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至今还没有去过台湾，却一直关注着这个岛屿。与中国大陆相比，台湾太小了，土地面积仅相当大陆的一个省，人口仅仅是大陆的六十分之一。一九四九年之后，它是一个在内战中失败了的执政党的最后避难所，是在一直紧张的两岸对峙和日益窘迫的国际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的。也许，国民党兵败大陆的教训太惨痛了；也许，中共的要收复台湾的武力威胁太严峻；偏安于岛屿上的国民党利用冷战、特别是朝鲜战争所形成的和平环境，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保护和帮助之下，用了不到四十年的时间，第一次突破了中国几千年循循相因的自我封闭的社会体制，逐步由一个封闭的岛屿走向了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赢得了广泛的国际的支持和赞誉。现在，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关注已经不是它的经济奇迹了——人均收入入由五十年前的一百美元上升到现在的一万三千美元，而是它的政治奇迹——由一个因袭着沉重传统的封闭的无自由的岛屿变成新兴的开放的自由社会。国际社会对此次台湾大选的广泛关注就是对自由与和平的珍惜。
一、政治智慧在台湾
象我这样处在封闭社会的异类，严格地说不适合谈台湾这样的开放社会的大选。好在我从八十年代就一直关注台湾的发展，看了不少关于台湾的书，接触了一些台湾人，还写过一本有关台湾的自由民主进程的书（可惜，这本书和其他的文稿在三年前我被捕后的抄家中全部归了警察）。去年出狱后，又每天从互联网看台湾的选战，有时为了对台湾的大选有更直观的了解，我便晚上骑一小时的自行车，去有凤凰卫视中文频道的朋友家看有关台湾大选的新闻报道。虽然这样的了解很有限，但是也算对大选有了一知半解的体会，再联想到回归后的香港的自由空间越来越显局促，遂对台湾如此自由的选举生出一种难以割舍的珍惜之情。而且与世界上其他刚刚进入开放社会的国家相比，仅仅进行过两次全民直选的台湾人在大选中所表现出的和平、理性、成熟，更让我对这个岛屿产生一份尊敬。
新世纪开初的大选最有力地证明了：今天的台湾已经融入了自由世界，成为人类主流文明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它还是一个岛屿，地理上的生存空间仍然很窘迫，但是从人的生存的质量的意义上讲，开放了的小岛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所提供的空间是无限的，它向全世界开放，全世界也向它开放。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与生活在辽阔的中国大陆的中国人相比，生活在狭小岛屿上的中国人所获得的生存空间之广是大陆人难以想象的。
虽然我无法亲身去台湾体验大选将临、选战正酣的自由氛围，但是通过互联网和有限的电视转播也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令人兴奋的自由。五个总统竞选人都必须在完全公开的媒体的注视下，面对选民陈述自己的施政主张。特别是在向公众现场直播的媒体上面对面的交锋，更让我这个封闭社会的囚徒有一种由衷的羡慕。在对大陆政策的辩论中，五个候选人中，只有李敖一个主张台湾属于大陆中国的一部分，认为“一国两制”是解决两岸关系的最现实最可行的模式；其他的人都用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或“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来定位两岸关系，以“民主统一”为解决两岸关系的最佳方式。我所感兴趣的不是各竞选人的政见之高下短长，而是各种政见的自由而公开的辩驳，特别是允许少数和极端的声音存在。如李敖在整个竞选过程的言论听起来有时让人觉得很荒谬、甚至很反感，但他仍然可以我行我素、四处出击，在竞选总统的同时又去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其言论的激进一如当年在《文星》杂志上崭露头脚。在两岸关系趋于紧张的大选前夕，李敖成了大陆媒体以肯定的基调报道最多的总统候选人，但这也没有对他的发言权有任何影响。当年在国民党的大狱里声言“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李敖，现在可以安全地声言如果他当选总统就要“法办”现任国民党籍总统李登辉，但是现任总统却不能对他的竞选言论进行行政干预，更不能再次把他投进监狱。把李敖投进黑牢的政府的安全局，今天要请这位总统候选人来听取局长的工作汇报。李敖二十年前的预言在今天的台湾得到了完全的兑现，他的确没有白坐“黑牢”，他付出的代价得到了补偿——由阶下囚变成了总统候选人，由政府的镇压对象变成了监督政府的民意代表。
