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参半的袁世凯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辛亥革命结束了千年帝制之后，形成了南孙北袁的权力较量，从1911年双十起义后，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到清廷颁布《逊位诏》，从8月孙赴北京与袁世凯多次商谈并最后让总统之位给袁，到1913年11月袁世凯解散国民党……政局大起大落，成败转瞬交替。孙中山之所以不得不把大总统的头衔让给袁世凯，绝非他本人顾全大局和不贪恋权力，而是实力对比和国内外局势使然。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列强大都支持北方的袁世凯而不支持南方的孙中山。袁因为复辟帝制而身败名裂之后，西方列强对袁的支持也成为他的主要罪状之一，国内史学界一直把袁贬为独裁者和卖国者。
然而，孙中山又何尝不是独裁者和卖国者呢？当时在两广活动的孙中山又何尝不想获得西方支持呢？他是想寻求西方支持而不得。他为了与袁世凯争权竭力拉拢英国、美国和日本，向英美承诺：如果支持他，英美将得到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优惠，甚至把财权置于美国人的控制之下，把中国海军置于英国人的控制之下，可以割让更多的租借地给英美。对日本，孙更是极尽拉拢之能事，承诺把满洲租让给日本，把成立国家中央银行的权利让给日本人，中国市场全面向日本开放，日本产品进入中国可以免征进口税，中国原料输向日本也可以免征出口税，这种双重免税就可以让日本工商界独占中国市场，总之，只要日本支持他，中国能够提供给日本的利益远比印度提供给英国的更大。孙之所以在二十年代前期转向苏联，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列宁式独裁党的信徒，创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种主义一个领袖”的党国体制，同时大骂西方的议会体制，贬之为富人俱乐部和猪崽议员，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西方不支持他的暴力革命，而苏联却支持他。
现在，在国人的眼中，袁世凯是“复辟帝制”的代名词，是一个绝对专制、保守、僵化的帝制余孽，实际上袁世凯只是一个新旧参半的人物。在李鸿章死后，袁便成为中国渐进改革的领军人物，他支持地方自治和君主立宪，被清廷任命为第一任内阁总理之后，他不仅得到国内的改革派诸多头面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人的支持，而且得到西方列强的普遍支持。从1904年初到1905年7月清廷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全国8位总督之奏请立宪者就有5位，袁世凯无疑是这些力主君主立宪的朝廷重臣的领袖。1906年7月周游14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回国，向慈禧太后力陈君主立宪的紧迫性和种种益处。9月1日清廷便颁布了《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一场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在全国兴起，各地纷纷成立民间的立宪团体，向民众普及宪政知识和敦促政府加快立宪进程。可以设想，如果清廷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并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之改革，不被激进的共和革命所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是另一个局面（感谢袁伟时和王怡的研究对我写作本文的启示）。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一书（三联书店2001年5月版，北京），从外国人的视角印证了袁世凯确有开明的一面。其中的袁世凯采访录，读之使人慨叹者，今日中国的政客们，远不如一个世纪前的晚清政客可爱！同时，对理解西方国家不支持力主共和革命的孙中山而支持力主君主立宪的袁世凯的历史，多少有所帮助，起码可以提供另一个观察历史的维度。
地地道道的亲美派
李鸿章和袁世凯都是亲美派，因为在诸列强中，美国不仅是大清国与其他列强之间的冲突调节者，更是屡屡在关键时刻扮演大清国利益保护者的角色。
1908年4月，《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罚品米拉德在北京采访了袁世凯。这篇采访中的袁世凯，不仅表现出强烈的亲美倾向，更表现了他作为大清国的渐进改革的头面人物的开明和稳健。袁世凯说他崇拜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但是对美国即将举行的大选，他希望塔夫托能够当选，因为“去年秋天，塔夫托先生在上海发表了对大清国很友好的讲话，这给清国上下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在袁世凯的眼中，美国是诸列强中对中国没有野心且最值得信任的大国，袁世凯说：“大清国的政治家们，自从开始考虑我国的国际关系时，就认为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看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切，并且将来也一定会继续下去。我觉得，我们需要和贵国保持友好和令人满意的关系，这种需要的程度怎么说都不过分。贵国一直是大清国的朋友，并且贵国从未错过任何机会以无私的方式表示出这一点。的确，美国一直对东方国家非常友好，并且从未显示过哪怕是轻微的军事部署要去攻击它们。如果说在不远的将来，大清国在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时刻必须挺身抗争的话，我们会期待并信赖美国能够为保护我们的权利而在国际上善施影响。当然我们会对所有那些友好的列强国家抱有同样希望，然而我们更加信任美国。”
