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共绝无放松言论控制的意愿，不断对媒体进行整肃甚至关闭，就在不久前的2月25日，著名的自由主义网站“不寐之夜”和“递进民主”被迫关闭，但是，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导致了中共言论管制方式的改变和管制效力的不断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
首先，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共不能不修正正统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为纲的高调让位于经济建设和发财致富的实用主义，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被修正为“三个代表”，市场和资本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从而导致言论管制在道义上的劣势，使之不得不主要采取黑箱化作业，而且需要更新更精致化的辩护和手段，打压异己言论的专政力度也随之减弱，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具象征性的举动，就是和异议人士打交道的管制者们（警察们），经常以“交个朋友”或“我们吃这碗饭而不得不如此”的说法，尽量缓和与异议人士的关系。警察们在平常找异议人士闲聊时，甚至会讨论怎样做才能达到“双赢”——政府有面子而异议人士有一定的生存和言论的空间。
第二，国内的经济市场化在剧烈的扭曲中日益普及和深入，利益的分化和社会多元化的不断扩张，为民间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为自由知识分子在打擦边球的游戏中生存下来，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回旋空间，不要说体制外的民间反对派经常发出直接挑战一党独裁的声音，就是体制内传媒也常与主旋律相左。一元化整体国家逐渐被社会多元化所侵蚀，个人的灰色自由越来越多，运动式的控制整合模式也随之日渐式微，即便政权的本性和惯性使之仍然不时地借助于运动方式，但是其规模和实际效力大不如前，只是在既得利益的驱动下，统治者装模作样地号召而老百姓装模作样地响应，人们的内心想法与口头表态相距甚远。
第三，随着社会多元化和现代传媒的高科技化，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出现和迅速普及，为中共的言论管制出了一道难题，对管制言论提出更高的要求。尽管中共针对网络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管制条例，封网的技术也不断完善，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便付出巨大的成本，无孔不入的网络也是管不住的，中共对言论的管制越来越力不从心。一方面，互联网改变了大陆人获取不到真实客观的信息的局面，网民利用互联网非常方便地得到比其他传媒更早的信息和更深入的报道。另一方面，互联网又是公众发表言论的最方便的媒介，大陆近几年发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事，无一不在互联网上接受民意的评判，网民对公共事务的言论参与，甚至到了无道德自律的程度。
第四，尽管中共在宏观上仍然固守“党的喉舌”的管制方式，但在微观的具体管制层面，不得不适应现实的巨大变化。因为各媒体不再是单纯吃皇粮的“喉舌”，更是为了在市场中求生存的赢利集团。在利益驱动和市场压力之下，传统媒体的运作方式，越来越不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媒体必然要逐渐改变运作方式，在内部管理、节目（版面）制作、播出及发行的方式、资金来源等方面，都有巨大的改变。除了政治领域之外，媒体由“唯上是从”逐渐显变成“唯下是从”，过去是“党想让百姓看什么，媒体就提供什么”，现在是“百姓喜欢什么，媒体就尽量提供什么”，即由买方市场决定卖方供给。在中国给定的制度环境下，假意应付高高在上的权力和真心讨好在下买单的观众，成为目前媒体的黄金信条。
第五，执行管制的各级官员越来越三心二意。中共政权对自身合法性的信心不足，全社会的利益至上和犬儒主义的盛行，使中共官员们普遍地变得日益精明且不负责任–既对民众也对政权，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也不例外。官员个人必然要计算言论管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成本和收益。他们既要为保住乌纱帽及当下利益而遵从上面下达的指令，又要考虑怎样在管制中捞一把，还要考虑未来的变数而为自己留有后路。只要上面盯得不紧，只要不采取行动不影响乌纱帽，负责具体操作的言论管制者对被整肃对象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许多禁书仍然在市场上公开出售（不要说众多民营的书店书摊，甚至在北京这样最敏感的政治中心的最有名的“韬奋图书中心”和新华书店也不例外）；一些被警告过甚至屡次被整肃过的媒体，风头一过，旧态复萌，仍然触及敏感的社会问题，报刊仍然发表敏感人物的文章，电视台电台仍然请一些敏感人物当嘉宾。一些体制内被点名的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在风头上沉默一阵子，当时间淡化了对他们的禁令之后，他们仍然可以出国，可以在国内讲演、参加会议、发表文章和做电视节目或网站的嘉宾，甚至更受欢迎。甚甚至，有的知名人士还能参加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意见的咨询会议。管制者的普遍心态是：“只要不是在我的权力范围内捅出的漏子，天塌下来关我屁事！”
第六，促使中共政权的言论管制效力弱化的最大内驱力，绝非政权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理想，而是利益，即钱。言论管制也要计算管制的成本和收益。对于现在的中共政权，经济改革就是最大的政治，对具体的政府部门及官员们来说，“钱，就是最大的政治。”中共抓住垄断权力不放，再也不是为了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解放全人类，而是为了钱，为了方便权贵们掠取更多的钱。现在的中共各部门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衙门，权力和资本的邪恶结盟，使之早就演变成既是衙门又是垄断利益集团的怪物，利用垄断的行政权力追求地方利益和小集团利益，而归根结蒂则是个人利益。打着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旗号谋求经济实惠，已经成为中共的各类各级衙门的常态，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也不例外。各级宣传部门、新闻出版署、广电总局、文化部、教育部等政权机构，与大公司大企业相互勾结，牟取经济利益的实例屡见不鲜。另外，大陆媒体市场的资金投入，国家仍然明文严禁个人资金、非业内资金和境外资金在大陆创办媒体和拥有媒体的控股权，但在事实上，象出版界众所周知的二渠道的私营书商一样，其他传媒领域也存在着巨大的二渠道市场，买书号和买准拍证是一回事，有些出版社和电视频道就是靠二渠道资金养活。
这种被戏称为“执政党却以地下党的秘密方式来管理国家”的荒诞现象，标志着政权的脆弱和权威的荒芜，是独裁制度的末日景观，既导致统治效力的层层递减，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广度上腐蚀了人们的良知。这股弱化独裁统治的力量来自人性觉醒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官方意志无法左右的。
【BBC】
2002年03月0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54北京时间18:54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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