林墙”的努力的一部分。
“北大人”还不是真正的“知识人”
80年代末，王丹就读的北大，尚有“五四”遗风的存留；90年代初，我就读的北大，则在政治高压和商业诱惑中连一张书桌都摆不下了。在王丹的回忆录中，我从很多蛛丝马迹里可以发现，“八九”民主运动绝非偶然发生，那是80年代一波三折的思想解放运动或启蒙运动所催生的必然结果。
近代以来，面对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转化为现代“知识人”。在此一过程中，国族的转型与个体的蜕变，撕心裂肺，凤凰涅槃，让人不由不悲欣交集。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从京师大学堂到国立北京大学，从严复到蔡元培，“北大人”堪称这一群体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生命模式方面转换的先锋。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在北大当过临时工的毛泽东，在教育界首先就拿北大开刀，几番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使得北大“相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受到残酷摧抑。不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80年代的北大部分地恢复了当年的荣光，从王丹的经历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他，可以组织社团、编辑刊物、联络知识界名流，生活斑斓多姿，青春如光闪烁。由此，也奠定了王丹一生都执着的“北大情结”。
但是，“北大人”还不是真正的“知识人”。其实，王丹对“北大人”这一身分亦有所警惕，对这一名称背后的傲慢和虚骄也有所认识。何谓“知识人”？历史学家余英时倡导用“知识人”的说法取代“知识分子”。他认为，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知识分子”用了几十年，从前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就变质了。所以，余英时不想再用。他强调说：“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人”，必须具备精神上的超越性、经济上的独立性和价值上的恒定性，而在“北大人”的传统中，却渗透了“学而优则仕”、“天下兴亡，唯我有责”的士大夫的优越感以及对权力的依附性。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重现了帝国时代公车上书的模式，比如三名学生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外面的台阶上，双手高举请愿书，悲情固然有余，却自我放弃了在政府面前的平等与独立。而在很多与军队对峙的场景中，学生、市民与军队唱的居然是同一首革命歌曲。这种反抗者与反抗物件之间的“精神同构性”决定了运动必然走向失败。
在探讨八九民运失败原因时，王丹首先提出“思想基础”的薄弱。他指出：“整个运动的过程中，理论旗帜上大书特书的始终是‘反腐败’、‘反官倒’、‘新闻自由’这些民主的基本操作方式；只有在6月初的刘晓波等四人绝食中，才提到了深层次的问题：民主运动的非暴力原则和知识分子的参与使命。参与运动的绝大多数人，并未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这次运动的深远意义，而只是把它当做十年来又一次针对某一具体社会问题的不满爆发，这就削弱了运动在理论上的号召力，没有能切实地激发出广大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对于广大的参加运动的基层人民来说，由于缺乏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上的训练，在关键时刻也出现了迷茫、混乱、非程式化和非理性化的做法。”这个分析敏锐而中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独大的“国”和封闭的“家”的二元结构，而缺少具有自治精神和自足力量的民间社会。用王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政治文化，过于强调倚靠‘清明政治’，也就是说，个人过分倚赖国家，不是把自己当做国家的主人，而且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本来应当是为个人服务的国家身上。”对比韩国的学生运动及台湾的学生运动中对公民社会的自觉追求，仍然将改革的动力寄托于中共高层的“八九”民运，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直到今天，“北大人”离“知识人”依然距离遥远。在北大教授中出现了林毅夫、朱苏力、孙东东等为党国体制涂脂抹粉的御用文人，也出现了孔庆东、韩毓海等为“文革”和北韩金家王朝辩护的极左派乃至毛派，北大的声誉一次次在“腐败门”和“淫乱门”中遭受重创。在中国社会剧烈转型、贫富悬殊、腐败肆虐的今天，民众很少听到“北大人”发出坚定、独立而清晰的声音。也许，真的要等到有一天，王丹归去来兮，当上北大校长，北大才能重振雄风，“北大人”才能提升为美国学者罗素．雅柯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所说的“以大学为根据地，充实滋养政治与文化生活的公共知识分子”。
（待续）
【自由时报】2013.04.07
0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