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大陆的图书市场，由个体书商操作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轰动全国，特别是在政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层更引起非同寻常的反响，也成为两会期间的热点话题之一。
此书的作者李昌平出身于湖北农村，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获硕士学位。他在湖北农村先后担任过四个乡的党委书记，有着17年农村基层工作的亲历经验，在担任棋盘乡党委书记期间，他基于“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刻骨铭心之体验，于2000年3月冒险上书总理朱鎔基，陈述了棋盘乡农民的悲惨处境，列举了七大弊端和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据：1、盲流如洪水：全乡4万人，劳力1.8万人，现在外出谋生2.5万人，其中劳力1.5万人，全乡弃田弃水面积高达3.5万亩，占全乡水土总面积65%.而且盲流人数呈逐年增加之势。2、负担如泰山：田亩负担每亩200元，人头负担每人100-400元不等，人均150元，二者相加人均负担350元，有的村子人均负担甚至高达500元。80%的农民种地亏本，所以弃田当盲流成为必然。3，债台如珠峰：90年代中期，85%的村子有积累，现在反过来，85%的村子亏空，村均亏空不少于40万元；90%的村子负债，村均负债不少于60万元，高利贷利率月率20%.95年约有70%的乡镇财政有积累，现在是90%有赤字，乡均赤字不少于400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900万元。大多数债务皆是高利贷，月利率达15%.而且，债务逐年增加，村级年增加10-15万元，乡级年增加150万元左右。4，干部如蝗虫：90年棋盘乡吃皇粮的干部120人，现在超过340人。5，责任制如枷锁，因为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自己剩下的是负债，要用外出打工挣来的血汗钱贴补；6、政策如谎言，因为保护农业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很难落实，种地连年亏本，负担逐年增加；7、假话如真理，因为现在的农村基层干部浮夸成风，上报的政绩大都是假的，而上级领导就喜欢这种报喜不报忧的假话。
李昌平的上书震动了中共高层、湖北省领导和全国。中共高层的朱鎔基、胡锦涛、李岚清、温家宝先后多次在李昌平的信上做了批示，并由国务院派出调查组前往监利县棋盘乡，写出调研报告上报中央；之后是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副书记王生铁、副省长贾天增亲自率领省水利厅、交通厅、财政厅等部门的头头们来监利县做调查研究，并决定以棋盘乡为试点进行大胆改革；之后又是由省市县三级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棋盘乡，省委副书记王生铁任组长。王生铁带头住在农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由此掀起了一场旨在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业效率、精简政府机构、反对官僚腐败的农村改革。
同时，李昌平以一个乡党委书记之身为农民请命的举动，由于得到中共高层的批示，一时间也成为舆论热点。他的上书和他在媒体上公开呼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行动，得到了舆论界和社会各界的强大声援，老一辈的杜润生、李锐等人，中青年着名学者吴思、秦晖、党国英等人，都对李昌平的上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海内外的许多媒体纷纷转发他的呼吁和事迹，无数鼓励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向李昌平，许多高校请李昌平去演讲……而最能说明民心所向的是，在影响极大的《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的十名候选人之中，李昌平从王家卫、龙永图、刘永好、伏明霞、孙雯、李泽楷、柳传志、张平、杨焕明等文体界、政界、商界、科技界的明星中脱颖而出，以最高票数当选年度人物。
然而，随着事件的进展，这样一位敢于冒着丢官乃至人身的风险上书朱鎔基，得到政府总理、国家副主席、两位副总理和省委书记省长肯定，并被舆论界、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誉为“农民之子”和“社会良知”的乡党委书记，在掀起了一阵农村改革热潮和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之后，却在地方势力的百般排挤和打压之下，不得不辞去棋盘乡党委书记的公职，下海经商，成为无数进城谋生的农民工中的一员。而且，他在打工时也要受到地方权势的迫害，雇佣他的老板迫于湖北荆州市官方的压力而让他走人。
