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两位著名的法国作家先后访问过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两人又都写下了“访苏日记”，日记中都记载了苏联的黑暗面。但是，一位把日记隐瞒了六十年，直到前苏联解体时才见天日；一位从苏联归来后就公开了日记。前者是罗曼·罗兰，后者是纪德。
“说假话，及以保持沉默的方式说谎，似乎是合适宜的。”公开了真相的纪德对隐瞒了真相的罗曼·罗兰如是说。到了二十世纪末，两位著名作家的选择的是非对错已经一目了然：当年在西方知识份子心目中的神圣的红色苏联，并没有因为罗曼·罗兰对其罪恶真相的隐瞒而长存；而纪德对斯大林极权制度的勇敢揭露，则在半个多世纪前就预言了苏联的失败。然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纪德的诚实几乎遭致了整个欧洲知识界的围剿，而罗曼·罗兰的欺瞒却使他成为“知识人良知的代表”。这种本末倒置的荒诞，再一次证明了历史的确是卓越的反讽大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十年，紧接着就是一九二九年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经济危机，普遍的萧条使人们陷于当下的贫困和对未来的迷茫之中，加之三十年代初，德国的极右翼纳粹在竞选获胜，希特勒为了独揽大权而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大规模迫害共产党人，使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困惑走向彻底失望，纷纷转向左倾的共产主义，到苏联的新社会试验中寻找新的理想，遂形成了西方的“红色的三十年代”，甚至连基督教组织都公开支持无神论的苏联，有教会曾出版一份刊物，封面居然是用一个大十字架擎起互相交叉的镰刀和锤子，基督教象征和苏维埃旗帜的完美结合，真是绝妙的共产主义无神论和基督教唯灵论之联盟的象征。
当时，纪德和罗曼·罗兰都变成了社会主义苏联的热烈拥护者，他们参与了一九三五年六月成立的左倾色彩浓重的“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的筹建，在有二十八个国家的二百三十位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了由12位成员组成的主席团，其中有三个法国人，占了四分之一，纪德和罗曼·罗兰双双当选，可见当时西方知识界具有多么强烈的左倾情结，也可以看出政治上激进的法国作家在世界上的崇高地位。主席团的其它成员几乎全部是世界最知名的作家，如德国的托马斯·曼，英国的E·福斯特，爱尔兰的萧伯纳，美国的S·刘易斯，以及苏联的高尔基等。凭着当时浓烈的左倾氛围和自己崇高的知名度，纪德和罗曼·罗兰到处演讲、做报告、主持左派的大会；他俩都接到过从世界各地寄来的成堆的信件，全球的无产阶级把他们作为共产主义的代表作家和社会良知。
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处于国际孤立境地的独裁者斯大林，对西方知识界的思潮变化极为敏感，他充分利用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所导致的整个世界向左转的国际形势，全力争取国际舆论、特别是左倾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以摆脱孤立的处境。所以，当时的苏联经常以特殊的厚待，邀请各国著名的左派知识分子访问苏联，像接待国家元首一样对待著名作家：每一位来自西方的著名作家的到访，皆有盛大的欢迎仪式，之后就是全程陪同的参观和游览，每一阶段和每一地方的参观、访问、游览、接见、讲话，都伴以簇拥的鲜花、热烈的欢呼、经久不息的掌声、丰盛的宴会、豪华的宾馆，而且一切开销全部由主人承担，甚至客人要自己出钱买包烟抽都不可能。主人会大方而真诚地说：这是在社会主义的红色苏联，我们怎么能让尊贵的客人们破费呢！
对此，纪德非常反感，他多次提出由自己付费，但是都被慷人民的血汗之慨的主人委婉阻止了。他不得不接受苏联人的慷慨，但是良心的自我折磨也一直伴随着他访苏的全过程。他知道，这个制度的统治阶层，享有全面的特权，包括为了特权的巩固而任意挥霍全民血汗钱的特权。这个特权阶层给予可以利用的客人的一切免费的特殊优惠，决不是无条件的付出，而是要得到客人的知恩图报，其目的无非是让这些外来者以其巨大影响而为苏联大唱赞歌。纪德访问苏联时享受的特权，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社会地位和个人荣誉上的。他在苏联时正赶上高尔基逝世，主人让他荣幸地登上红场举行的隆重追悼会的主席台，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杨等苏联领袖们站在一起，苏联政府还邀请他为高尔基致了悼词。这对于一个向往苏联的西方左派作家来说，是何等的礼遇和荣誉呀！
然而，苏联当局在纪德身上所做的慷慨投资，非但没有得到客人的感激和回报，反而挨了一记“背信弃义”的耳光。
