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谦卑的敬意,全力支持“天安门母亲运动”角逐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

因为——在孩子们倒下的地方,母亲们站起来,面对恐怖,见证死亡。而且,她们是在倒下就不允许再站起来的地方站起来的。她们的泪,一直在恐怖中流。恐怖没有消失过,泪也没有流干过。

因为——母亲们的泪是呐喊:罪恶的枪声还未完全停止,大逮捕、大清查、大谎言,接踵而至,快得让人难以喘息。这一切,以决不次于子弹的残暴,把血腥后无孔不入的恐怖,射入每个人的灵魂和难属心中那鲜淋的伤口。

但是,失去亲人的母亲们,面对中共的暴力强权的恐怖威吓和无耻谎言,那终生不会消失的悲痛,那对刽子手洋洋得意的愤怒,那无处伸冤的屈辱,唤醒了她们讨还正义的良知,给了她们揭穿谎言的勇气,向全世界公开大屠杀的真相,向拥有全部国家权力和专政机器的中共发出挑战。

当丁子霖教授家里为年仅17岁的殉难儿子蒋捷连设立的灵堂,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上时,全世界看到她那张悲愤的脸,听到她叙述儿子被屠戮的经过,声音中浸满止不住的泪。但她不再恐惧,因为她知道,她们知道,屈从恐怖和忍受谎言,是对恐怖和谎言的制造者的纵容。即便仅仅为一己亲人讨还公道,也决不能继续沉默;即便只是一个人也必须发出真实的声音。

因为——母亲们的泪是见证:无尽头的噩梦,让她们懂得了一个常识:保卫每一个人的人权,就是保卫自己的人权;任何一个人的人权受到非法侵犯,都是对每一个人的侵犯。保卫人权与所有人相关。如果自由是天赋人权,那么保卫人权就是每一个公民的天赋责任。于是,慢慢地,一个母亲、两个母亲、三个母亲、一群母亲……在泪水中相互搀扶着、关怀着、鼓励着,一个正义群体出现了!

1991年,只有丁子霖老师和张先玲女士接受境外媒体采访;1993年,也只有丁老师和周淑庄女士面对境外记者,一直持续到1999年周女士因病无法起床;1993年,六四难属送交给联合国人权大会的公开信上,只有丁老师一个人的签名;1995年,丁老师和蒋培坤老师被中共当局拘捕,16位难属毅然站出来向中共当局提出抗议。至今,丁子霖夫妇每次讲到难属群体时,都要动情地谈起这件事。同时,苏冰娴老师成了难属群体的骨干之一。1998年,中共政权无理查扣和冻结国际社会捐给六四难属群体的德国马克,63位难属站出来向当局表示抗议,她们先后两次去中共安全部分交涉、递交抗议书;1999年,六四十周年忌日,难属群体起诉李鹏的起诉书上,已经有105人的签名;同时,《见证死亡寻求正义》一书已经出版,记载了155名死者和65名伤者的名单及27位难属的证词;到2000年新纪元开始之六四忌日,已经有110多位难属公开了身份,“天安门母亲运动”诞生了。

她们有勇敢和智慧,更有爱心、耐心和信心,与威吓、监控、跟踪、拘留、查扣人道捐款……相周旋相抗争。她们一个个寻访,一点点积累,不放过每一点线索,让血的事实变成活生生的具体细节,让这些血淋淋的细节变成人们的记忆,见证八九运动,见证六四大屠杀,见证这个社会的灵魂,见证这十二年来中共政权的种种倒行逆施。而这事实的见证,对还原历史和伸张正义,比泪水、比愤怒、比呐喊,更加有力。

因为——六四后,母亲们在恐怖政治中所进行的人道救助,是大陆民间的最具道义感召力和最有成效的人权事业,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支持和赞誉。国际上的人道主义捐款,从她们公开站出来后就从未中断过,斯诺夫人也给予了巨大的道义支持;每年六四忌日,世界各地都要举行悼念活动。以丁子霖老师为代表的难属群体,荣获了一系列“人权奖”。丁子霖老师获得如下奖项:1994年获美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杰出民主人士奖,1995年获格利莱兹曼公民成就奖和纽约科学院的科学家人权奖,1996获万人杰新闻文化奖,同年丁子霖夫妇共同获法兰西自由基金会的记忆奖,1998年获瑞士自由与人权基金会奖,1999年获意大利亚历山大兰格基金会奖。新世纪来临的2000年,第二届世界民主大会在巴西圣保罗召开,颁发给“天安门母亲运动”民主勇敢奖。

美国历史学家埃利·威赛尔是种族灭绝中的犹太幸存者,他的母亲和妹妹都死于纳粹集中营。二战后,他在一位老作家的激励下,为自己确定了见证种族大屠杀的责任,他出版了一系列着作,发表了无数次演讲,并因此而获得了1986年度。

一个人的见证尚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肯定,而中国的母亲的见证则是一个群体。而且威塞尔远比母亲群体幸运,因为他不必再面对一个仍然独裁的政府,这个政府非但不认罪,还在不断制造新的罪恶;他也不必在仍然充满恐怖的无法公开的秘密状态中寻找见证。

而且,母亲们并不知道这条艰难的路还有多长,她们冤屈的泪还要流多久,有些母亲已经看不到冤魂重见天日的那一天了,比如苏冰娴老师就带着还未伸张的冤屈,也许还将有母亲倒在寻找见证的路上。

在此意义上,天安门母亲的见证历史,就更为悲壮,也更为伟大,应该得到更有力的关注和支持。

天安门母亲见证死亡,寻求正义,呼唤和平,不只是为了让世界只关注她们或只关注中国,更是为了让世界变得人性。

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天安门母亲运动”,就是对中国人民争取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最大国际支持。

2002年1月11日于北京家中

【议报】2002.01.25总第26期
【观察】

编者注:发表在“北京之春”2002年3月号(第106期)-特稿上的标题是“天安门母亲理应得到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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