李昌平被迫辞职，一阵只为应付上级的轰轰烈烈的整顿秀改革秀过后，一切又恢复常态且变本加厉。正如李昌平所言：“这场改革，对有些领导者而言，是一场政治游戏。对我李昌平而言，是一场难言的痛苦。这场改革，注定是以改革始作俑者走投无路收场。”
首先，改革和反改革之间的较量之结果，是发动了改革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被迫走人，而对监利县的工作失误负有主要责任并在背后整李昌平的主谋监利县委书记，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高升到荆州市做主管三农的副市长。这样的好官出局而恶吏当道的结局，恰恰是中共体制下的官场常态，逆淘汰机制的根深蒂固非要有根本的政治改革才能拔除。一个基层的科级乡党委书记如此，直辖市的省部级大员亦如此，前不久辞职的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就是最新例证。
其次，被李昌平坚决查处并经乡党委集体同意移交司法机关的棋盘乡贪官，在县委的保护下安然无恙；李昌平下决心进行的乡政府机构精简，也由于被精简人员大都有权势靠山而流产，正如棋盘乡财政局的局长所说：超编人员中有九个是县委书记写条子安排的，只要这九个人能够精简下来，其他的人就好办。但是，谁都清楚，这九个人是动不了的。一个乡如此，那么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乃至全国，臃肿的低效的腐败的且劳民伤财的行政机构中，又有多少贪官和多少吃民脂民膏的超编官吏，因为背后有靠山而无法惩治无法精简？李昌平在任时惩治贪官，要由他这个乡党委书记拍板、由乡党委举手通过，而不是由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就凭这样的体制根本无法反腐败。否定棋盘乡党委惩治贪官的决定的，恰恰是上一级县党委。
那些在历史上留有声誉的清官，之所以在当时还能干几件造福于民之实事，也大都是得到明君的支持。而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帝制之下，明君与清官都属于凤毛麟角的例外，只有极为偶然的一时之功，绝无长治久安之效。清官的人格再高尚、智慧再杰出、魄力再超人、民意支持再深厚，也根本无法与制度性的权势集团抗衡。腐败、低效和剥夺民众，是独裁体制和人治社会的制度癌症，绝非一两个清官所能医治。不要说李昌平这样的基层清官，就是口口声声立志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的国家总理的朱鎔基，对普遍的官场腐败也奈何不得。所以，李昌平的命运就是必然的。
再次，李昌平上书和由此发动的监利县改革，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并作为“监利经验”得到省里的肯定。但在李昌平辞职和县委书记高升之后，农民的处境非但没有继续改善，反而出现空前的恶化。监利县的干部知道“一阵风”已经刮过去了，于是，在改革中被革出的积弊死灰复燃，而且更为猖狂。全县已经撤销的管理区以“责任区”的名义登场，其主要功能就是向农民开刀，新账老账一起算，对当年的和历年的、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税费进行强行征收，把不交款的和交不起款的农户一律强制送进“学习班”（也就是小黑屋）改造。有些乡村还公然出现“坚决打击抗粮抗款的坏分子”的标语，有些干部恶狠狠地说：“吊颈不解绳，投河不拉人，喝毒不夺瓶，告状不开门。”村民惊呼：“胡汉山又回来了”，“鬼子又进村了”。
已经高升为荆州市副市长的前监利县委书记曾经对强收税费的干部说：“只要不搞死人，没得多大的事。”这实际上是对滥用职权的纵容，肯定要造成恶果。果然，监利县农民在基层政权的恶霸式征收的暴虐下，仅从2000年10月到2001年1月的短短三个月内，就有四位农民死于非命，其中一位死在了乡政府，两位死于管理区。44岁的农民熊品华还是党员，因欠税费而被催逼的干部殴打并抓进小黑屋，出来后多次找有关部门要钱疗伤而未果，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只能以命相抗，服毒自杀。68岁的农民李启栋凌晨三点被干部从床上抓走，关进管理区的“小黑屋”两天两夜，数九寒天，老人只能睡在没有任何铺盖的水泥地上，最后被活活冻死。46岁的农民姚廷平在春节前的腊月二十四被抓走关进“小黑屋”，四天后死在小黑屋中。44岁的农妇张喜娇因多次向乡政府讨要欠款而未果，并与乡干部发生冲突而死亡，死因不明。死者的家属知道张喜娇的死亡消息赶到火葬场时，她的衣服已经被换下，乡干部说她是高血压突发致死，直到死者家人找到被换下的“血衣”和发现她头上有伤之后，乡干部才承认发生过肢体冲突。医院的鉴定也前后矛盾，县医院最初的死亡鉴定为“颅脑出血致死”，后经法衣鉴定为服毒自杀。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由于强行征收税费而导致三个月内发生四起恶性命案，除了给予死者家人以极为可怜的经济赔偿之外，涉案乡、村的干部却无一人受到真正惩罚，有人仍在原地做官，有人易地做官。