然而在一海之隔的地大物博的大陆，尽管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为大陆人拓活了一点原来全封闭的空间，但是从人的自由空间的角度讲，封闭的社会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大陆人现在不过刚开始走向肉体的温饱（也就是所谓的“生存权”），而那些标志着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尊严和自由还无从谈起，为了争取一种能够活出尊严的自由开放的空间，那些如当年的李敖一样的反抗者仍然要付出严酷、惨重的代价。要么是“黑牢”，要么是被迫流亡，流亡已是代价最小的方式了。而绝大多数人，要么是封闭社会里享有特权的既得利益者（这部分人当然是极少数），要么是敢怒不敢言的无权无势的懦弱者，他们过的是一种“犬儒”式的生活，因为封闭社会是犬儒式生活的最佳土壤（可参见胡平的《犬儒病》）。特别是在“六四”的血腥恐怖之后，邓小平发动的改革所引发和积累起来的希望变成了失望，愤世嫉俗的正义感变成了玩世不恭的随波逐流，对理想的冷嘲热讽和对功利的斤斤计较、对政治改革与人的自由的极端冷漠与对金钱与物质享乐的极端狂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现在大陆人可以一夜暴富、一掷万金、公开地炫耀自己的富有和权力，却对分配中特权者的监守自盗和畸形市场中垄断者的公开抢劫视而不见；可以听任全民族的灵魂腐败和做人的全无底线的无耻，却对独裁的权力不肯置一词；在物质的温饱和享受之外，决不会为做人的尊严和自由而拔一根毫毛。即便是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数也只是玩玩自由主义的文字游戏，而对现实生活的无自由无权利无尊严的生存状态不敢有哪怕是温和的反抗。理论上的明白和现实中的“难得糊涂”，私下里的勇敢和公开场合里的懦弱，本本上的理想主义和行动中的急功近利，使大陆中国的知识精英成为了最典型的犬儒。所以，我非常欣赏王朔的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所描述的大陆人的生存状态：要想在现存的制度下活得如鱼得水，最好的办法就是“千万别把我当人”，一把我当人反而不知道应该怎么活了。最高的境界是首先要自己不把自己当人，而不是别人不把我当人。没有了人的意识，非人的处境就不仅可以忍受，而且能够活得滋润、潇洒。
就大陆的改革到目前所取得的成果而言，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说到底不过是一方面用强制性权力（暴力）镇压任何向执政党权威的挑战，另一方面用“小康”的物质享受购买全体大陆人的沉默、驯顺和对社会不公正的冷漠，甘愿做封闭社会中的犬儒。八十年代日渐高涨的政治改革的呼声引发了对执政党权力的挑战，当执政党感到了自身的信誉危机时，其反应不是更开放的制度改革，而是对政治民主化的全面封杀。在经济上执政党积极地推动与国际社会接轨，历经坎坷仍锲而不舍地要求加入WTO，但是在政治上则顽固抗拒世界性的自由民主潮流，屡受国际社会的谴责仍然拒绝在人权问题上与国际公认的标准接轨。正象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一切经济成就，都是以人的非人化灾难的不断加深加重为代价、最后就是每个人既不把别人当人也不把自己当人来对待一样，大陆中国的改革也是只求生存权层次上的人的温饱和物质享受，而对自由权层次上的人的权利和尊严置若罔闻。这种非人化的生存状态不但是从外面强加的非人化，而且是内在认同的非人化。犬儒式的内在认同的非人化来自对暴力的恐惧或对乌托邦谎言的盲目相信，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前期是二者兼有，“六四”之后就只有因恐惧所导致的冷漠和逃避了。
与毛泽东时代相比，现在大陆人似乎已经很幸福了，甚至有些人还觉得已经很自由了；但是与台湾人、甚至与解体后经济衰退的俄罗斯相比，大陆人的幸福就全无生存的质量了（中共在回应国际社会对大陆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指责时，所说的特殊国情中的“生存权”优先，完全是不愿意主动地进行政治改革的托词而已）。台湾是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的双重起飞，俄罗斯人虽然在短时期内少了点面包，但是他们得到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由。大陆的现存制度的辩护者们，动不动就用台湾在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奇迹和俄罗斯在民主体制下的经济停滞来为执政者的独裁进行辩解，但是他们却不说国民党政权（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从未反对过私有财产，从未改变过自由宪政的目标；也不说俄罗斯人所获得的在旧的极权体制下根本无法想象的政治权利和言论、思想、信仰、学术的自由。再看国民党的历史，即便在它最专制的时期也没有过“万马齐喑”的全封闭状态，还允许民间的报纸和社团存在，允许和平的民众请愿、游行，就连中共的《新华日报》也能在国统区取得合法存在的地位。