对于纪德这样视个人的诚实和良知为生命的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亲眼看到苏联体制的反人性现实，对这种特权和过分优待感到不安，不断地思考主人如此慷慨大方的原因，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充满任意挥霍特权的“一个人的专政”。于是，他拒绝利益收买、不屈从强权恐怖和朋友圈内的指责，公开真相。正是这样的诚实和良知，使纪德不惜冒犯斯大林和西方的左派，不顾罗曼·罗兰和阿拉贡及知识界的老朋友的劝阻，发表了《从苏联归来》。他为自己的“访苏日记”订下的写作原则是：“我为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凡是我自己没有亲自耳闻目睹之事，一律不予采用。”他对斯大林体制真相的揭露，起到了巨大而不可替代的见证作用。从此，他由“苏联的好朋友”变成了苏联的敌人，不仅受到斯大林和苏联人的忌恨，而且遭遇西方左派的疯狂攻击。而斯大林是狡猾的，在纪德的访苏日记刚刚出版时，他立即指示法国共产党对纪德的书保持沉默，害怕越争论效果越不利于苏联，何况，斯大林进行的党内大清洗正在疯狂进行。当然，作为报复，斯大林绝不会再邀请纪德访问苏联了。
纪德的《从苏联归来》第一版，已经写得很克制了，众多的关键地方还是笔下留情的。面对整个欧洲掀起的反纪德狂潮，面对诸如罗曼·罗兰、阿拉贡、尼赞、杜伽尔、爱伦堡等著名人物的围剿，面对为纪德说情者也被开除法共党籍的株连，面对诸如“盖世太保的代理人”、“黑衫党的盟友”、“可恶的老头子”和“莫斯科的哭丧者”等恶毒而疯狂的指责及辱骂，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定地主动出击，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做了修订，更充分地揭露苏联的黑暗，使之变得更全面、更触及苏联幻象的本质。修订后的版本，从经济、科学、工业、司法、文化、妇女状况、公共道德、普遍贫困等方面，揭穿了苏联宣传的谎言。纪德说：“苏俄的共产主义，是普及谎言的，在那里，甚至连眼睛都可能受骗。……俄罗斯不是一个提出诉讼的地方，但是，西伯利亚，的确是个流放的地方。”纪德又说：“谎言是根本靠不住的。重要的，是如实地看待事物：在今天的苏联，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比如何国家都更加缺乏自由。”
在对纪德的指责中，有许多近于人身攻击的谩骂，其中就有罗曼·罗兰，他说纪德的错误是“罕见的”——还没有表现苏联人的崇高生命就用笔结束了这生命，他对纪德的指责决不仅仅是出于信念的相左或事实的真伪，因为罗曼·罗兰非常清楚自己所亲眼看到的，并把它们记在了日记中。他所看到并记载的某些事实，正是纪德所看到和所公开的。罗曼·罗兰已经意识到了自称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苏共，正面临着“变成享有特权的阶级”的危险，斯大林式的专政有许多反人性的残酷。
从理智上讲，两位作家对斯大林体制下的一些事实的认识，没有根本的分歧；两人在苏联所经历的和所了解的真相，也不会有实质的不同。两人之间的分歧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格：同样是支持苏联的左派作家，纪德是诚实的无私的个人主义者，而罗曼·罗兰则是伪善的自私的宗派主义者。所以，纪德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尽早地承认错误，知识分子的道义良知使他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自尊心可言的”，因为“人类，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比一个著名作家的自尊心、比苏联更重要。另外，纪德是坚定的个人自由的捍卫者，他之所以能公开真相，还在于他不愿意让党派权力凌驾于个人良知之上，他不做任何政治交易，不想用出卖个人诚实来换取党派的接纳、利益和荣誉。所以他能够超越狭隘的党派利益，保持住知识分子基于个人诚实的独立、超然和公正。他说：“没有一个政党能拉住我，能让我把党置于真理之上。只要一听到谎言，我就很不自在，我的作用就是要揭露它。我执着于真理，如果党离开了真理，我就立即离开党。”
而罗曼·罗兰，把一己名誉看的比道义、良知和人类正义更重要，仅仅为了自己作为一个著名作家的自尊心，而不惜隐瞒事实，在真相已经证明了他的以往信念的错误后，却不敢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当时的法国及西方，正是右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倾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大论战的时候，罗曼·罗兰的日记所记录的事实，如果公开，肯定有助于澄清思想混乱，但是显然不利于他所属的左派阵营。为了派别的利益，也为了自己头上的左派知识分子的革命光环，他居然隐瞒了那么残酷的东西，包括与斯大林的谈话。
阅读纪德的传记，会更深地理解他之所以不同于罗曼·罗兰，决不仅仅是苏联之行造成的，而是因为早在访苏之前，两个人在人格与思想等方面已经有极大的差别。无论干什么，纪德在骨子里都是一个诚实的个人主义，他的自我要求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个人的“灵魂高贵”和知识人的“起码良知”。早在二十年代，他的非洲游记如实地揭露了殖民者的罪恶——垄断、苦役、强制移民、焚毁村庄、严刑拷问、反复进行的屠杀等，而且这一切皆是他的祖国法兰西犯下的。为此，纪德背上了“叛国者”恶名，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反而进一步向法国政府和议会递交了一份考察报告。正是在纪德的大声疾呼和全力奔走之下，在法国的公共舆论和议会之中，展开了关于非洲殖民地的大辩论，形成了对法国政府的巨大压力，最终使政府承诺释放十二万名黑人奴隶。
