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之后，“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歌声唱遍中国大陆，且历久而不衰，直到今天，还是人们发泄不满时的怀旧工具；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走下天安门检阅三军、接受“小平您好”的真心拥戴之后，“总设计师”一挥手，就恩赐给小民以奔小康的机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经济上获得有限的解放；1999年10月1日，江泽民在检阅了三军之后，尽管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抨击，但他仍然稳坐“继往开来的领路人”的核心位置，进行了又一次皇恩浩荡的理论创新，让那些发了大财的资本家加入中共，在政治上获得钦定的解放，不再只是人大、政协中的统战对像和政治花瓶，而成为执政党的一员。
每年的10月，中共执政的庆典时期，被舆论界反复渲染的一句著名口号，就是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在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真正站起来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其他的人、包括与他一起打天下的中共元老全部匍匐在他的脚下，高呼“万岁！万万岁！”在邓小平及江泽民时代，没有毛泽东式的绝对独裁者，但是真正站起来的也只是极少数中共高层具有决策权的寡头集团和权贵家族。
中共的三代核心，其民意支持一代不如一代，毛泽东赢得的是子民们被红太阳照耀得眼花缭乱，被感动得五脏沸腾，只有狂热的欢呼。邓小平赢得的是子民们被小康承诺购买来的拥戴，即便他一手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大屠杀，被极端实用主义教养出的惟利是图之众，在强权镇压和利益收买之下，也保持了犬儒式的聪明和沉默。而最受非议的第三代核心江泽民，除了镇压法轮功的轰轰烈烈之外，政绩平庸之极，但是他只要稍稍触动一下中共旧体制，就立刻变成善于驾驭复杂多变的局势的英明核心。不仅大陆的经济发展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而且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允许资本家入党，作为伟大的理论创新，把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钦定为“先进生产力”的人格代表，虽然遭到保守毛派的激烈抨击，却赢得国际主流社会及海内外期望政改的精英们的支持。如同毛泽东在执政之初对社会名流们许以高官厚禄，大有唐太祖李世民“天下英雄尽入吾茳”的得意。就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都不惜把溢美之词用于江泽民，前前总统卡特也对大陆农村的基层选举做了“非常好”的评价，并说：“我能来观摩这次村民选举感到非常的荣幸。”
我不否认中共执政集团内，会有想善待人民和具有一定现代政治意识的高官，比如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当政之时也确实做过不少善政，并为推进政改而甘冒风险。但是，即便如此，百姓的权益也只能等待自上而下的恩赐，何况，这样的好官在中共体制下难以长存。退一万步讲，如果国人能经常遇到明主，或皇帝的开恩不是偶然行为，而是隔三差五地浩荡一次，等待恩典的民族惰性，尽管有辱做人的尊严，因为得到了实惠也还情有可原。可悲的是，国人历经诸多苦难和漫长等待，才会偶然遇到一个贤明的君主或一次极为吝啬的开恩，得到的总是迟到的微薄补偿和可怜安慰，为什么仍然只会仰视皇冠？何况，在中国，王朝循环的历史上的每一次皇恩浩荡，要么发生在百废待兴的开国之初，要么发生在危机四伏的末年，在根本上不是为了民众的福祉，而是出于巩固政权、维持政权或挽救政权的政治需要。而国人仍然像完全需要成年人照顾的婴儿，只会等待明主的出现。难道国人真的就永远长不大、永远人格残疾和弱智，宿命般地只配跪著祈求和接受皇恩？！
毫无疑问，邓小平和江泽民治下的大陆，比之于毛泽东时代，国人得到了温饱的实惠和极有限的个人选择空间，“三个有利”的邓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江学说，比教条而刚性“阶级斗争”的毛思想，也具有了灵活而柔软的弹性，特别是“三个代表”的提出，对于中共的自我改造和启动渐进政改，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也必须指出其负面作用也很大，对于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和遍地腐败的愈演愈烈来说，无疑于火上浇油）。但是，这一切变化，都没有在根基上改变国人的基本生存状态；这块土地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千古一系，单传至今。那就是：人的权利、国家的命运、社会的任何进步和老百姓生活的任何改善，主动权和决定权皆牢牢握在独裁者的手中，皆是自上而下的恩赐，需要子民们三呼万岁，以示百姓的忠诚和感恩；需要社会名流扮演同舟共济的诤友，需要御用文人妙笔生花的辩护和赞美，以示君主的英明和戴德。
而民众自下而上的争取做人尊严和自身权益的运动，不是被阴险的独裁者作为夺权和建立新王朝的工具而利用，就是被野蛮的专制机器彻底剿灭，一场场揭竿而起的大规模民间反抗运动，无论是传统的暴力反抗的改朝换代，还是现代的和平抗争的政治反对运动，都无法撼动专制制度和奴性文化的根基。在愚昧而盲目的群氓心中，被利用等于被解放，等于重获新生；在懦弱而聪明的犬儒身上，被镇压就是被征服，就等于从此做帮凶、做帮闲，起码做沉默的顺民。国人何时尝到过当家作主的真正解放的滋味，中国何曾走出过专制王朝的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直到今天，中共执政的日子，仍然以“解放以后”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表达方式，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说辞，成为一代代人最基本的历史常识和语言习惯，深深地沉淀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普遍地应用于人们的口语和书面语中。就是那些对中共历史了如指掌的知识分子和党内开明派，在揭露中共执政后的累累罪恶时，也要习惯性地用上述词汇来为历史划界。
