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是四川的一个小城。”他说。
他的外曾祖父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师,因为是地主,所以扫街20年,外公担任小学老师。家庭成分不好,母亲高中毕业后没办法念大学,只能找到修水坝的工作。
父亲出身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寡母的扶持下念到大学,成为工程师。父母都在外地工作,余杰从小给外婆照顾,这个家庭经受过几十年的政治动荡,想必对政治拒而远之吧?我问余杰。
看《河殇》、听BBC 六四后决心念北大
非常意外地,他摇摇头,“我成长的80年代,是很宽松的。”他还记得80年代中国启蒙主义的经典纪录片《河殇》,在央视半夜12点播出时,全家人撑着不睡也要看的那种盛况。
“89年前后,周围的人都在偷听BBC、美国之音。”他回忆,六四事件震惊了全中国,肃杀的气氛没有吓倒他,还在念中学的余杰竟立志“一定要去念北大”。
一个四川孩子想去北京是不容易,“四川有1亿人,北京大学只开40个名额。”他说:“考上北大后,我发现,我比同学多100多分。”
这个来自四川的孩子对北京大学十分失望,千辛万苦地考上了,但是六四后的北京大学校园一片肃杀,就在这时候,余杰发现学校有个“台港文献中心”,和管理员混熟以后,他成了常客,举凡《自由中国》等杂志及出版品在此一应俱全,台湾自由派学者的文章,竟成了余杰的养成土壤。
看着看着,自己也写了许多篇,刻钢板印了100本分送朋友,其中一个朋友拿给出版商看,那个出版商就来找余杰,说“我帮你出版吧。”
推《火与冰》狂销千万册 堪称中国青年圣经
这本轰动中国,可以说是“年轻一代被压抑的心声”的作品,就是《火与冰》,余杰估计,加上盗版,全中国应该印出了200、300万本,甚至上千万本。
“不过印多少本我也不知道,因为去问印刷厂他们永远说1万本,然后2万块把版权卖断了。”他微笑。
对许多中国青年来说,《火与冰》是他们的启蒙之书,事实上,这本书也是余杰的钥匙;打开了他这一生行走于《火与冰》之上,为了追寻爱与信仰,屡战屡败,流亡的道路。
“那时候刘晓波在狱中,他的妻子刘霞买了这本书寄给他看。”
“刘晓波出狱后,便打电话给我。”余杰说。
刘晓波劈头就把余杰骂了一通,“他说我在吹捧老师,说我许多观点不对……。”讲起与刘晓波的相识,余杰尴尬地笑了一声。
虽然初识是如此尴尬的场面,可是关心中国民主化的两人,终究“还是走到了一起”。
“我们共同的朋友约我们一同吃饭,我们俩的妻子也都来了,渐渐的化解了尴尬的气氛。”那时候,刘晓波已经是名满全球的政治犯,而余杰不过才24岁,是一个研究所刚毕业的文科学生。从此,余杰跟随着刘晓波的脚步,两人亦师亦友,刘晓波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时,余杰就当他的副会长。
发表人权报告前被抓 从此“隐形”中国
2004年,余杰与近10位朋友准备在中国发表人权报告,“那一年的12月左右,国保来到我家,在我岳父岳母面前把我抓走。”
“我岳父的爸爸是一个中学校长,反右运动(1957)时自杀,连尸体都找不到。他们非常惊慌,马上烧掉我10几本日记,沖进马桶。”
“沖得太多,马桶都堵住了。”余杰自嘲地苦笑了一声。
从此开始,余杰也成为国保监视的对象,“我们在这桌吃饭,他们就坐在隔壁桌。”余杰举起手指点着面前的咖啡桌,又转身比比隔壁的桌子,相距不过10几公分。他所住的小区成了重点监视对象,他平常不能够离开小区,离开要申请。
接着,他的文章也不能在中国发表了,“从2004年开始,我在中国就是个隐形人了。”他说。
《零八宪章》网路发酵 刘晓波旋即被捕
即使如此,他与刘晓波仍然热烈地进行着《零八宪章》的讨论,“我们每个人的家都被监视着,电话也被监听了,所以如果我们要讨论,就约在朋友开的餐厅的小隔间里。”他说。
每次都约些不同的人,这次是作家,下一次可能是新闻界,再下一次可能是教会……。
“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
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零八宪章前言》
这篇政治宣言读起来荡气回肠,我想不只是义正辞严的缘故,而是因为里面充满了爱:顾念着每个人的意见、尊严与感情。
可是,中国民运人士很有爱,中国政府却不是这样子想事情;中国共产党对不同意见的处理方式一向是“要把敌人消灭干净”(少年先锋队队歌)。
《零八宪章》在网路上公开的几小时内,刘晓波即被逮捕。
【上报】2019.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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