纪德有极为天真的一面，他转向左倾的时期，正是他认为自己在文学上太老了，在政治上又太年轻，他为过去的自己对革命的贡献太少而痛苦。此刻，他看到了苏联发布的五年计划公报，便一下子被其新颖的建设蓝图所吸引。他把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当作一项英雄主义事业和“精神上的新飞跃”。他认真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被其中的道义激情所打动。而另一方面，纪德的天真又有看穿“皇帝的新衣”的锐利和大声说出真相的无邪品质。他参加了一些欧洲共产党在苏联操纵下的活动后，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这种类似宗教的狂热信仰的可怕。他不断地被内心的挣扎所折磨，不断地自我反省，他说自己处在身体的服从和精神的抗拒、集体平均主义和个人自主、按照组织要求发言和服从自己内心诚实之间的分裂中。他想弥合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分裂，他和几位西方作家一起致贺信给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希望苏联的文艺能够“建设共产主义的个人主义。……共产主义者，只有在重视每个人的特点的时候，才使人们敬服。每个艺术家，必须成为个人主义者……”“一旦作家被迫服从于某种口号，任何文学都将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他想保持个人的声音，他害怕听命于人，害怕自己的声音在党的要求下走样，害怕在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自己的声音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所歪曲。所以，早在一九三三年，他就拒绝了苏联人通过阿拉贡给他的建议：把他的作品《梵蒂冈的地窖》改变为电影，搬上苏联的银幕。
在十九世纪末的德雷福斯案件中，著名作家佐拉的义举，在还是青年的纪德心中，植入了“高贵灵魂”和“诚实良知”的种子，他当时受到佐拉的感召，也参加了许多后续的援救活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希特勒制造了“国会纵火案”之后，他便为被纳粹迫害的德国共产党员季米特洛夫等人奔走呼号，还和马尔罗去德国，想约见戈培尔或总统兴登堡，阻止纳粹继续迫害共产党员；在他访问苏联之前，他曾为营救支持托洛斯基的共产党员作家C·谢尔盖，而致信给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希望第一个给人以希望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要把“谢尔盖问题”变成又一起“德雷福斯案”。苏联当局正在全力拉拢纪德，于是就卖了个人情，在纪德访苏前的一九三六年五月，释放了谢尔盖。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品质，使纪德在加入法共之后，仍然坚守着一个顽固的想法，那就是在被党拿走的肉体中，保持住“灵魂的高贵”。
按照纪德传记作者对当时的叙述，决定接受苏联的邀请，对纪德来说也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当苏联官方通过一系列朋友劝他接受邀请时，他一度处在极端混乱的内心惶惶之中，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去苏联的结果很可能是“失望”而归。因为，内在预感告诉他：“我将被迫经常说话。但是我心里明白，我将被迫超越我的思想。我的话将被翻译成俄语，再被译成法文。这肯定会使我说一些我不想说的话，而且我不能纠正。我想把个人的观点保持在共产主义的范围之内，但这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更重要的是，他纪德的内心深处怀有一种对苏联的恐惧，不是对革命的恐惧，而是对特权化接待的恐惧，他说：“那边发生的事情，开始令我有些害怕，我非常害怕资产阶级化。”为此，他还故意想摆脱说客们的纠缠，于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间远避非洲。
然而，人民阵线在法国选举中的获胜鼓舞了纪德，他的好朋友昂·勃鲁姆开始领导法国，乐观情绪洋溢在左派控制的国度上空。于是，在纪德提出的陪同人选的要求得到苏联当局的满足后，他便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踏上了苏联，游历了两个多月，于八月二十四日离开。
仅三个月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他发表了《从苏联归来》，第一版销量十万册，这是一个纪德万万没有想到的惊人数位。一九三七年初，他迎着东西方两面夹击的狂潮，又发表了《“从苏联归来”之补充》，使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真相更深入地公之于众。他在完成了对苏联幻想的颠覆之后，轻蔑地对待左派们对他的人身攻击；在全世界共产党人的诅咒声中，他又投身于另一场与极权主义的斗争中：当共和主义在西班牙内战中败于独裁主义之时，他继续为保卫西班牙共和国而战。
纪德访苏的结果既不幸又幸运：不幸的是他个人，访苏的亲历完全印证了他行前的恐惧和预感，毁灭了他的理想；幸运的是人们，世人有机会看到不朽的见证：《从苏联归来》。
2001年5月17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
【大纪元】200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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