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在事实上，站起来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其他的人包括与他一起打天下的中共元老全部匍匐在他的脚下，高呼“万岁！万万岁！”毛泽东神化无产阶级的目的是为了神化作为先锋队的中共，神化先锋队的目的是为了神化作为领袖的个人。当“党天下”取代了传统的“家天下”，党的领袖及其政党成员就取代了传统的皇帝及皇族。
“家天下”与“党天下”的不同，就在于二者依据的“法统”和“道统”之间的关系不同。“家天下”是法统和道统的分离，“党天下”是二者的合一。在传统中国的“家天下”秩序中，从汉武帝开始的历代主要王朝，都是依靠血缘法统（皇家）和非血缘道统（儒家）来维系的。号称“奉天承运”的皇帝和皇族，以血缘关系确立和传递法统。但他们只是法统的创立者和传承者，而不是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来自一代代儒生，他们把儒家学说所描绘的社会秩序奉为“行天道”。所以法统政权的维系和运行必须依靠按照儒家意识形态的标准选拔的“家天下”执政代理人来完成。由于道统和法统的分离，儒生出身的代理人集团才能够借助道统伦理来制约法统权力。尽管家天下为了加强自身的权力而创造了宦官集团、外戚集团，但是这些来自“法统”的集团只有帮助维护法统的政治权力，却一直没有解释道统的权威。儒生官僚集团也许在官场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但是他们所维系的儒家道统却历久而不坠。而且每一代有作为的皇帝，在挽救其被宦官集团或外戚集团弄得危机四伏的“家天下”时，都要借助于道统的合法性及其儒生官僚集团。
而中共执政后的“党天下”，将“家天下”时代相互分离的道统与法统即意识形态和政权合并为一：党魁既是道统的创立者、权威解释者，又是政权的唯一占有者、行使者。“党天下”的道统即马列主义最后归结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其政权也集中在党政军合一的毛泽东个人身上。这种双重身份的合一，创造出一种准政教合一的极权程度更高的体制，官僚集团的组成也是法统与道统合一，再没有了法统之上的道统权威对执政权力进行哪怕是表面上的制约。从此，中共的每一代法统接班人都要在道统上将自己奉为圣人和理论宗师，也都把党政军的最高权力集于一身。邓小平垂帘听政的时代有“邓理论”，江泽民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时代有“江学说”。
“党天下”表面上的意识形态说辞是“人民主权”，但是在选拔执政集团的官吏时，既废除了传统科举制，又拒绝接受西方的选举制和考任制，而是只继承了传统的人治秩序的举荐和任命相结合的选拔制度，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层层相连的个人效忠网络。所以执政党这一特权集团的构成完全不同于“家天下”的家族血缘特权集团。但是共同的独裁性质和个人效忠，决定了两者的权力传承往往危机四伏，皇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和中共内部的权力之争，同样是暴力、阴谋和权术的综合体，政权本身和整个社会都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中共强人，都曾经两次废除了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引起了强烈的社会振荡，“文革”大劫难和“六四”大屠杀的发生，都与中共政权的接班人危机密切相关。在毛泽东的晚年，钦定接班人林彪覆灭之后，他就开始有意识地向“家天下”的方向发展，江青和毛远新的权力角色就是明显的例证。如果毛泽东精心栽培的大儿子毛岸英不是死于朝鲜战场，中共政权法统的“党天下”很可能回归到传统的“家天下”，类似北朝鲜的金日成父子。
中国政权内部接班人之争，既是法统政治权力的争夺也是道统意识形态解释权的争夺。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在与华国锋争夺最高政治权力之时，就是用发动“思想解放”运动来争夺对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权。现在，中共又陷入了由十六大的权力交接而引发的执政党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接班人危机又一次凸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江泽民，为了巩固其最高决策者的地位，早在中共执政五十年大庆时已经做了精心的安排──检阅三军和把自己的画像排在毛、邓之后。随着十六大的接近，江泽民既在组织上（法统）通过其心腹曾庆红操控人事安排，又在意识形态上（道统）大树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江泽民学说”，以便在权力分配方案尘埃落定之前，占尽法统和道统合一的先手。如果“三个代表”成功地被党内认同为马列主义、毛思想和邓理论的道统继承者，那么江泽民作为中共法统最高权力的占有者也就顺理成章。
然而，在中共强人时代，其最高权威呈递减趋势，第一代超强人毛泽东可以随意选择任何一个人来接班，如王洪文或华国锋，而不必在意党内惯例及他们的党内资历和现任职务；第二代强人邓小平无法象毛那样随心所欲，但是他仍然有在江泽民、李瑞环、陈希同等政治局委员中钦定接班人的权威。现在，强人时代结束了，绝对权威的真空改变中共权力传承法统的游戏规则，造成了党魁钦定接班人的权威不足，江泽民作为中共第三代的核心，决没有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言九鼎的权威。十六大的权力分配上的倾斜，主要取决于党内各派之间的利益交换和玩弄合纵联横的权谋技巧，而不是博得最高权威的欢心。
对江泽民来说，无论他在舆论造势、党羽培植和利益收买等方面的准备如何充分，想连任或通过钦定接班人的方式延续自己的最高决策权，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他绕不过这次权力交接的难点：邓小平开创的废除终身制在十五大上已经成为中共高层及全党的共识，在邓小平钦定的执政期限逼近之前，反对江泽民连任的力量在废除终身制和任职期限的遗训下联合起来，实乃名正言顺。何况，江泽民本身的政绩，还不足以赢得广泛的民意支持和党内威望。他可以充分利用的资源，只有十年来他培植的党羽和筹备十六大的主导权。
无论从个人利益的角度还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政治局常委们都有充分的理由反对江的连任。朱镕基和尉健行有遵守党内承诺的公益优势、李瑞环有年龄的优势、胡锦涛有年龄和隔代钦定的双重优势、李鹏有本人和家族的私利考虑，唯一紧跟江泽民的李岚清不足以构成最高决策层的多数，加之由强力反腐败所造成的权力斗争的复杂局面和社会的不满、矛盾的愈演愈烈，如果江泽民不顾重重阻力而强行谋求事实上的连任，中共十六大的接班人危机就很可能演变成又一次全社会的大动荡。
2001年1月4日于北京家中
【信报】
【大纪元】200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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