抗日战争胜利后，执政的国民党已经开始走上了以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立国的道路，一九四六年一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国内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都有代表参加，共产党就有七人，仅次于国民党的八人。同年11月又召开国民立宪大会，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新宪法正式颁布。只是由于国共内战才使中国失去了创建开放社会的大好时机。国民党政权避难台湾之后，不但很快在经济上实现了由国家垄断向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的转型，而且在政治上，虽然出于严峻的战时局势制定了“戒严法”，但是也有有限的言论自由（从《自由中国》到《文星》、《大学》、《台湾政论》），有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的越来越开放的地方自治和市、县的议会和行政首脑的选举，一九五九年又对民间开放了省议会的选举，这些渐进的政治改革为台湾从一九九六年开始的总统大选的顺利举行做了充分的意识上和选举实践上的准备。最重要的是台湾有一部以自由主义的价值和政治原则为基础的宪法，正是这部根本大法确定了台湾的社会改革的未来目标。现在，这个目标已经实现。台湾民主化的渐进模式取得了成本小而效益大的成功，能够给其他的转型国家以非常有益的启示。
反观大陆中国，自诩是渐进式的转型，并且经常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相比，以显示自己有多么的成功，但是这只是中国古代的“兴农安民”的当代翻版而已，不过是还了极少一部分历史的欠账罢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有所作为的皇帝，都要在开元的一段时期还历史的欠账，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去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雍正王朝就是在用剪裁过的历史演绎当代的改革，其收视率之高充分显示了现代传媒完全能够充当御用文人，而且其作用又不知比传统文化放大了多少倍。其中对“士子”们的上书、造反的否定性描述，完全对应着改革以来自由知识分子与执政者们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大陆中国的单一改革的正面能量早已释放完毕，其负面效应也已经凸显，权力的市场化和政治改革的滞后所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已经达了一旦爆发就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程度。这是一种制度性死结，非进行制度更新便无法解开这一死结。然而，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执政者仍然拒绝进行制度更新的政治改革，既没有建立开放社会为目标的自由宪法（修宪改革），也没有任何言论自由；既没有哪怕是乡镇一级政府的自由、公开的选举，也没有对执政者的有效的制度监督；既没有公正的市场秩序，也没有对私有产权的宪法保障；既没有民间的政治反对派得以合法生存的任何空间，也没有哪怕是一个真正的民间媒体和民间社团；一句话，台湾在威权体制时期所具有的有限的渐进的政治开放，现在的大陆一项也没有，更不要说开放“报禁”、“党禁”和全民大选了。现在的大陆中国最具民主意义的尝试仅仅是受到执政党控制的农村的基层选举，而任何一级政府的行政权力都在民间的选举之外。吸取台湾的成功经验，真正兑现行政权退出市场，加快开放国家的垄断性行业和产权，加快开放地方自治和地方政府及人大、政协的直选，逐步开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是大陆的渐进民主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的和平统一的最佳方式。
我们大陆中国人真应该在岛屿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面前自知惭愧，从而怀有一种甘做小学生的谦卑。
二、政治权力作为公共资源在台湾
