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放弃尊严,满足于一日三餐,像动物一般活着,我原可以像父亲那样在尘世中得过且过。只怪我不甘平庸,钟情于写作与理想主义,才加入了独立中文笔会,走上了异议作家这条路。
我父亲出身寒门,最初职业是黄包车夫,他和平时期挥汗如雨,四肢为肠胃效劳,战争还未降临,就参加了由彭德怀元帅签名的“第二类预备役”,志愿“为中苏友好与世界和平,作出努力”。因此这个愿意为政府做牛马、为夷邦充炮灰的顺民,虽然经历了三年之久的饥饿、漫无尽期的寅吃卯粮,以及一星期的关押审查,仍然安稳度过了他七十有余的春秋。
在健步如飞的挑河泥中,在漆雾弥漫的车间里,我凭着双肩和喷枪,继承父辈劳动的衣钵,起初也是一个合格的工农之子。此外,我服从政府,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教育,从小就接受蒋家王朝为“蒋匪帮”、日本国旗为“膏药旗”、“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说法。观念之深刻,以至于现在目睹“12角星”、赛场上升起得胜的“太阳旗”,仍觉得不适。江先生与外国总统泛舟荡漾吃烤肉,也让我感情上转不过弯来。其原因:多年或左或右反复无常的教育,造成我思想与情感的严重背离,而患上了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
我8岁参加少先队,15岁欲申请加入共青团,文革时期,免费帮助毛润之打倒刘少奇,插队时期,主动要求上山下乡。我会票友一些忠字舞,还会“含着泪儿绣红旗”,歌唱不少红曲,《造反有理》、《大海航行靠舵手》更滚瓜烂熟。
如此上进,最困难时仅有的财物仍不过是一腔荷尔蒙,以及咕咕的饥肠,和一件满是盐霜的衬衫。守身如玉的童男被当作小流氓来诬陷,顶墙头、扁担绑,关押一个月;舞文弄墨的文人被当作坏份子来监控,受威胁、吃生活(殴打),迫害没个完。他们抄袭了未卜先知的奥威尔,重现了《1984》的场景,架设天罗地网,网罗线人密探,让人呼吸急促、插翅难逃。我好多次有事没事到乡下的朋友处,都是为了苟延残喘,回避那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说老实话,我实在不愿意没完没了地在摄像头中扮演一个角色。我自知当不了影视明星,只要刺刀不逼着我,也不想当什么群众演员。我觉得许多人也许厌倦了象征迫害的摄像头,才出走国外的,就像《大屠杀》朗诵者廖亦武,以及《红楼女囚》作者孙宝强。
衙役给了我敏感人物的待遇。有专人负责监控,门口安装了摄像头,若是出门小便,会遇到第二只,到书店起码遇到三四只。当然,除了家门口的那只,其它的均与市民共享。此外,住旅馆要登记,进车站要验证,网络被迫注销,邮件手机也被监控,线人还时不时窥探我的隐私及思想动态。若是为断网维权,据理力争,将法律当挡箭牌,就有王黎刚那样的人出场,打得你灵魂出窍,三天才缓过神来。
起先鸣冤叫屈,觉得用拳头对付《梦莲》《细麻绳》的作者太不惜才,世上有无数类似王黎刚的打手,可写这两篇作品的只有陆文一个啊。后来想到他们一视同仁自己的战友,比如对待AB团,烧阴户、点天灯、穿锁骨、剜乳房,忙得不亦乐乎,才心理平衡起来。
茫茫黑夜漫游,我大半生看不见希望的光亮,只听见虎狼的嚎叫,直至遇到刘晓波,才看到荒野里的一堆篝火,这篝火就是独立中文笔会。
独立中文笔会人才济济,均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我身处其间如鱼得水,精神上寻到了归宿与安全感,而且与友相处,耳濡目染,也大大帮助了我境界的提升。他们都是我千年一遇的同道呀!不,不仅仅是同道,还是我血肉相连的同伴与兄弟!有一些见过面的,比如克坚、小乔、达功、宝强,没见过面的,看了网上的照片或介绍,也知道是啥样子,比如《太阳与人》的作者杨炼;比如孟浪拿着“平反六四”的纸片站在街头,就知道他和马建一样是大胡子;看了杨天水对井蛙、王一梁的描述,就了解了他俩的相濡以沫。
我尽管不能如数家珍兄弟们的作品,却十分了解衙役对大家的伤害。我晓得杨天水吃官司的年数跟冉阿让相仿;师涛年复一年地在监狱中服伺那些首饰产品;朱虞夫又进了牢房;刘晓波要呆囚室4000天;严正学九死一生,好多次以命相拼才活到这一天;孙文广如何断了四根肋骨;朱欣欣的一条手臂骨折了二处;刘飞跃被一无业人员殴打,衙役公然说,他是来管理你的;不知用什么手段,堵住了膝彪的嘴巴;余杰被打得深度昏迷,要不是急救,难过死亡这道关。在我眼里,余杰就是以受刑为代价,安危为代价,验准了影帝的真伪。
人尽管不能同时踏进一条河流,身处大陆的文人却能遭受黑白二道的夹击。自古悲惨的文人也不过一种命运,或被秦始皇焚书坑儒,或被汉武帝阉了命根,或直接送入牢房。他们不可能受以上一种折磨之后,又被泼皮牛二戴了头套、打断肋骨。只有虚构作品《金瓶梅》中才有这种特殊的案例:西门庆指使地痞草里蛇、过街鼠教训了情敌蒋竹山,又滥用权力,将其逮进衙门嘱托同僚打板子。哪怕所谓黑暗的民国时期,李公朴闻一多暗杀前,也没受到黑社会的殴打。血腥的老人家时代,衙役也没扮演黑社会去袭击林昭。没有一个外国人相信,一个人既能遭受墨索里尼的酷刑,又能受到西西里黑手党的绑架。
让人想不通的是,他们明知文人无抢班夺权之野心,只是凭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如实反映现实,提出自己的政见,明知哪怕把异议分子全部送进牢房,在矛盾激化的今天,和谐稳定终究崩溃,也明知群体性事件非文人策划煽动,他们充其量是政府与民众间的调解人,依然穷追猛打。
幸好,我们固然容易受到暴力的伤害,而使用暴力者也有软肋。他们害怕清算,害怕上绞刑架,害怕存在外国银行里的赃款给人没收,更害怕作为移民的妻儿成为对手的人质,当然也害怕几万亿外汇鸡飞蛋打,转移到政改之后的新政府手中。否则,他们尽可以用对付王实味的手段解决异议分子。
衙役并非心血来潮,才这样对待手无寸铁的异议分子的,他们蓄谋已久,循序渐进,各个击破,逐个收拾,从殴打高智晟、郭飞雄开始,继而胡佳、陈光诚、刘沙沙、艾未未,直至对范亚峰、唐吉田、刘士辉、姚立法、唐荆陵等异议分子全面折磨。最惨无人道的,不仅仅不让睡,打断肋骨,还用电棍牙签敲打刺捅受害者的生殖器。
面对“非正常的执法手段”,我建议狱中作家委员会扩大工作范围,除了为在狱作家资助、声援、抗议之外,对身受肉刑的,也建立一个迫害档案库。这样一来,一方面让受害者感受篝火的温暖,晓得苦难记录在案,另方面,衙役可能有所收敛,毕竟专制无法永远,他们也离不开地球,还有家室儿女。
2011.8.20
陆文——苏州作家、小说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独立中文笔会】201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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