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学者（如林毓生）认为，大陆当下的民间社会的现实状况是：虽然不受政治权威直接控制的个人自由有了很大的发育和拓展，但并没有导致民间参与公共事务的活动空间的建立。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下，大陆人越来越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私人领域而逃避参与政治等公共领域的事务。所以，大陆只有半吊子的自由或民间社会，很难自发地演变出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民间社会。
我认为，这种描述只说出了现状的一部分，事实上，即便撇开其它方面的公众参与不谈（如基层选举），仅就媒体特别是互联网而言，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现状也绝非那么糟，近几年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大陆人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相当可观的言论空间，一方面，如果公众无法从传统媒体上看到真实信息，就会上网寻求真相，网民利用互联网非常方便地得到比其它传媒更早的信息和更深入的报道；另一方面，互联网又是公众发表言论的最方便的媒介，大陆近几年发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事，无一不在互联网上接受民意的评判，网民对公共事务的言论参与，甚至到了无道德自律的程度。自由主义知识界更是充分利用网络传媒，从《思想的境界》开始，自由主义倾向的民间或半民间网站已经多达几十个，如《不寐之夜》、《羊子思想家园》、《问题与主义》、《思想评论》、《自由思想者》、《锐思评论》、《中评网》、《关天茶舍》、《北大三角地》、《思想格式化》、《公法评论》、《天则网》、《信仰之门》、《制度分析和公共政策》、《野草思想网》、《中国》、《实话实说焦点论坛》、《叛逆者》、《读书》、《小雅思想》、《于光远主页》、《谢泳居》、《笑蜀文集》、《何光沪主页》、《何怀宏主页》、《陈岩锋思想之家》、《剑虹评论》和最新由王力雄创办的《递进民主》等等。甚至一些由官方媒体所办的网站，也有大量批判现存制度和高层决策的言论存在，如《强国论坛》、《中青在线》、《南方网》等等……形成了颇为可观的一个“网络民间社会”。
同时网络已把世界连成一体，中共的封锁也挡不住境外的网络传媒，国际舆论通过互联网参与大陆的公共事务，《网络新闻》、《大纪元》、《博讯》、《万维》等，网络刊物《民主中国》、《议报》、《新世纪》、《民主论坛》、《北京之春》、《美国参考》、《争鸣》、《开放》等，一些着名传媒的英文网站如《BBC》、《纽约时报》、《美国之音》等，都为大陆网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信息；大陆一些敏感异己人士的言论，也通过境外网站传向境内，特别是由旅美留学生李洪宽创办的网刊《大小参考》，已为关心时势的大陆网民每天必读。
依靠这些开放网络上的信息和观念启蒙，大陆网民才会对中共政权的决策提出置疑和评判。而这，正是现行体制下，民间力量不断突破官方言论管制、拓展民间言论空间的最大希望所在。尽管在信息不透明的大陆，很难估价这种公共舆论的参与对政府决策的量化影响，但是，民间通过互联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正在迅速扩张，并且对社会万象、公众人物甚至政府行为产生影响。比如，江西芳林村小学爆炸案，就是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并形成强大的民间压力，使朱镕基不得不在记者会上向受害者和民众致歉；南丹煤矿的严重事故，也是在媒体持续的追踪揭露下，受到高层重视，对相关责任人和地方官员作了惩处。
灰色言论空间
从民间一侧来讲，除被中共盯紧了的异己分子，很多自由知识分子都保持着一种灰色身份：他们既是体制内的一员（知名的教授、研究员、社长、台长、主编、主笔、导演、作家、某协会的主席或理事等），吃着皇粮，享受着体制内的种种福利待遇，又在发表言论时自我定位于民间立场，净说些与主旋律完全相悖的言论，这在国际舆论看来，他们似乎是不被中共体制所容的异己人士。特别是那些比较著名的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有些人在受到来自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压力时，却能得到所在单位的保护，工资照拿、职称依旧、研究照做、课照上，分房等福利待遇照样享受；有些单位为了应对上面的压力，会暂时停止该教授讲课（导演要停导，演员要停演，记者要停采访……）；停课也有讲究，只停人数多影响大的本科生课，而仍然给研究生讲课。