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余杰13日返回中国，“一到北京，就被软禁在家。”（摄影：张家铭）
台北的初夏，是一首绵长的蝉鸣，一声声清亮的“啾——啾——”划着这湿热的午后，纪州庵的院子里空无一人，既是寂寥，又充满了雷雨将至的惘惘威胁。
余杰坐在院子边缘，告诉我他是如何离开中国的。
离开深爱过的，是那么不容易；这一切，都要从那个晚上开始说起。
中共鹰犬“国保”敲门…… 夫妇一夜“被消失”
“2010年10月，诺贝尔和平奖宣布得奖人的那一天，我正在南加大演讲，我整夜没有睡等待着，等到宣布刘晓波得奖后，我立刻准备回中国。所有人都劝我千万不要回去，太危险了，可是我还是坚持回去。”
“诺贝尔和平奖是10月8日颁奖，我13日回到北京，一到北京，就被软禁在家。”
中国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遭北京政府软禁，在民运及人权团体向北京施压后终获释。（汤森路透）
“我请我妻子把朋友们要送给刘霞（刘晓波妻子）的礼物送去给刘霞的弟弟，那些礼物大多是巧克力。她送完礼物，车子停进车库，才回到家便与我一同被软禁了，车上的东西都来不及拿下来。”
“行动电话、家里的电话、网路，通通被切断，妻子无法去上班，也无法与公司联络，我们两个就这样‘被消失’了。”
唯一幸运的是，在他们俩被软禁前，余杰的父母正巧从四川老家来北京看孙子，把孩子带回老家去了，所以孩子没有与父母一同受折磨。
“我们不能离开自己的屋里，他们甚至顾了附近农村里的农民，抱着棉被打地铺睡在我家门口，看守我们不能出家门一步。”北京的冬天非常冷，他们在余杰家的四周都装上监视器，国保（国内安全保卫是中国公安机关的一个警种）便坐在社区警卫室里看萤幕。
刘晓波妻子刘霞（右1）去年曾赴美国拜访余杰（左1）。（取自余杰脸书）
囚禁家中不给看病 国保呛：你们死了有人负责
“我们要吃东西，要买日用品，就拿钱请他们去买，我们身上只有2000块钱，他们也不让我们去提领。因为不知道这样的监禁要多久，所以我们非常省，只买基本的米、菜等。”
后来余杰的妻子生了很严重的病，高烧不退，他拜托国保头子让妻子去看医生，头子粗恶地向余杰斥喝：“你们死在家里，我们上面自然有人负责。”双方在门口大声吵闹，最后，是余杰的邻居看不过去，偷偷地叫了救护车。
一开始国保不让救护车里的医师上楼看病，但是这医师很有良心，坚持要看到病人，双方僵持许久，国保只好让医师上楼，医师看了余杰的妻子后说要送去医院，国保便开车一路尾随他们。
在余杰“被消失”期间，许多关心他们夫妻安危的人来看望他们，“我可以听见有人在我家楼下大声喊，教会在楼下唱赞美诗。”余杰回忆。
最后，负责监视余杰的人告诉他，“有领导要来跟你见面了。”
掰断10指扒衣当球踹 变态酷刑“不让你死”
余杰走下楼，2、30个国保将他团团围住，黑布套兜头罩下来，瞬时余杰眼前一黑，只感觉到几个人架着他上车。车行约莫2、3小时，车子停住将余杰推下车，有人从后把他的头罩掀开，余杰瞇着眼环绕四周，原来警察把他带到一个北京市郊的普通院子了。
“那里就是他们选定刑求我的地方。”余杰平静地说。
刑求花招很多：把10只手指头一根一根地向后折断；脱光余杰的衣服，将他打倒在地上，许多人围着他把他当球踢；要他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打得非常强劲有声音；又或是拿着红亮燃烧中的烟头慢慢地靠近余杰的眼睛，威胁他“只要周永康书记一通电话，我半个小时就可以把你埋在这个院子里……。”
昏沈中，只看到窗外天渐渐黑下去，约莫深夜时，余杰昏了过去。
“周永康（当时的政法书记）没有要让他们把我打死，所以，他们叫了救护车。”
时任中共政法书记的周永康（图）并未要置余杰于死地。（翻摄自新浪网）
救护车先把他送去附近的昌平医院，医师看了看，说“我们这里不能抢救，要送去北京的医院。”
于是救护车呜呜地将他送回北京市区，医师抢救了十几个小时，等到余杰清醒了，医师问他，你怎么受伤这么严重呢？
余杰指着四周围着的国保，说：“就是他们打我的。”
医师一愣，旁边的警察头子赶紧把医师拉出病房。
领导“装没事”探病 笑着要他自承错误
余杰在病房里躺了2天，一个更高的长官来医院“探病”。
“他就装着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余杰回忆着。
“领导”带着微笑，对躺在病床上的余杰说：“你病啦！”
“你的妻子还在家里等你呢，你别写了吧。”
余杰回想当时遭刑求伤重就医，向医师指控国保施暴，自然是被息事宁人、不了了之。（摄影：张家铭）
“领导”看望过余杰后，国保便为余杰办了出院，将他带去另一个北京市郊的小院，给他纸笔要他交代自己的错误。
“我在那个房间里待了一个星期，他们要我从我的第一篇文章开始写起，要我交代我犯了哪些错误……。”余杰说着，表情平静，只有眼神里可以看到一丝悲苦。
没人权的“平行时空” 获释见妻已掉发
唯一幸运的是，在余杰夫妻俩被软禁前，余杰父母刚好把孙子带回老家，逃过折磨。（取自余杰脸书）
7天后，他获得释放，回家看到焦虑的妻子，“那十天，她的头发掉了一半。”
这样的遭遇听起来骇人，在中国却是最为平常，发生在每一个“民主运动”人士的身上。“2008年北京奥运以来，中国（言论自由与人权）大紧缩。”余杰说着自己的遭遇：一个批评政府的人，自己失去工作、妻子也失去工作，然后不时有不认识的人冲进家里把你抓去毒打一顿……。
但是他们悲苦的遭遇在中国是完全被封锁的，我问我在中国工作的朋友们，他们住得离余杰不远，“我还是回到台湾才知道的。”他们一脸茫然地说：“真是平行时空。”
余杰也曾经是那个平行时空中的一份子，在那个平行时空里长大。
【上报】2019.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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