袁世凯的强烈亲美绝非媚态，而是身在其中与列强周旋的切身体验使然，是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善行的必然结果。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的一系列屈辱谈判中，只有美国没有割要中国的领土，并力主实行保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的“门户开放”政策。在庚子赔款中，只有美国觉得拿这样的钱于心有愧，遂免去了中国二千四百万美元的债务，用于留美中国学生的基金，为此李鸿章访美时特意向美国总统致谢。而日本人则把中国的赔款全部用于未来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物质准备。
美国政府和舆论界屡屡严词批评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称之为“罪恶的鸦片贸易”，把本国的巨额利润建筑在他国的苦难之上。在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的强力推动下，旨在禁毒的首届国际鸦片委员会于1909年在中国上海成立并召开大会。美国也对英法联军火烧和抢劫圆明园的野蛮行为提出谴责。换言之，美国人当时在大清国政界的良好信誉，是长期对中国友好相待的积累所成就的。
在此之前的19世纪中期，清廷就对美国人信任有加，甚至达到可以代表大清国出使的程度。1867年左右，大清国非常担心诸列强要求修改条约，决定派使团赴欧美进行外交游说，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美国驻清国公使浦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由于在调节中英冲突中的公正无私和卓越才能而深得清廷的信任和赏识，遂被大清国任命为“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物钦差大臣”。他陈述了接受这一任命的理由：过去，闭关锁国的大清国的对外开放完全是被动的无奈选择，是被列强的“船坚炮利”逼出来的，而此次清廷派使团赴列强各国，标志着大清国由被动打开国门转向主动对外开放，这是一种革命性转变，所以他应该竭力帮助。他说：“这个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第一次欲求与西方各国建立关系，而要求这个世界上最年轻国家的代表作为这种革命性巨变的中间人时，实不可忽略或加以拒绝。”作为大清国赴欧美外交使团团长，他率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普、俄等列强。代表团于1868年7月28日在华盛顿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史称“浦安臣条约”）。这一条约是奠定日后中美关系的基石性外交文件。此人对大清国的自立自强抱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热情，相信大清国将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加之他在特殊时刻发挥的特殊外交作用，使他对美国人的中国观以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影响。这位理想主义者，不幸于1870年2月23日为大清国殉职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大清朝廷为表彰浦安臣的尽职精神和卓越外交工作，追授他头品顶戴并赏抚恤银一万两。
渐进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袁世凯的亲美，肯定深受他的恩师李鸿章的影响，或许因此他也很想亲身体验一下李鸿章访美时的盛况，所以他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的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但是我觉得，尽管我们两国政府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清国人，比受欧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我们国内的管理。并且据我所知，贵国政府的基本规则也与我国政府的极为相似。”
梁启超所着《李鸿章传》认为：在西方人眼中，李鸿章是“中国第一人”，“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梁甚至认为：“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以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梁的言词不免有些夸张，但西方人对李鸿章的推崇则是事实，李访问欧美所受到的高规格接待和盛大欢迎就是证明。也许是爱屋及乌，作为李鸿章的得意门生的袁世凯，也受到了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的青睐。