三月中旬台湾的大选就要揭晓，选战也日趋白炽化，宋、陈、连的的三足鼎立之势恐怕要一直持续到最后的决战。尽管台湾的民主选举一直受到黑金政治的影响（这也是所有民主选举的通病，亚洲尤甚），但是对于见惯了大陆的动辄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的腐败的我而言，仍然对台湾的大选羡慕不已。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选战的热闹，不是参选人为争取选票而进行的相互攻击，更不是选战中的花边新闻和政治噱头，而是自由的全民大选对参选人之品质要求的严格，对作为最大的公共资源的政治权力的有效监督。比如宋楚瑜他刚刚脱离国民党以独立的身份参选时，其民意的支持远远超过其他的参选者民意调查指数最高时达到过40%左右，他以自己在国民党中混迹多年且身居要职的切身经历，对国民党老朽和腐败的抨击，的确切中要害；他对更自由更公正更廉洁的政府的承诺，使他几乎成了新世纪台湾总统的最有力的竞争者。然而，“兴票案”一出，宋楚瑜的形象顿时暗淡，民意支持立刻回落，现在对陈水扁和连战已经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再比如，连战和陈水扁在两岸关系的问题上立场面的温和化：连战由李登辉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退到建立台湾海峡“和平区”，缓和两岸的敌意和紧张关系，他最近提出的两岸关系的十点主张中也没有“两国论”的字样；陈水扁这位民进党的候选人，一向以激进的“台独”主张而著称，但是现在他也退到了不提独立不搞全民公决“两国论”不入宪的立场，并且呼吁两岸最高领导人直接见面。他俩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由强硬到温和的转变，完全是希望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的民意使然。在民主体制下，争取总统权力的候选人必须尊重授权者的意愿，谁想逆民意潮流而上，谁就只能被淹没。
最近，俄罗斯大总统选举的参选人登记，日里诺夫斯基因为在登记时未如实申报个人及直系亲属的财产——仅仅是他儿子的一套公寓——就被取消了参加总统竞选的资格，他的上诉被驳回，很可能无法参加2000年总统竞选。也是在最近，奥地利的极右政党自由党进入新一届政府，立刻遭到了国际制裁和本国公众的强烈反对，原因是这一政党具有极为浓重的种族主义色彩和纳粹遗传。在强大的国内外压力下，党魁海德尔不得不辞去自由党主席的职务。这也是“人权高于主权”的人类正义的又一次胜利。
一九九八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曝光，在公开的舆论的监督下进行了漫长的调查和听证，克林顿不得不接受公众舆论的谴责，不得不面对国会的弹劾动议和最高法院的裁决。虽然克林顿依靠他执政时期在内政外交上的政绩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宽恕，最后侥幸逃过了这一劫，没有重蹈尼克松辞职的覆辙，但是性丑闻的公开使他的形象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桃色绯闻的女主角莱温斯基的留存了克林顿的污液的裙子，成了广告大师的绝妙道具，一则洗涤剂广告把这条被弄脏的蓝裙子洗成了一尘不染的白裙子。但是这类桃色幽默永远抹不去克林顿从政的污点。
这些在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制度化的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在中国大陆以及一切极权主义制度的执政者看来，简单是匪夷所思。因为凡极权者都不明白，政治权力是人类社会中最具公共性的资源，权力乃社会之公器，只能用于公益。而且人的弱点又决定了权力的腐蚀性难以抗拒，非有公开的严格的制度化监督便不足以遏止权力对人的腐蚀。因为政治权力的公共性，权力一旦腐败，其破坏力之巨大超过任何其他的人为灾难。最腐败的权力就是绝对的独裁权力。毛泽东利用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一手制造“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之惨烈和深重远远超过权钱交易的腐败。法国学者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与镇压》详尽记录了共产主义极权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浩劫：二十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试验的沉重代价为八千五百万到一亿条人命。如果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法西斯主义的极权所造成的六千万人的死亡，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灾难可谓史无前例。