象社科院开除刘军宁的体制内公职，是近年来比较罕见的事例。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地位、角色和影响很典型，他是顾准的学生，其经济思想显然是自由主义的，有“吴市场”之誉，但他既是官方的高级幕僚，为高层决策提供改革方案，又为私营企业和散户股民利益鸣不平，抨击大陆股市的黑箱作业，获得民间利益的道义代言人的声誉。他经常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台上，纵论中国经济，不时发出极为尖锐的批评之声，正是这种的双重角色，才使他被央视评为2001年经济界十大杰出人物之首。类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茅于轼，虽然没有吴敬琏的名声大，也曾经与李慎之、刘军宁、樊钢一起受到过中宣部的封杀，但仍然极为活跃，经常就改革的未来走向发言，深刻批判社会上普遍的道德沦丧，他主持民间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也一直正常运行，已经成为大陆民间的经济思想库，双周一次的讲座及讨论，成为北京颇富声誉的民间沙龙。
这种灰色角色的生存，取决于大量灰色言论空间的存在，其对言论管制的普遍应对策略是：风声紧时就收敛一点，风头过去再逐渐放开；检讨照做而可能再次遭致整肃的言论照发。此刊物因发表某人的言论而被点名了，他还可以在别的刊物上发言；某本书因内容敏感而被一个出版社拒绝，还可以找到其它不以为然的出版社；这个网站发表不了的言论，可以在另一个网站发表；有的人因言论而被某单位清除或某单位不敢接收，还会找到对此毫不在乎的其它接收单位，比如余杰被现代文学馆拒收，现在却受聘于一个承包了中央台某频道的大国营公司；央视很火爆的《实话实说》栏目，因请了著名私营书店“万圣书园”的老板刘苏里而受到警告，因为刘在八九运动中是学生骨干之一，入狱20个月；另一个《读书时间》栏目，因请了学者朱学勤做嘉宾而受到批评，因为朱曾参与上海的八九运动，现在又是自由主义立场极为鲜明的知识分子。但是，官方他们封杀是极为有限的，仍然有其它电视台请朱学勤和刘苏里去做嘉宾，有的报刊还请他们写专栏。而且，在此类事件中，中共的安全部门只是警告媒体，而并没有找朱、刘二人的麻烦。
湖南卫视曾因请了胡耀邦时代的中宣部长朱厚泽当嘉宾而受到整治，但是其它的单位照请不误。2001年12月18日，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在广州番禺长龙大酒店举行“中国农民及私营经济问题座谈会”，就请了朱厚泽，还有杜润生、李锐、于光远、吴象，境外曾有媒体报道他们人赴广州参加这个会议受阻，而我手头就有他们参加此次会议的发言纪要，其言论皆与官方主旋律不符。他们都是胡、赵时代的重要幕僚，主张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同步进行，支持和同情八九运动，反对戒严和开枪，六四后也都失去了权力，但他们一直活跃在民间，不遗余力地呼吁政治改革。
就连毛派分子们，在90年代逐渐失势以后，成了中党内部的“异己人士”，在自己的刊物上不点名地猛批江核心，或频频采取异议分子挑战现政权的做法——上书和发表公开信，也是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国内传播。邓力群、魏巍等人挑战现行当权者最激烈的言论，就是点名批判江泽民“七一讲话”的联名上书，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一时间成了境内外媒体、大陆知识界和中共内部的热门话题。结果是这些毛派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整肃，公开信的发起者和组织者魏巍被变相软禁，毛派们的两个主要言论阵地《真理的追求》和《中流》被关闭。在此之前，大陆早已流传过四份毛派们批评当局的“万言书”，可见对于当权者来说，“异己”的定义，不只是思想信仰上的异议，更重要的是挑战他们的权力，相对于挑战其权力的行为而言，持有什么思想信仰倒无足轻重了。
生存策略
正因为有了这样可以打擦边球的灰色空间，才会出现与之相适应的灰色身份的言论群体。在国内还能保持公开发言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之中，虽然有少数新生代，如余杰、任不寐等，在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上（法轮功、“新青年学会”案和支持“天安门母亲”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等问题），敢于对最高当局表示公开抗议，绝大多数人却是尽量避开敏感问题，找到一种不直接对抗的生存方式，以便适应这种“中国特色”的灰色身份和灰色空间，而不轻易走向导致鱼死网破的公开对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媒介处事方法已经普及，正如思想开明、良知未泯的前政治局委员任仲夷所说：“最好的锦囊妙计就是使那个官僚主义者觉察不出来的‘阳奉阴违’”。而“阳奉阴违”的目的，就是想办法保持能够打擦边球的活动空间和来日方长的作为。据说，《南方周末》的负责人，动不动就被中宣部召到北京加以训斥，主编们社长们态度好极了，一边听，一边点头称是，一边在小本子上做记录，但回到广州，似乎什么也没发生。历经整肃的《南方周末》的基调至今也没有太大改变，就是媒体选择阳奉阴违的生存之道的典型案例。刚刚被整肃不久的《书屋》月刊，现在又开始发表敏感人物如李慎之等人的文章。