在美国记者的眼中，李鸿章是中国的改革之父，袁世凯是李鸿章的最佳继承人，“一直负责推动整个大清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少数可以左右李鸿章之后的大变局、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人物。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他是那些趋向改革和进步的高层官员中的“第一”人，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的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他“虽然不是清国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素质全面”，具有“异常才智”且“野心勃勃”。他善于利用政治时机并有能力把自己推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他吸取了中日战争和义和团式反西方的教训，主张尽量寻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和谅解，以便推动保守的渐进改革，用这位记者的话说，袁世凯所推动的改革“并没有激进到会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的程度，是“允许进步分子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适当采取些行动”的改革。
在记者问到大清国的改革并认为中国民众欢迎民主制度时，袁世凯说：“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存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接着他谈了当前最需要改革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认为这种改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而且这些改革对国家主权关系重大。只有完成了此三项改革，“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只有主权彻底恢复了，“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虽然力主君主立宪的袁世凯，在当时的激进革命派看来是保守的，但是他所表达的上述整体改革观，在一百年后只进行单纯经济改革的中共看来，肯定又是激进的，因为现在的中共政权根本没有诚意放弃一党独裁制度。
袁世凯还谈到了大清国改革与日本改革的不同，不能进行简单的类比。他说日本人在物质上取得了超过大清国的进步，是地理上和政治上的有利环境以及西方的支持使然，并不能证明他们在精神上和道德上也优于中国，而且中国的事业远比日本的“更加艰巨和繁重”。
在谈到大清国的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时，他再一次强调学习西方的重要性，欢迎并感谢任何善意的建议和忠告，如果只按照他个人的想法，他甚至主张引进能干的西方人做大清国的财经顾问和法律顾问，但他又说，如果现在就公开提出这样的建议，只能授人以柄，对那些保守的政敌有利。
袁世凯不比今人落伍
在袁世凯那里，对提出具体改革策略的时机选择的务实把握，与对引进西方的观念及制度的务实态度是一致的。他认为，虽然当下的大清国，也许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接纳所有外来事物，但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是能够真正适应西方的观点和方法的。而一谈到西方，他就一定要把美国对中国改革的帮助置于突出的位置上，他说：“我期待，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开明人士在这方面能够给大清国以赏识和鼓励，并能在大清国面临的改革伟业面前，给予我们精神上和道义上的支援，正像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曾给予日本的一样。”最后，袁世凯很诚实地说：我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之中，西方国家在评估我国的发展进程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所以“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得过于严厉和苛刻。”
虽然不能绝对相信袁世凯的漂亮言词，也不能对当时美国记者的偏好毫无保留，但是，起码这篇采访让我们了解到，清末民初时期的上层改革者们在观念上并不比今天的政客们落伍。而且，袁世凯们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远比今天复杂，改革的国内外阻力远比今天巨大。如果把这篇一百年前美国记者对袁世凯的采访和今天江泽民数次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相比，其中透露出的两个人、两代政客之间的高下优劣，就显得一目了然、格外醒目！袁世凯所表现出的明智、稳健、自信、谦逊和诚实，不要说江泽民无法与之媲美，中共的任何一个政客的公开表态皆难以企及。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慨叹李鸿章最终无法成就改革大业，实乃因为其被“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也”。我要补充的理由是，不仅是一百多年的传统重负、更是当时的世界大势，皆没有为那一代改革者提供足够的支持和示范。李鸿章袁世凯们所处的是强权政治主宰世界的战乱频繁的殖民时代，其改革事业的局限及最终失败实在不可避免，因为当时的世界大势，自由和民主仅是数种相互竞争的文化及制度之一种，还看不出向世界扩张并能够取得胜利的必然之势；但是，江泽民所处的是人权高于主权的基本和平的后殖民时代，制度竞争的成败优劣已经一目了然，自由化民主化作为普世价值和历史潮流，已如朗日当空，世人共仰之，而中国的体制改革却仍然阴云密布，难见一线阳光，没有什么根本的起色，实在不能还归罪于帝制传统和世界大势，更不是江泽民所说的人口大国、上亿文盲所能辩护的。换言之，李、袁等人的失败，非人为也，乃有主观之力难以扭转的势所必然；而江泽民等人之拒绝体制的根本改革，绝非势所必然，实乃全无人为之诚意与努力所致也！
【民主中国】总第101期2002年1月
【大参考】总第1434期（200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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