人类的政治制度的演变史，就是一部怎样才能有效地防止执政者把公共权力化为私人财产的历史，而防止公共权力的私有化，绝对化的最佳的制度选择就是自由优先的民主宪政。自由、公开、平等的全民大选就是民主宪政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既是每个公民的政治权利的行使，也是制度化地确保政治权力来源的公共性。虽然这种方式无法根绝权力产生中的所有腐败和不公，例如各国大选中的“黑金政治”和“舆论操纵”，但是，一人一票公众授权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所能找到的弊端最少的权力产生的方式，这种方式既避免了权力交替过程中的暴力和阴谋，又保证了权力来源的公正。而且为了把选举中出现的不公正所造成的对公益的破坏尽量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人类在不断地完善着事后的制度性的补救措施。不论选举中的不公正在任何时发生，一旦被揭露，玩火者必自焚。德国的前总理科尔和以色列总统魏兹曼即将面临的法律审判就是明证。
德国前总理柯尔的丑闻案是他在位时发生的涉及到两百万马克的违法捐款，他并没有把政治献金放进自己口袋，而是“供党政运作之用”。身为基民党主席，他只是克尽厥责而已。柯尔在位十六年，勤政爱民，完成德国统一大业，全力推动欧洲一体化，可谓政绩骄人。他还是个讲义气的人，即使东窗事发，他仍不肯供出秘密捐款人姓名。但是这一切政绩都救不了科尔，献金丑闻使他不能不辞去基督教民主党主席，等待调查的结果和法律的裁决。这一丑闻也使基民党内外交困、民望大衰，在地方选举失利。无独有偶，以色列总统魏兹曼也因曾经秘密收受一百三十万美元的政治献金的曝光而难堪，一国的现任元首居然无刑事豁免权，必须接受检察院的刑事调查，可以想象此种任内的蒙羞该是怎样的苦涩。这正是民主体制的制度化的大公无私。也许，台湾的民主政治还达不到西方国家的水平，“黑金政治”的难以遏止和难以曝光成了台湾民主制度的醒目污点，但是只要不断地加以改革和完善，制度就会变得越来越透明，黑金就会越来越少。尽管民主宪政也无法达到绝对完美，不可能根绝所有政治丑闻，但是它起码能把人类之恶尽可能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通过日益健全的纠错机制来进行事后的补救。而极权政治之恶既不能事前防范也很难事后补救。极权体制下的“平反”不过是执政者权术的一部分或偶尔的良心发现，而且是皇恩浩荡的恩赐，要涕泗横流、谢主龙恩。
三、作为自我批判意识的道义良知在台湾
一个小小的岛屿，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创造了令世界之为惊叹的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奇迹，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这种成就足以让二千三百万台湾人引以为自豪。的确，当台湾人面对亚洲诸国（日本除外）、特别是面对一海相隔的大陆中国时，他们有资格骄傲，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在台湾是举世公认的事实。然而，当台湾人面对整个自由世界、特别是欧美社会而反省自身时，清醒的自我批判意识和道义良知的自责便取代了自豪和骄傲。仅就我在网上看到台湾媒体有关大选和制度改革的评论而言，除了分析选情和两岸紧张关系的文字之外，大多数文字都是对台湾现行体制的弊端以及大选中暴露出来的阴暗面的建设性批判。
五位参选人中，除了执政党推出的连战对现状有谨慎的肯定之外，另四位对现状皆持批判态度。如果说参选人对现状的抨击有拉选票之嫌，可以存而不论的话，那么独立的媒体在有言论自由保障的体制中所发出的批判声音就很耐人寻味了。我在网上看到的台湾的两大报纸版《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关于大选评论的基调是批判性的，其锋芒主要针对最受人垢病的“黑金政治”。不妨引上几段让大陆的每天都在歌功颂德的精英们看看。
“中国文化酱缸染出来的台湾政治，说穿了，就是‘有立场，无是非’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台湾政治发展之癌是黑金结合，嚣张霸道，无法无天。立法院简直是‘黑金院’。黑金坐大，李登辉难辞其咎，宋楚瑜脱得了身吗？”“连战宣布要把从国库通过来的党产托管，人人拍手叫好，但没人相信是玩真的。有钱不是罪恶。连战这么有钱，大家只怕他问穷人‘何不食肉糜’。连战官运亨通，政绩何在？他‘贷款’给党内贪官吏屏东县前县长伍泽元同志（李登辉打保票的人）的往事，既说不清楚，又不了了之。”（李金铨跨世纪大选光怪陆离现象摘自中国时报）。此文最后说台湾的大选“很有中国式的文革精神，也有西洋式的后现代味道。”
《联合报》上有一篇署名黄瑞祺的关于“第三波民主化与台湾的政治改革”的文章，借用亨廷顿的术语谈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作者认为蒋经国时代是民主化的第一波，开放报禁、党禁、解严、开放大陆探亲、政治本土化等等。李登辉执政时期是第二波，进行了宪改工程，主要有单一国会制、总统直选等改革。而最近广受讨论的未来政治改革是第三波，主要有“权力的和平交替”或“政党轮替”，打破“党国体制”或“党政不分”，防止“黑金政治”或“金权政治”，意在根除长期的国民党执政所留下的威权政治的遗传。这篇文章不止是批判或发泄不满，更着意未来的制度性建设，透出健全的政治智慧。还有许多文字以成熟的西方自由社会作参照系，对于台湾“黑金政治”朝廷毫不留情的批判。德国的前总理科尔和以色列总统魏兹曼的“献金”丑闻，在批评台湾政治的文章中屡屡出现。