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象《真理的追求》这类极左刊物读者群已经很小了，因为谁都知道它是以邓力群为核心的传统毛派的主要喉舌。但是，这本只有48页、全年定价只有24元人民币的月刊，却能透露出大量耐人寻味的资讯。
这本刊物的包装很简朴，封面是白底，五个红色的大字“真理的追求”，配有几行黑体的要目、月份、主办单位和拼音；内页除了比一般刊物的字号大之外，只有黑体的文字，再无任何图片和色彩，完全是毛时代的党刊《红旗》杂志风格。
再看内容，更是尖锐、激烈、直截了当。2001年的1、2、3期连续突出三个主题：一是阐述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二是坚决反对私有化，三是坚持中共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反对私营业主入党。每一个主题的矛头都直指现行的中央决策。其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讲政治就要讲阶级和阶级斗争”。而在新一轮声势浩大的批判法轮功运动中，这本以强调阶级斗争为特色的刊物中，却没有一篇声讨法轮功的文章。显然，在毛派们看来，与法轮功的斗争是对工农群众的迫害，真正的阶级斗争是反“三个代表”、反私有化、反资本家入党。
在我们这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下，对现行当权者进行如此尖锐的批评，对江核心提倡的运动如此有意回避，只有这类极左刊物才敢、才能为之，因为中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赋予了它以充分的合法性。实际上，自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以来，《真理的追求》几乎每期都有或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声音。邓力群主持的几个没有公开发表“万言书”中对江核心的所有抨击，在《真理的追求》中几乎都有更加理论化的表述。这种来自极左毛派的声音，也能让人从反面悟出了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真义。
被《真理的追求》批判得最尖锐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实质上就是：在江泽民时代，作为执政党的中共不能只代表穷人，更要代表富人；甚至中共已经不想代表穷人，而只想代表富人了。特别是在失业职工遽增、农民的相对生活水平急速下降的情况下，如果不改变中共的代表性，那么执政党就只能是穷人党了。
中共高层认为，现在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群体和最能创造社会财富的阶层，不是中共正统理论所突出的工人阶级，更不是作为同盟军的广大农民，而是各类老板（企业家、金融家、房地产业主、股票大王、新经济宠儿等），其中私营业主占有很大的比重。按照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资本家，是剥削者，是革命的对象。而现在，尽管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却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巨大的社会财富。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下，中共不能只代表花钱的人，而不代表创造财富的人。从目前对经济增长和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上看，非国有企业的产值已经占了总产值的60%和国家税收的76%，已经事实上成为大陆经济的主体，非国有经济的老板自然成为社会精英。从财富分配上看，仅银行存款一项，20%的富人占了总存款额的80%，属于最广大的平民只有20%的存款。换言之，中共政权的经济基础已经由国有经济转化为非国有经济，中共官员的个人主要收入，已经由体制内的国家工资转变体制外的灰色收入，能够让官员们暴富和过上奢侈生活的人只有资本家。因此，无论从政权稳定的角度还是从各级官员的个人既得利益的角度讲，作为独裁的执政党，中共怎么能放弃对先进的生产力和经济精英群体的代表？怎么可以放弃对最大社会财富的创造阶层的代表呢？
其实，中共政权与资本家的结盟早已成为事实，正如大陆的经济改革就是事实上的私有化进程。高层的每个权贵家族无不与境外的大资本精诚合作，共同瓜分大陆的那些高赢利市场。看看每天的电视新闻中，那些中共高官会见大资本家的繁忙，李嘉成、梅铎等大资本家，“宾士”、“微软”、“松下”、“现代”、“波音”、“空中客车”等大公司的拥有者，无不成为中共决策者的座上宾；再私下去豪华酒店或其它高级娱乐场所看看，那些美酒佳肴和特殊服务，大都是为资本家和官员之间的交易准备的。出入“远华走私案”的主角赖昌星的“红楼”的人，没有一个是平民；深圳的“三九”集团的会所中，上海的锦江饭店中、北京的长安俱乐部和长城饭店的夜总会“天上人间”中，每天光临的人，除了资本家就是官员……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权力操控市场和权力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不要说那些没有党票的私营业主是资本家，就是党员中的资本家也遍地开花。而且，真正发了大财的资本家，决不是那些党外的人，而是中共党员而且是中共高干及其家族。当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公子与台湾巨富王永庆的公子相互称兄道弟、联手开发大陆的高科技市场时，中共的无产阶级性质就变得极为可疑了。
如果说，曾经帮助中共取得政权的工人和农民，在毛泽东时代还有名义上的主人翁地位的话，那么，在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事实上他们已经被中共政权逐渐抛弃了，仅留下越来越空洞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从“三个代表”开始，这些平民在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上也被中共抛弃了。中共不再把工农视为政权的基础，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沉重的包袱和麻烦制造者。因为改革的最大受益群体是官员和富人，他们达成默契的稳定共识，最希望维持现状；而改革的最大受损群体是广大的工农，他们最希望改变现状，再来一次劫富济贫的革命。现在，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主角都是下层的弱势群体，正是他们成为现存秩序的最大挑战者。
在党章中，中共还是名义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宪法里，中国还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工农联盟。但是，如果“三个代表”真的在2002年写进十六大修改后的《党章》，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在2003年的十届人大的修宪中真的变成《宪法》权利，那么，中共的性质和中国国体的改变，就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理上，完成由穷人党向富人党、由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
【信报】2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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