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八日，中美之间就撞机事件进行谈判时，中国外交部大楼外出现了两名示威者，一个人高举歼八战机模型，另一个人高举写有“还我战友还我战机”的标语，表示对美国的强烈抗议。二人的示威马上被在场负责安全的警察所阻止，标语被当场撕碎，人也在公安的强制下离开现场。而其中一人的抗议照片，却上了四月十九日的新浪网首页。这恰好证明了中共政权对民众的爱国王义热情的矛盾心态：既怕由此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又要利用它作为与美国周旋的筹码。
撞机事件所激发出的爱国王义或民族主义，在公开的媒体上或网络上表现得相当强烈。但是，由于大陆民众获取的讯息只能仰仗官方来提供，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所以这种狂热的实际证据肯定有很多水分，其效果也是负面大于正面。
百姓无权表达不满
在大陆中国，就执政党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而言，这种爱国狂热是悲哀的甚至就是可怜的，因为它只是中共的工具而已。让不让百姓发泄这种爱国热情，让它发泄到什么程度，实际上并不取决于爱国者本身，而是取决于执政党的政治需要。需要你们游行你们就能上街，像使馆被炸事件，不需要你们游行你们就不能上街，像此次撞机事件。需要烈士就必须有人当烈士当英雄，哪怕是死于一次交通事故（如雷锋），不需要烈士时全国民众就连失踪飞行员的名字都不知道（王伟的名字直到撞机事件发生的第四天才在国内公开）。不让你们在现场示威却需要你们示威的照片登上国内最大的网站首页。
再看看中国和韩国对日本的教科书事件的反应，就更清楚爱国主义感情在中国体制中的工具性角色。仅据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节目报道，自从日本政府拒绝修改为其侵略行为进行辩护的教科书之后，韩国的反日情绪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民间的愤怒，通过连续的自发的游行和示威，得到了充分的表达，韩国民众在日本使馆前焚烧日本国旗的彩色照片，成为中国媒体中的重头国际新闻。即使韩国政府想不强硬，迫于民间的公开压力也不敢在此事上向日本妥协。可以说，在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的抗议中，任何一个受过日本侵略之灾的国家，其民间的表达都要比大陆中国自由而充分。
反观中国，提出抗议的只有政府及其各种御用组织，而且相当微弱，一切对日关系的处理都没有任何民意的参与，即使是抗日战争的受害者们的赔偿要求，也无法得到正当的公开表达，想去日本驻北京使馆示威抗议，没门。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只为了摆脱孤立的国际处境和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就免除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追究和放弃战争赔款，不要说征求民意，甚至老百姓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现在仍然如此。日本的右翼势力之所以如此猖狂，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日本根本听不到中国民众的声音，并且以经济利益来要挟中共。中国百姓不但无法公开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而且如果民众不经过政府允许而进行自发抗议，还会被政府压制。如九六年的“钓鱼岛事件”中，香港市民的表现极为悲壮，驾船蹈海，有一人为国殉难。而在大陆，民众只是想到日本驻北京使馆递交抗议信并且举行示威的权利，都被中共剥夺，有人还因此被官方扣留。
在每一次中美冲突中，中共之所以如此把人民作为工具来使用，就在于中美之间的冲突实质上不是民族矛盾，而是政治性的制度冲突。美国，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自由国家，中国，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专制国家，二者之间的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因为经济全球化、中美之间愈来愈深的经济交往而有所淡化，然而，二者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制度上的对抗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特别是“六四”大屠杀震惊了全世界之后，这种制度之间的政治对抗一下子再次变得突出起来。每年联合国的人权大会上中美之间的对抗，就是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相互角力的缩影。中共每年都是依靠一些在不同程度上践踏人权的小国，使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家的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连续十年失败。这足以证明了自由制度与专制制度的对抗，并没有因冷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中共九六年在台海进行的威慑性军事演习，向俄罗斯大量购买先进武器，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都证明西方世界流行的愈演愈烈的“中国威胁论”，决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虚构敌人和制造围堵中国的口实。
永不能赢得真正尊重
所以，对于中共政权来说，首先应该善待和尊重自己的人民，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才能真正把民众的忧国情怀转化为强国的动力，也会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减少与美国及西方的政治对抗。而为了维持一党独裁，一方面把政治性的国际冲突转化为民族冲突，以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狂热，另一方面又只把民众的爱国热情当作政治工具，想用时拿出来给外国人看，不想用时就不惜采取强制手段，压制民众的爱国热情的公开表达。如果中共不改变只把人民当作工具的统治逻辑，中国政府就永远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
对于充满爱国热情的中国民众来说，首先要争取的，是可以自由表达的权利，而不是隔着太平洋发泄对美国军事霸权的愤怒，是对各种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的充分知情权，并根据事实进行自我判断的权利，而不是被动地只听执政党操控的一面之词，别无选择地接受他人的现成结论。与其在官方允许的网站发泄非理性的愤怒，不如理性地勇敢地抗议钳制网络自由的体制。
一句话，做一个能够自主的有尊严的个人，而不做被操纵被利用的群体工具。
香港【信报】2001年4月24日（新生2001年5月2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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