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余杰13日返回中国,“一到北京,就被软禁在家。”(摄影:张家铭)

台北的初夏,是一首绵长的蝉鸣,一声声清亮的“啾——啾——”划着这湿热的午后,纪州庵的院子里空无一人,既是寂寥,又充满了雷雨将至的惘惘威胁。

余杰坐在院子边缘,告诉我他是如何离开中国的。

离开深爱过的,是那么不容易;这一切,都要从那个晚上开始说起。

中共鹰犬“国保”敲门…… 夫妇一夜“被消失”

“2010年10月,诺贝尔和平奖宣布得奖人的那一天,我正在南加大演讲,我整夜没有睡等待着,等到宣布刘晓波得奖后,我立刻准备回中国。所有人都劝我千万不要回去,太危险了,可是我还是坚持回去。”

“诺贝尔和平奖是10月8日颁奖,我13日回到北京,一到北京,就被软禁在家。”

中国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遭北京政府软禁,在民运及人权团体向北京施压后终获释。(汤森路透)

“我请我妻子把朋友们要送给刘霞(刘晓波妻子)的礼物送去给刘霞的弟弟,那些礼物大多是巧克力。她送完礼物,车子停进车库,才回到家便与我一同被软禁了,车上的东西都来不及拿下来。”

“行动电话、家里的电话、网路,通通被切断,妻子无法去上班,也无法与公司联络,我们两个就这样‘被消失’了。”

唯一幸运的是,在他们俩被软禁前,余杰的父母正巧从四川老家来北京看孙子,把孩子带回老家去了,所以孩子没有与父母一同受折磨。

“我们不能离开自己的屋里,他们甚至顾了附近农村里的农民,抱着棉被打地铺睡在我家门口,看守我们不能出家门一步。”北京的冬天非常冷,他们在余杰家的四周都装上监视器,国保(国内安全保卫是中国公安机关的一个警种)便坐在社区警卫室里看萤幕。

刘晓波妻子刘霞(右1)去年曾赴美国拜访余杰(左1)。(取自余杰脸书)

囚禁家中不给看病 国保呛:你们死了有人负责

“我们要吃东西,要买日用品,就拿钱请他们去买,我们身上只有2000块钱,他们也不让我们去提领。因为不知道这样的监禁要多久,所以我们非常省,只买基本的米、菜等。”

后来余杰的妻子生了很严重的病,高烧不退,他拜托国保头子让妻子去看医生,头子粗恶地向余杰斥喝:“你们死在家里,我们上面自然有人负责。”双方在门口大声吵闹,最后,是余杰的邻居看不过去,偷偷地叫了救护车。

一开始国保不让救护车里的医师上楼看病,但是这医师很有良心,坚持要看到病人,双方僵持许久,国保只好让医师上楼,医师看了余杰的妻子后说要送去医院,国保便开车一路尾随他们。

在余杰“被消失”期间,许多关心他们夫妻安危的人来看望他们,“我可以听见有人在我家楼下大声喊,教会在楼下唱赞美诗。”余杰回忆。

最后,负责监视余杰的人告诉他,“有领导要来跟你见面了。”

掰断10指扒衣当球踹 变态酷刑“不让你死”

余杰走下楼,2、30个国保将他团团围住,黑布套兜头罩下来,瞬时余杰眼前一黑,只感觉到几个人架着他上车。车行约莫2、3小时,车子停住将余杰推下车,有人从后把他的头罩掀开,余杰瞇着眼环绕四周,原来警察把他带到一个北京市郊的普通院子了。

“那里就是他们选定刑求我的地方。”余杰平静地说。

刑求花招很多:把10只手指头一根一根地向后折断;脱光余杰的衣服,将他打倒在地上,许多人围着他把他当球踢;要他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打得非常强劲有声音;又或是拿着红亮燃烧中的烟头慢慢地靠近余杰的眼睛,威胁他“只要周永康书记一通电话,我半个小时就可以把你埋在这个院子里……。”

昏沈中,只看到窗外天渐渐黑下去,约莫深夜时,余杰昏了过去。

“周永康(当时的政法书记)没有要让他们把我打死,所以,他们叫了救护车。”

时任中共政法书记的周永康(图)并未要置余杰于死地。(翻摄自新浪网)

救护车先把他送去附近的昌平医院,医师看了看,说“我们这里不能抢救,要送去北京的医院。”

于是救护车呜呜地将他送回北京市区,医师抢救了十几个小时,等到余杰清醒了,医师问他,你怎么受伤这么严重呢?

余杰指着四周围着的国保,说:“就是他们打我的。”

医师一愣,旁边的警察头子赶紧把医师拉出病房。

领导“装没事”探病 笑着要他自承错误

余杰在病房里躺了2天,一个更高的长官来医院“探病”。

“他就装着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余杰回忆着。

“领导”带着微笑,对躺在病床上的余杰说:“你病啦!”

“你的妻子还在家里等你呢,你别写了吧。”

余杰回想当时遭刑求伤重就医,向医师指控国保施暴,自然是被息事宁人、不了了之。(摄影:张家铭)

“领导”看望过余杰后,国保便为余杰办了出院,将他带去另一个北京市郊的小院,给他纸笔要他交代自己的错误。

“我在那个房间里待了一个星期,他们要我从我的第一篇文章开始写起,要我交代我犯了哪些错误……。”余杰说着,表情平静,只有眼神里可以看到一丝悲苦。

没人权的“平行时空” 获释见妻已掉发

唯一幸运的是,在余杰夫妻俩被软禁前,余杰父母刚好把孙子带回老家,逃过折磨。(取自余杰脸书)

7天后,他获得释放,回家看到焦虑的妻子,“那十天,她的头发掉了一半。”

这样的遭遇听起来骇人,在中国却是最为平常,发生在每一个“民主运动”人士的身上。“2008年北京奥运以来,中国(言论自由与人权)大紧缩。”余杰说着自己的遭遇:一个批评政府的人,自己失去工作、妻子也失去工作,然后不时有不认识的人冲进家里把你抓去毒打一顿……。

但是他们悲苦的遭遇在中国是完全被封锁的,我问我在中国工作的朋友们,他们住得离余杰不远,“我还是回到台湾才知道的。”他们一脸茫然地说:“真是平行时空。”

余杰也曾经是那个平行时空中的一份子,在那个平行时空里长大。

【上报】2019.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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