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放弃尊严，满足于一日三餐，像动物一般活着，我原可以像父亲那样在尘世中得过且过。只怪我不甘平庸，钟情于写作与理想主义，才加入了独立中文笔会，走上了异议作家这条路。
我父亲出身寒门，最初职业是黄包车夫，他和平时期挥汗如雨，四肢为肠胃效劳，战争还未降临，就参加了由彭德怀元帅签名的“第二类预备役”，志愿“为中苏友好与世界和平，作出努力”。因此这个愿意为政府做牛马、为夷邦充炮灰的顺民，虽然经历了三年之久的饥饿、漫无尽期的寅吃卯粮，以及一星期的关押审查，仍然安稳度过了他七十有余的春秋。
在健步如飞的挑河泥中，在漆雾弥漫的车间里，我凭着双肩和喷枪，继承父辈劳动的衣钵，起初也是一个合格的工农之子。此外，我服从政府，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教育，从小就接受蒋家王朝为“蒋匪帮”、日本国旗为“膏药旗”、“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说法。观念之深刻，以至于现在目睹“12角星”、赛场上升起得胜的“太阳旗”，仍觉得不适。江先生与外国总统泛舟荡漾吃烤肉，也让我感情上转不过弯来。其原因：多年或左或右反复无常的教育，造成我思想与情感的严重背离，而患上了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
我8岁参加少先队，15岁欲申请加入共青团，文革时期，免费帮助毛润之打倒刘少奇，插队时期，主动要求上山下乡。我会票友一些忠字舞，还会“含着泪儿绣红旗”，歌唱不少红曲，《造反有理》、《大海航行靠舵手》更滚瓜烂熟。
如此上进，最困难时仅有的财物仍不过是一腔荷尔蒙，以及咕咕的饥肠，和一件满是盐霜的衬衫。守身如玉的童男被当作小流氓来诬陷，顶墙头、扁担绑，关押一个月；舞文弄墨的文人被当作坏份子来监控，受威胁、吃生活（殴打），迫害没个完。他们抄袭了未卜先知的奥威尔，重现了《1984》的场景，架设天罗地网，网罗线人密探，让人呼吸急促、插翅难逃。我好多次有事没事到乡下的朋友处，都是为了苟延残喘，回避那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说老实话，我实在不愿意没完没了地在摄像头中扮演一个角色。我自知当不了影视明星，只要刺刀不逼着我，也不想当什么群众演员。我觉得许多人也许厌倦了象征迫害的摄像头，才出走国外的，就像《大屠杀》朗诵者廖亦武，以及《红楼女囚》作者孙宝强。
衙役给了我敏感人物的待遇。有专人负责监控，门口安装了摄像头，若是出门小便，会遇到第二只，到书店起码遇到三四只。当然，除了家门口的那只，其它的均与市民共享。此外，住旅馆要登记，进车站要验证，网络被迫注销，邮件手机也被监控，线人还时不时窥探我的隐私及思想动态。若是为断网维权，据理力争，将法律当挡箭牌，就有王黎刚那样的人出场，打得你灵魂出窍，三天才缓过神来。
起先鸣冤叫屈，觉得用拳头对付《梦莲》《细麻绳》的作者太不惜才，世上有无数类似王黎刚的打手，可写这两篇作品的只有陆文一个啊。后来想到他们一视同仁自己的战友，比如对待AB团，烧阴户、点天灯、穿锁骨、剜乳房，忙得不亦乐乎，才心理平衡起来。
茫茫黑夜漫游，我大半生看不见希望的光亮，只听见虎狼的嚎叫，直至遇到刘晓波，才看到荒野里的一堆篝火，这篝火就是独立中文笔会。
独立中文笔会人才济济，均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我身处其间如鱼得水，精神上寻到了归宿与安全感，而且与友相处，耳濡目染，也大大帮助了我境界的提升。他们都是我千年一遇的同道呀！不，不仅仅是同道，还是我血肉相连的同伴与兄弟！有一些见过面的，比如克坚、小乔、达功、宝强，没见过面的，看了网上的照片或介绍，也知道是啥样子，比如《太阳与人》的作者杨炼；比如孟浪拿着“平反六四”的纸片站在街头，就知道他和马建一样是大胡子；看了杨天水对井蛙、王一梁的描述，就了解了他俩的相濡以沫。
我尽管不能如数家珍兄弟们的作品，却十分了解衙役对大家的伤害。我晓得杨天水吃官司的年数跟冉阿让相仿；师涛年复一年地在监狱中服伺那些首饰产品；朱虞夫又进了牢房；刘晓波要呆囚室4000天；严正学九死一生，好多次以命相拼才活到这一天；孙文广如何断了四根肋骨；朱欣欣的一条手臂骨折了二处；刘飞跃被一无业人员殴打，衙役公然说，他是来管理你的；不知用什么手段，堵住了膝彪的嘴巴；余杰被打得深度昏迷，要不是急救，难过死亡这道关。在我眼里，余杰就是以受刑为代价，安危为代价，验准了影帝的真伪。
人尽管不能同时踏进一条河流，身处大陆的文人却能遭受黑白二道的夹击。自古悲惨的文人也不过一种命运，或被秦始皇焚书坑儒，或被汉武帝阉了命根，或直接送入牢房。他们不可能受以上一种折磨之后，又被泼皮牛二戴了头套、打断肋骨。只有虚构作品《金瓶梅》中才有这种特殊的案例：西门庆指使地痞草里蛇、过街鼠教训了情敌蒋竹山，又滥用权力，将其逮进衙门嘱托同僚打板子。哪怕所谓黑暗的民国时期，李公朴闻一多暗杀前，也没受到黑社会的殴打。血腥的老人家时代，衙役也没扮演黑社会去袭击林昭。没有一个外国人相信，一个人既能遭受墨索里尼的酷刑，又能受到西西里黑手党的绑架。
让人想不通的是，他们明知文人无抢班夺权之野心，只是凭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如实反映现实，提出自己的政见，明知哪怕把异议分子全部送进牢房，在矛盾激化的今天，和谐稳定终究崩溃，也明知群体性事件非文人策划煽动，他们充其量是政府与民众间的调解人，依然穷追猛打。
幸好，我们固然容易受到暴力的伤害，而使用暴力者也有软肋。他们害怕清算，害怕上绞刑架，害怕存在外国银行里的赃款给人没收，更害怕作为移民的妻儿成为对手的人质，当然也害怕几万亿外汇鸡飞蛋打，转移到政改之后的新政府手中。否则，他们尽可以用对付王实味的手段解决异议分子。
衙役并非心血来潮，才这样对待手无寸铁的异议分子的，他们蓄谋已久，循序渐进，各个击破，逐个收拾，从殴打高智晟、郭飞雄开始，继而胡佳、陈光诚、刘沙沙、艾未未，直至对范亚峰、唐吉田、刘士辉、姚立法、唐荆陵等异议分子全面折磨。最惨无人道的，不仅仅不让睡，打断肋骨，还用电棍牙签敲打刺捅受害者的生殖器。
面对“非正常的执法手段”，我建议狱中作家委员会扩大工作范围，除了为在狱作家资助、声援、抗议之外，对身受肉刑的，也建立一个迫害档案库。这样一来，一方面让受害者感受篝火的温暖，晓得苦难记录在案，另方面，衙役可能有所收敛，毕竟专制无法永远，他们也离不开地球，还有家室儿女。
2011.8.20
陆文——苏州作家、小说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独立中文笔会】201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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