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所著名的专科医院，位于方庄小区附近的二环路边，病人之多，达到了想住院治疗必须很早就预约的紧俏程度，许多外地来的病人及其家属，不但要为住院付床位费，还要为等待住院在附近租民房。从开始就诊到作手术再到术后恢复出院，既是一个治病的过程，也是病人家属送礼的过程。
特别是要做手术的病人家属，一定要送礼，大则是装着现金的红包，小则是成箱的饮料。虽然收红包不能公开化制度化，但是这家医院收受病人的饮料已经完全公开化制度化了。我和一个朋友坐着她哥哥开的车，去看她的就要做手术的父亲。到了医院，她哥哥打开后备箱，里面是三箱饮料，可乐、雪碧、椰汁，他让我帮着搬一箱。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到了去住院部的电梯门口，我们被两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妇女拦住了。“登记！”她俩坐在一张简陋的桌子后面，面无表情地命令道。原来她俩专门负责登记病人家属送给医生的非现金礼品，病人家属要在登记本上写清楚被探视病人的姓名，住院的病区、病房、床位的号码，写明送的是什么东西以及数量。比如：刘晓波，七区四号十二床。饮料XX箱。
对于看病送礼送红包我早就知道，但是对如此公开地把收受病人的礼品公开制度化，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私下的送礼变成公开的登记造册。显然，在院方看来，与收受病人的金钱相比，这些非现金礼物已经不能算受贿了，而是医院职工正常的福利待遇了。这种制度产生于中国特色的分配体制和观念之中，不仅国家发的工资要吃大锅饭，病人家属送来的礼品也不能由主治医生一个人独吞，医院的所有员工包括看大门的扫楼梯的都要沾光。也许，开始时是主治医生自己独吞或分给辅助他手术的人员，久而久之，医院的其他部门的人员就有意见了。反正送的东西主治医生一个人也用不了，为了使这种好处延续下去，索性就把它作为全体职工的福利进行平均化分配。登记是为了统计收受的礼物的数量，然后集中起来，隔一段时间大家分一次。
当“制度创新”的呼唤泛滥于从高层会议到大小媒体之时，这种实物受贿的公开化制度化，大概也算是院领导在“制度创新”的时尚中附庸风雅的一项小小政绩吧。
这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他为自己偷书进行狡辩时，颇为理直气壮地说：“窃书不算贼。”
2001年1月3日于北京家中
【人民报】200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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