这种息事宁人和阳奉阴违的态度，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极为普遍地生存策略。《南方周末》、《兰州晚报》、《广西商报》、《羊城晚报》、《大河报》、《经济早报》、《蜀报》、《商务早报》、《北京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等报纸，《东方》、《方法》，《书屋》、《百花洲》、《百年潮》、《南风窗》、《北京文学》、《当代工人》、《青年报刊世界》、《真理的追求》、《中流》等刊物，以及众多的出版社和一些电视台和网站，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之后，大都以沉默应之。《岭南文化时报》于1998年12月30日被迫关闭，其创办人面对法新社、共同社、美联社、《明报》、《南华早报》等境外媒体的采访要求时，不是表达不满和提供被关闭的事实，而是“一一婉拒”或“无法回答”，其理由为，他们的一贯立场是“我们不愿意参与炒作，也不愿意被他人炒作。”显然，这是一种求得未来生存空间的策略。
自由主义在道德上的低调
现在，知识分子回旋的空间大大拓展，除了在纸媒体上保持传统的优势之外，也大举介入音像媒体，“触电”成为一大景观。为了使节目更具吸引力，各电视台的新闻类、经济类、社会类等专题节目都在知识精英中聘请嘉宾和招募策划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为媒体争相抢夺的人才资源。如央视的《实话实说》、《新闻调查》、《半边天》、《读书时间》等节目的深度报道评论，越来越依靠招募来的策划者，而这些策划者中主力，大都是有点名气的自由知识分子，如《新闻调查》的策划吴思，《实话实说》的策划杨东平，《半边天》的策划梁晓燕（现已出国），徐友渔也经常被新闻部请去发表意见。各地方台的情况基本相同。令人奇怪是上海，近些年经济非常开放而意识形态却极为保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触电”远远不如北京和其它省市。
这种知识精英介入传媒的现象，对于媒体和知识分子双方来说，基本上是双赢的交易：知识精英们利用业余时间，得到了颇为可观的经济实惠和借助大众传媒传播其观念的机会，而媒体制作出比过去质量高的节目，赢得了更大的收视率。既然有了如此丰富的回旋空间，自由知识分子自然不愿意因激烈对抗而失去现行体制所给予的一切好处：在国内合法的牟利机会和发言权利。
这，也许就是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恩赐，是更深地理解了自由主义在道德上低调的内涵。自由主义的政治，应该是人性的、低调的，自由制度之所以能善待人性并普遍地开掘出人的创造力，恰恰是由于这一制度不以残酷牺牲为手段，不以造就圣徒为目的，而是最珍视无价的生命，充分尊重人的平凡的世俗欲望，以遵纪守法为做人的常识标准。现在，无论在任何领域，自由主义经济学教会了大陆人进行交易的常识，他们学会了精明的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决不做赔本买卖；他们善于妥协周旋和讨价还价，讲究现实的应对，即便在事关道义底线的政治领域中，也决不会因为一时冲动或只知一味激烈反抗而付出无谓的代价——个人和社会的代价。
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种生存的效益经济学是一柄双刃剑，一面刺向旧制度，具有理性的现实的善意的韧性，可能在官方和民间之间的反复博弈中，产生出某种双方共同遵守的合作规则，导致旧制度的渐进演变，使黑暗中的潜规则对人们交易行为的主宰性支配逐渐失效，使难以把握的灰色空间越来越小，而使阳光下的正规制度成为人们行为规则的主体。正如王怡在辞职声明中所言：他理解宣传部门怕出事的诚惶诚恐之心机，但作为被整肃论坛的版主，仍然“希望宣传部门能够以合作的姿态看待网络上的发言，而不是以防洪防火的姿态如临大敌。”
