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加入WTO的挑战，大陆的经济改革必然进入能否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关节点──实质性产权改革──时期。在大陆还没有与美国、欧盟完成加入WTO关键性谈判之前，继续深化改革的内部动力和制度创新能力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甚至从大陆内部已经找不到冲开旧制度瓶颈的突破点。
恰值此胶着状态之际，入世的谈判的完成为内部疲软的改革找到了外在的推动力，而且这一动力是无法阻止的，只要入世，想改也得改，不想改也得改，因为WTO的规则就是世界贸易的法律，不遵守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入世可能带来的最根本改变，就是未来的大陆经济，不仅在实力的对比上、也将在制度的竞争中，逐步确立私营经济的主体地位。
首先，入世后的大陆市场必须按照WTO的自由平等的规则向外国资本开放，破除高关税壁垒和政府垄断，放宽市场准入限制，由现在的产品市场向要素市场进而向产权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转型。外国的私人资本要求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这就需要改变被行政权力操控的歧视性的模糊性的人治规则，建立一种平等而透明的法治环境，形成优胜劣汰的通畅渠道。无论从非歧视的公平对待的法治角度讲，还是从保证民族经济对外来资本的竞争力不断提高的角度讲，都要求进行实质性的制度改革。一旦在WTO规则的制约下，给外国资本以平等的市场待遇，那么国内企业特别私营经济的制度环境也必然得到改善，政府必须致力于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尽快消除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市场准入歧视，向私营经济开放融资渠道，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角，使政府能够提供符合国际惯例的优质公共服务。
其次，打破政府的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消除市场准入歧视所带来的平等竞争，将逼迫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和管理方面的实质性改革，更重要的是为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动力。入世后，为了改变以国家为投资主体的低效率局面，就必须大幅度开放市场，提高民间投资的比例和效率，使私人资本能够以独资、合资、参股等多种投资方式进入保险、金融、电讯、能源、证券等市场。在制度上降低民间投资的门槛和成本，简化企业注册手续，开放技术入股比例，取消行政上的歧视性摊派和收费，取消行业、地区、税收、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不平等限制，也就成为必然。改革二十年，大陆的私营经济在恶劣的制度环境下和种种歧视性政策的夹缝中，艰难地求生存求发展，到今天已经占据了大陆经济的大半壁江山，对税收和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地超过国有经济，那么入世所带来的制度创新，将大大降低私营经济的发展的制度成本，使其在管理品质、经济效益和商业道德等方面都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而上述对私营经济的各种不公平歧视能否真正打破，关键取决于对私营经济的宪法性歧视能否随着入世而被破除。这种宪法性歧视才是对私营经济最根本的制度歧视，是其他一切歧视的根源。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既要考虑效益更要考虑安全。在各种所有制经济中，唯一不会对投资的效益和安全真正担忧的老板，就是所谓国有资产的代理人或经营者，因为钱不是他自己的。特别是现在大陆这样的制度环境，国有资产的管理人考虑的主要是乌纱帽，是怎样通过寻租来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对于大多数私营老板来说，安全的忧虑甚至超过效益的考虑，成为扩大投资的首要前提。要想让私营老板放心投资，就必须消除其恐惧，而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对私有产权的宪法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遭受了太多不公平的歧视，没有私有产权的宪法保障使私营老板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当年中共“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对私有财产的强制性剥夺，仍然使他们心有余悸。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隐瞒自己的真实资产或把很大一部分资产转移到海外。换言之，制度的僵硬、法治链条的断裂和恐惧的气氛，将使私营经济付出的成本，尽管是难以量化的，却是非常高昂的。
尽管不久前的修宪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有了一点进步，但是对私有产权的宪法性歧视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大陆《宪法》中，只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另外，尽管大陆经济学界认为大陆经济总量的90%已经“市场化”，但是要素市场化的水平极低，产权市场化和资本市场化还没有真正开始。要想达到健全的市场化，上述市场化就是必须的，而产权的可交易即市场化，归根到底取决于产权私有化在法律上的明晰。因此在入世后，无论中共是主动还是被动，消除对私有产权的宪法歧视都势在必行。过不了这一关，就无法真正在制度上与WTO的自由贸易规则接轨，在效益上也无法增强与外来大资本的竞争力，无法改变其他相关的歧视性法规，很难避免再来一次“经济文革”。
更重要的是，私有产权是人权最基本的部分，私有产权得不到真正保障的国家就是野蛮的丛林国家，决不会尊重人的权利、价值甚至生命。这样的国家有违于普世性的人类价值和国际正义，无法在人权保障进而在政治制度和文化品质上融入新世纪的“人权至上”的世界潮流。如果以加入WTO为改革的新起点，真正确立私有产权在宪法中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确立私营经济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那么大陆中国的社会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时代，也就不会太远。
2000年12月16日于北京家中
【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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