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版的《争鸣》杂志刊出刘晓波的长文《贫弱不天然代表正义，富强不天然代表邪恶》，认为：贫困和弱小值得同情，但不天然代表正义和公理。历史证明：邪恶帝国皆以代表受剥削受压迫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但其制造的罪恶举世罕见。富裕与强大并不天然就是邪恶。二战以后美国历次出兵，就是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和人权，保卫弱势群体免受侵略和迫害，遏制共产极权。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是人类道义和历史发展的双重选择。
作者说：
任何战争和恐怖行为，受伤害最大的肯定是平民，萨达姆发动海湾战争，使伊拉克陷于国际孤立和日益贫困的深渊，但是他本人仍然在长期的制裁中耀武扬威、尽情享受石油换来的一切，修建了多座城堡；本.拉登本人以及一切恐怖主义的幕后元凶，雇佣和训练众多的亡命之徒，但是他本人决不会甘愿充当人肉炸弹，投入其为了信仰的“圣战”，以生命践行弱小民族向超级强权的绝望挑战。而且，恐怖分子不仅偷袭美国这样的强国，也照样对同胞实施恐怖屠杀；恐怖分子对抗的不仅是基督教文明，甚至连本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毫无敬畏地毁灭之。
越是独裁者就越以滥杀无辜平民、制造无孔不入的恐怖、训练为他献身的愚忠者加亡命之徒为乐事，越对生命、文明甚至信仰没有敬畏和珍惜。拉登训练恐怖分子，真的是从娃娃抓起，那些身穿迷彩服的孩子，至多十一、二岁。他们从小就接受仇恨教育，被灌输献身精神和对生命的轻蔑，培养不择手段的杀人意志。说恐怖主义为信仰和弱势民族的利益及尊严而战，纯属无稽之谈。正像史达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金日成等独裁暴君，理想旗帜举得比任何人都高，道德高调唱得比任何人都动听，但是其统治比任何人都下流和暴虐，说他们“以万物为刍狗”，“视生命为草芥”一点也不过份。
作者质问：
冷战结束后，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使全球性对抗程度降低，却使恐怖主义横行，近十几年来，基于政治目的的人质案和人肉炸弹满世界开花，而恐怖主义主要来自阿拉伯世界，那里是孳生恐怖主义的最大温床。对于这种现实，难道阿拉伯各国以及伊斯兰教主们不应该进行反省吗？
历史提供的经验证据恰恰证明：穷人的暴力造反的邪恶性和毁灭性，决不次于任何其它暴力崇拜的行为。证诸于中国历史，有绵绵不绝的历代农民起义和水浒式造反；证诸于世界历史，仅举出二十世纪的纳粹德国的兴起和共产极权，足矣！这些邪恶的帝国皆以贫穷而弱势的群体为政权基础，并宣称代表着受剥削受压迫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这种穷人政权所制造的罪恶举世罕见。
作者还指出一个事实：
伊拉克贫穷，但萨达姆家族富得流油；阿富汗贫困，但是拉登是亿万富翁。
作者更进一步陈述说：
以弱小民族在历史上的受迫害为理由，为恐怖主义进行道义合法性的辩护，那么在人类历史上，最应该进行恐怖主义复仇的民族应该是犹太人，一直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民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主要的迫害者，犹太圣城耶路撒冷数次被毁，到二战期间达到种族灭绝的高潮。整个世界和三大宗教中的两大宗教欠犹太民族的血债太多了。而伊斯兰教的命运只是在近代才开始衰落，当年的古波斯帝国，代替罗马帝国的奥斯曼帝国，都有过不可一世的称霸历史。而自从世界离不开石油之后，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富得流油，只不过那些天赐的财富没有落到百姓手中，而是被少数王公贵族所垄断，大把的金钱用于挥霍，却很少投入到改善国计民生的有效率产业之中。可以说，在财富的升值和造福社会的意义上，阿拉伯富翁们做的最差。
所有在现代落伍的民族，都有这种“怨妇情结”，越是专制国家就越不厌其烦地通过垄断的舆论权力，寻找和塑造一个外来的敌人，向国民灌输歪曲了的受西方列强欺辱的历史，使“怨妇情结”和仇恨意识成为国民素质的基本要素，以此转嫁国内危机和民众对独裁统治的不满；而民众在长期的奴役之中，既积累了太多的冤屈和不满又养成驯顺的奴性，既对独裁政权不满又相信官方的宣传（因为他们的知情权被剥夺），所以，一遇到国际冲突，民众就把所有的仇恨以怨妇诉苦和泼妇骂街的方式对外发泄，就连帮他们保住主权和领土的国家，向他们的独裁政府施加压力，敦促执政者善待自己的人民的国家，居然成了他们发泄怨恨的主要目标。怨妇最容易转化为泼妇，更危险的是，泼妇一旦有了机遇就自动变成暴民。因为他们内心里层层淤积不满塑造了一种变态而懦弱的人格：不是基于正义而是基于个人的恩怨，不是来自爱而是来自恨，不是寻求平等对待而是想做人上人，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加入竞争而是嫉妒他人的成就。选择美国为恐怖偷袭的首要目标，因为美国是国际反恐怖主义的中坚。
作者还用了较大篇幅论证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和功能，认为：
可以争辩说任何国家都没有那么高尚，其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国家利益，美国也不例外。但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外交上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自由主义的立国原则。在诸多现实功利利益之外，美国还有把在全球实现超越世俗功利的理想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和最高的国家利益，那就是在世界上坚定不移地扩大自由、民主和人权。美国并不完美，美国人也不是完人，美国犯过许多错误，在二十世纪犯过的最大错误，就是在二战开始时采取孤立主义，如果美国早一点担负起领导盟国的责任，欧洲不可能姑息希特勒最初的侵略行为，日本人也不可能在亚洲所向无敌，世界更不可能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但愿恐怖分子投向世贸大楼的人肉炸弹，真正炸醒的不只是美国和欧洲，而是整个世界。在如此邪恶的恐怖主义面前，任何姑息都是变相的共谋。
在指责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有一个角度是必须的：即在美国对世界事务的主导作用的利弊权衡之中来谈论这个问题，而不能不加比较地、不顾历史和现实，一味抓住美国的错误不放。不抱偏见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利要远远大于弊。冷战结束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无赖国家和日益边缘化的民族，为了挽救不可逆转的没落命运，变得格外疯狂。正因为有无赖国家和恐怖主义这样的国际流氓，就必须有国际警察，放眼世界各国，不由美国充当国际警察的义务局长，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和愿意担此费力不讨好的重任？正如邱吉尔在谈到民主制度时所说：它不可能完善，但却是作恶最少的制度。同理，由美国充当国际警察，其作为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它能够做到利大于弊，已经是难能可贵了。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联合国授权，而是人类道义的和历史发展的双重抉择授予的。
zt2 于 2001/10/10 12:29:15 发表在 旧雨新知
【多维新闻网】200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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