另一面这柄双刃剑也刺向自由主义阵营本身，这样的博弈玩久了，极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犬儒式的精明和委琐，自甘于这样的灰色角色和灰色空间，严重腐蚀民间的道义资源和整个社会的伦理基础，使自由主义的言说变成仅仅是一种谋生策略，使维护言论阵地生存之行为蜕变为一味只讲策略而不讲原则的功利主义，堕落成只讲妥协退让、只会见风使舵而不讲坚持前进的懦弱之借口，使整个知识精英阶层变成只讲利益而不讲道义的势利群体，最终使新制度的建立失去道义底线的支撑。哈维尔就任捷克总统发表《人民，你们的政府归还给你们了》的演说中强调：“当下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正生活在道德沦亡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对心在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他特别指出：“当我讲到道德沦亡的环境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全部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纳这个制度为不可改变得事实，从而成就其运行。”捷克如此，中国犹烈！六四之后的犬儒式生存方式在大陆的日益流行，已经腐蚀了所有的阶层——从最高当局到最低级官员，从火爆明星到默默无闻者，从博导教授到大一新生，从亿万富翁到一贫如洗的民工，其堕落的深广度肯定远远超过极权体制下的东欧。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如果说，八十年代是道义激情为主的改革时代，知识界对启蒙的强烈责任感甚至膨胀为思想教主的布道（如广为流传的“四大青年导师”之誉），自由知识界还没有分化，与党内开明派形成相互支持；那么，九十年代就是利益为主的改革时代，再有道义合法性的言说都要受到既得利益的制约，以至于对体制内的自由知识分子最有激励性的，不是道义而是利益。随着大陆社会的多元化和知识分子角色的分化，推进体制渐进转型的方式也呈现为多元化。一方面，由于六四而导致了改革阵营的大分化，许多人被迫成为体制外的民间反对派（持不同政见者或民运分子）；另一方面，灰色地带的形成与不断扩展，催生出越来越多的灰色角色——人身隶属于体制内而思想和言论却基于民间立场。于是，体制内改革者的方式和体制外反对派的方式，公开挑战的方式和策略周旋的方式，学院派的方式和大众化的方式，基于道义的方式和基于道义与利益相平衡的方式，反面施压的方式和正面劝进的方式（如江泽民的上海交大老同学给他的劝进信，希望他继毛泽东的“翻天覆地”和邓小平的“欢天喜地”之后“改天换地”，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打下宪政民主的基础以奠定自己的历史地位），……有时相互交叉相互配合，有时又泾渭分明决不混淆。
在对911事件的立场上，大陆的自由知识界曾出现了两个谴责恐怖主义的公开声明，一个声明以黑白分明的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为主，一个声明以体制内的学院派即灰色身份的知识分子为主。两个声明先后发表后，发起签名的知识分子都遭到了狂热民族主义者的漫骂，他们骂体制外的是“美国狗”，因为公开信中有一句“今夜，我们是美国人”；骂体制内的是“政府狗”，因为中共政权也反对恐怖主义。有人说，这两个群体中的人，在私下里都有些或深或浅的交情，二者所持立场和所发出的声音又基本一致，为什么不共同联署一个声明，而非要弄出两个？我解释是，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大陆现实——思想立场可以一致，但是与体制的关系却不同，所以各自扮演的角色和活法也不尽相同。
对于体制内的自由知识分子来说，选择何种形式表达对言论管制的抗议，要视具体事件的政治敏感程度和参与抗议者的身份而定。比如《南方周末》、《今日名流》、《书屋》等有影响的报刊被整肃，完全脱离体制的任不寐、付国涌等人，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抗议和呼吁；而体制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借助于《问题与主义》网站就此事件开辟的“我们有话要说”专栏，每个人写下一句话，或表示对被整肃媒体的敬意，或对官方发出置疑，前后写下“一句话”的知识分子有几十位，虽然出语大都温和，但也算是一种群体抗争的独特方式。今天有几十位，明天也许就会有上百位……在记者高勤荣因揭露山西运城地区的假渗灌事件而被诬陷入狱的事件上，借着中国记者节（11月9日）的日子，戴煌、邵燕祥等老先生的领衔，中青年知识分子秦晖夫妇、丁东夫妇加入，为高勤荣联名呼吁，并得到颇为可观的社会响应，近200人在呼吁书上签名，《南方周末》还报道了此事。另外，《南方周末》等报刊也曾为沈阳的老人周伟的被劳教而呼吁，网络上的声援更是不绝于耳。
这样的选择并没有什么不好（正如我在本文中使用的“灰色”一词并无褒贬之意一样，仅仅是出于描述现实本身的方便而已），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和利益期待，完全可以在行动上采取不同的方式，只要大家所推动的社会转型的方向是一致的，多元化推动力所形成的合力，肯定比单一的推动力更有实际的成效。
