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政客成克杰以权谋私；成功的商人吴征伪造学历；成功的学者王铭铭剽窃他人……在畸形市场化过程中，在利益至上的猪哲学的蛊惑下，大陆人刚刚得到的一点点半吊子自由，一下子被无灵魂的精神泥潭所玷污。各种人性恶习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迸发出来。任何力量（即便搭上性命）都难以遏制。于是，民间舆论对诚信的呼唤，也在两会代表的提案和政府总理的报告中出现。
在一个信誉败落的时代呼唤诚信没有错。但令人担心的是，许多人把无诚信归咎于自由：市场败坏了人心，自由放纵着物欲。似乎根治道德堕落的唯一出路是回归毛泽东时代，似乎只有禁欲主义、平均主义和苦行僧，才能保证人心的纯正。特别是那些以“爱国主义”面目出现的下流，在互联网提供的虚拟空间里，理直气壮地对“自由”实施着语言暴力和词句猥亵。然而，言词的激烈并不能掩盖人格的懦弱，最下流、最无耻、最暴虐的网络语言常常是蒙面懦夫所为。
而在事实上，当下社会上所有极端的不道德行为，都曾在毛泽东的极权时代受到来自最高领袖和制度本身的鼓励。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野蛮和残忍、下流和猥琐、谎言和背叛、自私和仇恨之人性邪恶的大爆发。只不过当时的人们被红色革命所席卷，并不认为那就是人性之邪恶。甚至直到今天，文革中的大、小造反派们也不肯自省。参与抄家打人的红卫兵也没有向受害者表示歉意。这一切野蛮和良知缺席，皆在恐怖政治的压力和虚幻乌托邦的迷惑之下，直接服务于绝对极权制度的日常运行。独裁者毛泽东为这些人性邪恶的宣泄提供了某种人治秩序——周期性再造共产主义新人运动和一系列政治运动，造成人性堕落的周期循环。这种周期循环又是与独裁者的生理及心理紊乱之周期、也是与绝对权力的痉挛周期相协调的。毋宁说：当一个没有任何道德自律的野心家在毫无约束的制度中执掌了绝对权力之时，他就可以毫不脸红地自称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独裁者，可以无所顾忌地交替采用放纵和压抑的手段，把亿万懦弱、野蛮和愚昧的人群当作政治工具，只为了满足他一个人人性的狂妄、邪恶和阴暗。
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人性堕落的积累。数不清的大、小政治运动使全社会的不讲道德积累成日常的习惯性行为。它可以在任何解禁的时期和领域爆炸性地凸现。压抑人的正常物欲和放纵人的畸形破坏欲、攻击欲的毛泽东时代一旦解体，鼓励小康生活的新秩序就把人的物欲解放出来。但是，毛泽东以革命和造反的名义所制造的无赖精神，却没有任何改观。它又在新一轮的金钱梦中得到随心所欲的发挥。现在大陆社会的全无信誉的道德混乱状态和文革时期全无任何自律的打砸抢造反行为，其内在精神乃一脉相承。我们习惯了说谎、背叛、仇恨和暴虐，习惯了一切皆由领袖、党和国家负责的生存方式，诚信、爱、同情和个人责任感便无从谈起。换言之，独裁政治培育仇恨和阴谋，鼓励说谎和无耻，造就懦弱和暴虐，纵容无赖和狂妄，养成自私和无责任感。政治无耻用之于商场就是全无商业道德。
拣选一个在道德上最纯洁的无产阶级，担负起创建完美的人类未来之责任，列宁又进一步把这责任赋予了靠暴力革命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而当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乌托邦崩溃之后，当列宁式的先锋队蜕化为自私的特权集团之后，巨大道德空白的出现便不可避免。而在当今世界，能够填补独裁制度所留下的巨大道德空白的最佳精神资源，只能是自由主义道德。
自由主义是道德的，因为自由不仅源于天赋人权，也源于天赋责任。自由在给予我们自主选择权和牟取私利的道德合法性的同时，也把相应的自我负责和道德自律一并给予我们。自由之所以可贵，并非在于它鼓励不负任何责任的为所欲为，而在于它把每个人都作为能够自我负责的理性个体加以平等地对待。自由社会是法治社会，更是讲道德的社会。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更是信誉经济。这就是自由经济理论的创始人亚当·斯密之所以同时写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原因。
自由之社会秩序在道德上是低调的和善待人性的，因为它的道德根源来自人性之世俗欲望；自由之个体自律是高调的，因为自由的最终依凭来自高于世俗利益的天启之光。自由是斯密式的功利主义道德和康德式的形式主义道德的统一。私有财产的神圣和慈善情怀的高尚融合于对自由的承诺之中。自爱的世俗幸福要接受爱他人的绝对律令的道德约束。
人性并不完美。我们是有限的，因而也是有罪的。但是，上天为我们提供了完美的价值尺度。当这种尺度内化为个体的意志自律时，不完美不断地向完美提升的努力，就是人之精神超越肉欲，从有限向无限的升华过程。自由并不要求所有人都成为甘地式的道德楷模。但是自由将不断地造就出优秀的象征性人物，以证明人性在精神上人格上所能达到的似神之高贵。
2002年3月13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论坛】2002.3.23
编者注：“博讯”和“人民报”转载时，使用了“无诚信难道能归咎于自由？”的标题，并删去了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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