以科尔的辞职和可能受到法律的审判，与台湾的黑金遍布政坛而当事者却逍遥法外进行对比，遂发出“政坛新秽事何止一个兴票案！”的感叹（《联合报》）；以魏兹曼身为现任总统却无豁免权的窘境，与李登辉的黑金政治、连战的说不清的个人财产相比，指责台湾政治的“黑金挂帅，贪腐盛行，各种内外问题均持续恶化。”国民党的党产成了千夫所指的政治毒瘤。有些文字的激进连我这个一向被视为极端的人，看了都不免心惊肉跳。比如中国时报上署名南方朔的评论威权政治的负面选举术，直接把台湾的大选称为“抹黑式的道德法西斯政治”。文章列举了威权政治的权大于法、道德法西斯煽动狂热、刁民口水四大恶习在此次大选中的表现，指责台湾的现行体制不过是用“软性专制”代替了过去的“刚性专制”而已。作者最后的结论是：“台湾政治每下愈况，统治者在有利的情势下荒废了政治水准的提升，而使整个政治成为‘失去升华作用’的政治，”“反倒是将威权体制的负面特性发挥到了极致。”如果台湾政治真如南方朔所言，那么大陆政治水准的荒废就是沙漠了。
以上所举出的台湾媒体对执政党和台湾的政治弊端的尖锐批判，虽然只是九牛之一毛，但也足以说明了这个岛屿并没有因自身的成就而丧失自省和良知，而清醒的自我批判意识是健全社会的标志和希望所在。唯其如此，一个社会才能达到良性的自我调整，始终保持着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如果有一天类似的声音（对执政党的批评）能在大陆的媒体上公开出现——哪怕只是在一份报纸、一个电台、一家电视台——我们就跨出了通向自由的第一步。
四、为大陆羞耻为岛屿骄傲
狭小的岛屿和广阔的大陆的这种对比，向生活在大陆上的十几亿人提出的严肃挑战，可以归结为古希腊的先哲德莫克利特的那句箴言：宁可在民主的国家受穷，也不去专制的国家享福。在现代社会，对于人来说比面包更重要的是自由，俄罗斯人民宁肯为现在的自由而忍受暂时的经济衰落，也不愿意回到没有自由的斯大林时代——哪怕可以衣食无忧。所以，有了自由，人才有真正的生存空间，即使他地理上的空间极为狭小，他生存的空间仍然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而无自由便没有人的生存空间即使他出生在一大片辽阔的土地上，他生存的空间仍然是很有限的——仅限于肉体的活着，甚至有时连肉体的活着都很难得到保障（如黑皮书的揭露，极权国家所造成的非自然死亡人数触目惊心；苏联，大约二千万；中国，大约六千五百万；越南，一百万；北朝鲜，二百万；柬埔寨二百万；东欧，一百万；拉美十五万；非洲，一百七十万；阿富汗，一百五十万。中国名列各国之首，占死亡总数的65%.这还不是准确的数字）。人的权利、尊严、自由就更是毫无生存的空间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提出的口号是“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人的生存空间是多么的狭窄和严酷。反过来，在这种时时刻刻要面对暴力威胁的封闭社会中，一个人的生存自由，只有通过反抗才能获得。犬儒式的逃避只能是自欺欺人。既然一个人在强权下只能别无选择地生活于被指定的空间和以被指定的方式生存，那么要获得更大空间和自由选择生存方式的权利，除了反抗强权的生存方式外，再没有别的方式可供选择了。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专制历史最长的国家，直到自由主义的价值及其制度安排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且以不可阻挡之势地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仍然生活在极权主义之下，十几亿人仍然不能自由、公开地行使对执政者进行选择和监督的权利，公共权力仍然是一党及其利益集团的私产，权力的更迭仍然以“钦定接班人”的中世纪方式进行，权力的制度性腐败仍然无法遏止，以至于化公共权力为个人私产的行为成为整个大陆中国的“时尚”，正如哈维尔所说：极权制度所毁灭的不仅是人的尊严和自由，更是人性本身。大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难以想象的艰难，不止是执政党的保守和僵化，更是自由制度得以创建的人性基础的荒芜，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却堕落到正义感和同情心最少的地步，这大概也算是二十世纪人类的奇观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如此。在台湾，已经有二千三百万中国人正在行使着自己的选举权。想执掌最高权力的人，必须把一切置于大庭广众之下，接受公众的选择。作为一个仍然生活在封闭体制下的中国人，我为创造了开放社会的台湾中国人的政治智慧而庆幸而自豪；也为毫无政治创造力的大陆人而叹息而羞耻。
二000年三月二日于北京
【刘晓波文集】
本文另一个标题：刘晓波：我看台湾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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