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庄子而讨厌老子。老子是阴谋家，他的学说由自然本体论到人生道德论最后落实到政治权术上。他讲自然之道和人性之德全部服从于政治权术，为了达到“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统治极致。他讲以柔克刚、以无胜有、以无私牟取大私，这套阴柔的处世哲学，是历代圣人们玩弄权术的必备知识。我们从小就熟悉韩信受胯下之辱而终成大业的故事，教人用出卖尊严和人格换取功名利禄；也知道做过秦始皇丞相的李斯，从厕所中的老鼠和仓库中的老鼠的不同活法中，悟出了为官为人的处世之道，一当大权在握，就庖丁解牛般地大开杀戒，“焚书坑儒”的主意就是他替秦始皇出的。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鼠目寸光之辈，皆能以阴柔的卧薪尝胆，成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业。直到晚清的大太监李莲英、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也都是深谙老子的以柔克刚之道的。历代君王皆高举老子的“无私”大旗，牟取最大的私利——把统治权力这种最大的公器变成或个人或家族或一党的私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掩盖的是绝对主宰人民的极权，“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包裹的是争当地球独裁者的野心。
而庄子则是诚实的悲观主义者和避世主义者，他的学说由自然本体论到社会批判至人性道德，其核心是如何摆脱自然、社会、人性的三重悲剧，用逃避社会和人生、遁入自然的方式来确立绝对的个人主体性。这种弃绝尘世的潇洒来自于他对人的有限性的清醒认识。如果说他是个绝望的虚无主义者，那么他的虚无恰恰是对人的难以根绝的狂妄之绝望。在先秦诸子中，只有庄子一人只讲个人怎样摆脱世俗的悲剧和平庸的功利，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游，却不曾为统治者的驭民术和士大夫的处世术进过一言；只有他看透了政治的流氓本性，他宁肯做个世俗严重的“畸形人”，也不去正人君子，宁可“弋尾于泥潭”，也决不去做仕途上的“牺牛”——把牛打扮得漂漂亮亮，只是为了贿赂它自以为荣耀地走上祭坛；只有他一人，深刻地理解了人的无知和语言的局限，理解了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必然，以及面对死亡的豁达；也只有他一人的遗嘱，蔑视豪华的坟墓和企求不朽的愚蠢，他告诉弟子，他死后无需棺椁也无需埋葬，生于自然复归于自然，他的坟墓是山川是河流是平原是天空是整个大自然，在庄子的坟墓面前，金字塔和秦陵都显得太渺小了，连沧海之一粟都算不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精神史，就是一部对人的狂妄不断进行揭露的历史；人类制度的演进，就是不断地限制权力野心膨胀的历史。凡独裁者皆是精神上的狂妄之徒，在他的心中，向上没有神和神性，向下没有百姓和人权，他就是神，就是救主，就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他可以代表人民并且有资格替任何人做出选择。而狂妄者肯定要滥用他所拥有了权力，直至遭受天怒人怨的共责为止。如果苏格拉底的“最高的智慧是意识到自己的无知”的名言，可以作为人类共享的精神遗产的话，那么庄子对人的悲剧和有限性的清醒意识——欲以有涯之生穷无涯之宇宙，殆矣——尽管带有宿命论的绝望色彩，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整个人类的难能可贵的和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
与西方的相比，即便在中国文化人中最形而上的庄子，也没有一种对生命对超尘世的精神信仰的谦卑和敬畏，没有那种面对不可避免的悲剧的承担和责任感，缺乏在正视悲剧前提下有勇气投入其中的殉难品质，缺乏苏格拉底或耶稣式人格的那种悲怆的高贵之美。庄子没有找到生命的真正价值，他一面沉入人类悲剧的最底层，发出残酷而清醒的警告，另一方面升腾到不食人间烟火的超脱飘逸之境，作出轻松潇洒的姿态，而这两者之间，却没有一种伟大坚韧的人格承担。因此，他的飘逸是无人性的、冷血的，是石头化的人生态度。当苦难没有危及自己时，他让人做一个平心静气甚至幸灾乐祸的旁观者；当灾难可能危及自己时，他让人做一个心安理得甚至沾沾自喜的逃兵。没有苏格拉底面对不公正审判时的大义凛然，没有耶稣式的终极关怀和殉难情操，就不会有真正伟大而高贵的人格。中国历代傲视宦海沉浮和尘世功利的知识分子所继承的恰恰是逃避的飘逸的庄子，陶渊明所虚构的桃花源、林语堂所推崇的生活艺术和周作人所陶醉的闲适，就是现代士大夫最高的生命境界。
（1996.11.26）
【北京之春】2001年4月号（第95期）-理论探索《狱中随笔（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