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发生关系，先是杨建利先生问我能否来美参加该基金会组织召开的会议，后是老朋友张伟国主编《议报》，请我写稿子和做主笔，之后也大都是编辑和作者之间的事务关系，仅此而已。
直到最近刘凯申先生的噩耗传来，看到一些关于他行迹的报道和评论，我才发现自己的有眼无珠，这么长时间，居然只知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有杨建利这个主席和张伟国这个《议报》主编，却不知这个基金会的创办人和董事长刘凯申先生。尽管我与先生素无交往，连电子邮件的来往都没有，但是从这些追念的文章中，先生的如此低调和不计较名声之大小，而把更多的出头露面机会让杨建利等年轻人，这样的胸襟，让我这个冷眼旁观过大陆民运圈的争权夺利的人，顿生万千感慨，忍不住向这位先生献上一份迟到的哀悼和敬意。
还让我颇为感慨的是，从众多大陆流亡人士写的追念文字中，我才知道刘凯申先生是台湾人，但他这些年做的每一件公共事情似乎都与推进大陆的民主、加强全球华人及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了解、共识有关。六四大屠杀后，他发起成立了“民运服务中心”，惠及六四受害者家属、大陆在美的民运人士和留学生。正是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华人纷纷加入支持大陆民运行列，“民运服务中心”也于1990年转型为智库性质的组织——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先生为基金会确定的任务是：推动中国大陆制宪民主运动。他组织了“联邦中国宪法草案”的两次研讨会，邀请大陆、香港、台湾和欧美的宪法、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专家及学者参加，最后草拟出《联邦中国宪法建议性草案》。这两次会议和其成果《草案》，使未来大陆政体和国体的讨论成为一个长期的热点，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大陆体制转型的未来应该是联邦制。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还创办了专对大陆广播的“中国之音”电台，至今仍然在有效播音。最近又推出网路电子周刊“议报”，我荣幸地成为主笔之一。从新世纪开始，基金会每年举办族群青年研习营活动，杨建利曾有意邀我参加，但由于护照的关系未能成行。如果成行了，我也能当面领略刘凯申先生的风采。
这些年在大陆，经常碰到一些台湾出生的美籍华人，其中有些人曾在六四大屠杀前后帮助过大陆流亡者，后来由于对海外民运的失望而与之渐行渐远，但是这些人对大陆民主的关切始终未变，要不然他们也不会关心仍然在大陆的异己人士。对比之下，刘凯申先生在六四后的十多年里，非但没有灰心失望，反而一直关注并身体力行地参与海外民运，实在令我敬佩。
生活在大陆，每天的眼见耳闻，常常会令人悲观沮丧。而现在面对刘凯申先生的亡灵，我会反躬自问：如果我是一个在美多年的台湾人，有着不错的职业和收入，面对六四后中共政权在政治改革上的毫无作为，面对大陆普遍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和不讲道德的犬儒主义泛滥，面对海外民运的内斗不止……等等令人沮丧的现状，我会象先生那样，以淡薄名利的胸襟、宽容开放的态度、坚持不懈的信心和持之以恒的行动为推动大陆的宪政民主而努力吗？！
这绝非一个假问题，而是一个真问题，别说台湾人，就是大陆人中，不是有太多的留学生作为六四的受惠者，拿到绿卡之后就尽量与反独裁的事业划清界限，甚至连拿出点小钱给六四难属都不肯。不是不肯，而是早已遗忘了自己的绿卡上沾着殉难者的血。在大陆，六四后许多因参与八九运动而被迫经商的人，下海时信誓旦旦地说：等我发了财，民运就不必为经费发愁！现在，他们的确发了大财，却小心地与异己人士保持距离，而千方百计地与权贵们套近乎。
刘凯申先生的作为，的确是大陆民运的幸事，人虽走了，但大陆民运更应该珍惜刘先生的这份遗产——不仅是有形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更是先生决不放弃的韧性和实干精神。
面对刘凯申先生的亡灵，作为一个自称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大陆人，我感到羞愧——不仅为自己的有眼无珠，也为自己的无所作为。
2002年1月25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论坛】
【议报】2002.02.01总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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