同样，现在的百姓谈起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绝大多数人随口说出的词仍然是“动乱”或“暴乱”，即便是亲历了浩大的和平游行和血腥大屠杀的北京市民，也大都用官方定性的词汇；即便官方已经悄悄地在公开媒体上用“政治风波”代替了“动乱”和“暴乱”，人们的语言也并没有随之改变多少。近两年，“邪教”一词正在民众中、特别是大中小学生中迅速普及。前几年，我每次听到熟人讲起八九运动用“动乱”一词时，都要予以反驳和纠正。这种纠正，开始是愤怒，继而是严肃，最后是无可奈何，时间一长便听之任之了。强势的意识形态灌输进入长期被奴化的头脑，遂使记忆和语言定型化。
思想怪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认为，语言绝非传统意义上的表意工具，语言就是行为本身，选择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方式，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选择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由此引申，习惯于感恩戴德的语言表达方式，就必然造就出救世主意识，救世主意识必然导致等待自上而下恩赐的奴性生存方式，离开了救世主便惶惶不可终日，比丧家之犬还要狼狈。
国人一次次地把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希望，寄托于新上任的执政者，但是每一次皆以失望告终；荒谬的是，一次次失望，仍然没有灭绝人们对中共主动改革的近乎于绝望的希望。为什么？通常的回答是国情使然：有人说，偌大的国家，必须靠威权制度才能控制和治理；有人说中共过于强大，拥有的垄断性资源太多，除非中共自我改造，否则任何其他力量无法挑战；有人说，民间政治反对派在各方面都不如中共，他们上台，还不如中共；有人说，首先要发展经济，之后才是政治改革，而要保持经济高增长就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只有中共执政才能维持稳定；有人说，大陆人口太多且素质低下、愚昧无知，只配接受精英们的恩赐性指导，只能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所有这一切辩护，无非就是为了证明：没有了中共或中共下台，谁能代替它有效地统治中国？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不是经常遭遇这样的质问吗？所以，等待恩赐的幸福就是平民百姓的唯一选择。
当国人不争取、甚至压根不准备自我做主之时；当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还未真正开始就已经放弃努力之时；人们就会普遍地虚构出一个下意识的假设：离开了现行执政者，必然天下大乱。这样的假设，既来自中共长期的强制性的意识形态灌输，也来自国人至今不改的奴性。最近，江泽民在接受《纽约日报》采访时不是也说：在12亿人口、还有1亿文盲的国家搞西方式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将会吃不饱，天下大乱，无益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吗？但是，综观现代极权制度和现代自由制度之间近百年的制度竞争的历史，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无一不发生在极权体制下，苏联的二、三十年代的强制集体化，饿死了五、六百万人；中国的五十年代的大跃进，饿死了至少三千万人；朝鲜的九十年代所奉行的军事优先国策，饿死了二百万人。这样的大悲剧并不能使独裁者自我反省和珍视生命，反而被轻描淡写地说成必要的代价或交学费。而对于民众来说，越是迷恋于等待明主降临、乞求专制者发善心，统治者就越不把人的生命、权益、尊严当回事，越肆无忌惮地蔑视生命、剥夺权益、践踏尊严。
独裁者有理由无视历史事实而提出这样的假设，因为他们的所有决策和言说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保住绝对权力。而民众却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样的假设，因为这假设所维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当人来对待的秩序。国人一旦忘记历史事实而相信了这样的假设，就会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馅饼，就会虽九死而犹未悔地寻找明君贤主，就会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间反对运动、争取自身权益运动，视为帮倒忙的“添乱”，就会在执政者干了九十九件大坏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时，用1％的善政来为99％的恶政辩护。即便被屠杀、被饿死、被监禁、被流放、被剥夺、被歧视独裁者仍然“伟大光荣正确”，小民们仍然千恩万谢。
白居易有诗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此千古名句决不适于描述敢于挺直腰身的国人，却是对习惯于优雅跪姿的国人的绝妙写照。金銮殿下，文武大臣齐刷刷跪成一片，三呼“万岁！万万岁！”天安门城楼上，独裁者一挥手，全世界最大的广场就变成了子民向救世主欢呼的海洋。清王朝覆灭以来的国人，特别是中共执政后的国人，虽然不再像古人那样做肉体上的跪拜，但是灵魂上的长跪不起更甚于古人！
做人的箴言云：人，生而自由平等。导致普遍的奴役和不平等的，决不是因为统治者过于强大或过于英明，而是因为被统治者们的跪下。难道三叩九跪的皇权时代已经废除了一百多年的今天，国人还自我作践，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的跪姿辩护？仅仅是小康的恩惠和允许富人入党的开恩，难道就使国人只会以下跪叩谢来显示独裁者的高大和恩典吗？！
2001年9月10日于北京家中
【动向】2001年10月号
【大参考】总第1354期（200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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