中国一向有“存天理、灭人欲”的强大传统，曾被鲁迅斥之为“以理吃人”，也就是一代代人被独裁者钦定的“天理”所吃所灭。今天，我们才意识到，天赋的自由正是“人欲”，即便在比喻的意义上，可以把自由称之为“天理”，把自我保存称之为是“人欲”，那么，二者应该是一致的，而非对立的，自由为人之所欲，人欲就在自由之中。除非面临极端专制下的极端考验，否则的话，在一般的情景中，并不是非要为存自由这个天理，就必然牺牲掉求生存这个人欲。那种“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古典英雄主义，在“人权高于主权”的今天，即便真有这样人格，也只可以作为自律，而不可以针对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恰恰是自由主义的黄金律。起码，对我来说，如果遇到极端的情境，我必须在对妻子的爱和对自由的爱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的话，那我宁愿为了妻子而出卖坚守自由的良知，而决不会为了坚守道义底线而出卖对妻子的爱。
如果我们为了“自由”这个天理，而要求所有热爱自由的人必须抛弃生命和爱情等人欲，那么我们争取的恰恰是自由制度的反面。不要说这种英雄主义在现实中的曲高和寡，对动员社会的道义资源极为不利，就是成就了万众追随的事业，这样灭绝人欲的天理也要不得，哪怕它像神谕一样崇高。而在人类历史上，对人们提出这样要求并付诸实施的，决不是自由制度，而是各种极权制度。所有的极权制度对人们提出的道德要求，皆是“存天理而灭人欲”。这种制度，在夺取政权过程中，要求追随者为存天理而争当烈士，并从肉体上消灭一切被人欲左右的软弱者；在夺取政权之后，要求消灭一切阶级的和思想的异己，消灭人的正常的物质欲望，从而按照极权者钦定的道德标准制造出新人。本世纪兴起的共产主义、纳粹主义或极端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烈士情结”和再造新人的试验，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存天理、灭人欲”。制造911大悲剧的本。拉登号召的圣战，就是最新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例证。那些所谓的“圣战烈士”，为了真主之光主宰一切，不仅要自愿充当人肉炸弹，更要从肉体上灭绝一切异己者。我们正在争取的自由制度，恰恰是为了终结那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制度。如果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能够做到既存了“天理”又存了“人欲”，何乐而不为！这是自由制度的基本常识之一。
在大陆中国，无论是文字还是行动，自由知识分子都是在阐述或捍卫基本常识。扩而言之，无论知识分子之间分成多少派别，充斥着新名词新句式新理论的论争何等令人眼花缭乱，但说到底，都是捍卫常识和歪曲常识之争。我不相信，屈从于如此社会的知识分子——一个还需要花大气力长时间建立和普及基本常识的社会，一个诚实地说出常识还是需要勇气的社会，一个还不允许知识分子的言说直来直去的社会，一个公开的言说必须是谎言至少是必须参杂几分不诚实的社会——会具有思想的原创力。
关于“长江读书奖”的争论，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由此导致的知识界分化，更是基于常识的分野。而不讲常识，专讲后现代以及各类西方舶来的最新主义的文字，全部效果只有一个：不是让已经被层层掩盖的常识凸现，反而用新的面具为老面具遮羞。
经常与体制内的朋友聊天，有时，我谈起正为某位深陷囹圄的政治犯呼吁时，有的朋友总会说：“从道义上讲，这样的事我也该尽一份力，但是我实在不愿意为此而失去在大陆公开发言的权利，还有事关生存的切身利益。我在体制内的努力和你在体制外的努力，目标绝对是一致的。我承认在角色上的内外有别，活法也很不一样，但你也得承认，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共同的目标下，我们一直是在相互配合。”
这就是大陆大多数自由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坦率地说出就是肺腑之言，久在体制外的我，相信且感动。
最后，我想借题发挥尼采的“人性，太人性”之说：人性并不下流，世俗欲望理应得到尊重，可太人性就很容易沦为卑鄙猥琐。当恐怖政治下的整个自由主义精英群体都生活得极为聪明，并沉浸于“我为什么如此聪明”之中而沾沾自喜之时，这样的精英就沦为“太人性”的犬儒。
【民主中国】2002年3月，总第1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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