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只有十一、二岁的我，经常看到罪大恶极的死刑犯被游街示众，几辆陈旧的大卡车上，被五花大绑的死刑犯一律剃了光头，或后脖颈了插一块尖形的牌子，或胸前挂着一块长方形的牌子，白底，粗粗的黑字，正中是罪犯的姓名，字写得很大，下面的小字写着罪名。每个罪犯的两边站着两个戴着钢盔和白手套的军人，车厢的四周站满了戴钢盔的荷枪实弹的士兵，那些即将被处决的犯人，有的想昂头以示不怕死，但是军人会使劲把他的头按下去；有的已经完全瘫软，需要两个士兵用力向上提着，其中一士兵还要用戴着白手套的一只手，使劲搬着罪犯的秃头使其后仰，这种姿势才能让围观者看到他那吓得鼻涕横流的脸。最醒目的是黑色名字上的大红叉子。我当时，最羡慕的是士兵头上的军帽和雪白的手套。这也使我想起另一种鲁迅体验过的旁观，人们只是把残忍场面当作消遣来享受，而中国人在变残酷为享乐上，是有独特的天赋和遗传的。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最初动力，就来自对中国人的这种愚昧和冷血的激愤。直到今天，“人血馒头”的隐喻对理解国民性来说，仍然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象征意义。
而新经济时代的“电子游街”，把罪犯在法庭上的狂妄形象和一言一行传遍整个中国，人们从网路、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的五花八门的报道中，更多面、更细致、更快捷地了解罪恶的细节和案情的进展，作为饭后谈资。甚至，张君案开庭那天，他似乎已经知道了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计划，他本人太清楚这是人生最后的一出大戏，一定要在法庭上把秀作足，这样也好为媒体炒作提供更多的资源，让十三亿人都看看自己最后的作秀，是何等的大义凛然！他刻意要扮演一个明星罪犯、反面英雄、被模仿的楷模，以此来引起民众的关注和欢呼。就连与张君打了六年交道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张君很会表演：“一旦面对公众面对媒体，张君就马上表现得很从容。”
这是新经济时代的“媒体游街”，从一个城镇的几条街道走向互联网的四通八达的电子街道，把张君案变成中国最大的“犯罪秀”。在这个过程中，张君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邪恶魅力，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公众形象上实现了“我要做中国第一杀手”的誓言。这既是古老的司法仪式的政治化，更是二十一世纪商品时代的犯罪作秀化。
【大纪元】2001-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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