李昌平在书中不止一次感慨道：每当他面对真心实意地爱戴他、拥护他的乡亲们之时，他便感到自己浑身充满了无往而不胜的伟力和信心，但是一到改革的关头，民意的支持无论多么强大，都将被现行制度所瓦解，他被夹在制度和民意之间，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无法接通二者。
作为《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读者，我不仅要问：现在的大陆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居然会出现完全超出任何人想象的荒谬事件：得到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民意支持的社会良知最终落难，而被放纵的邪恶力量却如此嚣张，可以罔顾社会良知和强大民意的呼吁而一意孤行，为非作歹而不受制裁？！我们这个社会，究竟置良知、民意和新闻舆论于何地？！
退一步讲，中共从执政以后就一向视良知和民意如儿戏，把媒体作为一己私有的喉舌，想用的时候就发动群众，斗个你死我活；不想用的时候就残酷压制，强迫万马齐喑。因此，再多的民意支持、再强的良知呼吁，再大的媒体声援，也无法使李昌平获得足够的力量和资源与邪恶权势抗争。这在大陆的现行体制下，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最为怪异的是：中央的统治效力远远不如地方的抵制有效，总书记和总理的意志经过各级政权的层层削减，根本无法有效地贯彻到基层，甚至就是除了表面的应付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效力。
在李昌平事件中，一党体制一向尊奉的唯上是从的专制权威的三令五申，根本不起任何实质性作用，救不了这位有良知、有智慧、有魄力进行改革的基层干部，更无力制止基层政权对农民的巧取豪夺。地方权势集团完全从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可以视上级的指示如无物，把政府总理、国家副主席、政府副总理的批示也当作儿戏，上面派人下来就应付一下，而人一走茶就凉，指天划地向上级发的毒誓就统统作废，金字塔顶尖上的最高权力向下贯彻其统治意志和决策的效力，在地方特权集团的阳奉阴违之应付面前，犹如石沉大海。什么党纪国法，什么中央权威，什么国务院指示，在地方的一亩三分地上统统不管用。铁面无私、作风强硬的朱鎔基的批示也不能把这些地方势力怎样。
不是清官在反腐败，而是腐败在反清官。在基层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如此，在最高层的国家总理朱鎔基亦如此。
读了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而不为农民大声鸣不平者，肯定是没有心肝的人；李昌平作为中共基层官员中极为罕见的良知者，是这个体制下的异数。他说：现在说真话就是下地狱，但即便下地狱，他也要为最受歧视的农民而向上级向社会说真话。他的勇气、正直、魄力、智慧……无不令人肃然起敬；他亲历的三农现实之惨淡，无不令人深思、悲愤甚至流泪；他屡受迫害的宦海生涯，无不令人同情和感慨。但是，在这一切之外，此书还以活生生的第一手资料，揭示了现行制度的深层问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刚性同盟的铜墙铁壁面前，任何想冲破这堵铜墙铁壁的力量，大都只能碰得头破血流。一个小小的监利县，该铺开一张多大的关系网，该筑就一堵怎样坚固的利益长城才能：对上，让政府总理、国家副主席、副总理和省委书记省长的指示、信誉乃至权威彻底扫地；对下，使社会精英、广大民众和诸多媒体的强大呼吁化为乌有。
那么，在目前的大陆，除了狭隘的既得利益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成为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内在动力？还有什么能够成为促人为善的激励？谁还具有言出必行的权威？李昌平的亲历告诉我们：没有！良知不行，民意不行，媒体舆论不行，手握重权的政治权威也不行。换言之，每一级都有手握重权者，但是如此巨大的垄断权力却毫无贯彻其权力意志的权威。有独裁权力却无让人敬畏的权威，因为一旦公权力被异化为谋私的工具成为瞩目的现实，那么权力在民众甚至官员的心目中就丧失了权威性，权力就只能在牟取私利时有效，而对于统领为民为国的公益事业来说则基本无效。私利化解权威，是今天的后极权时代的大陆之现实。这就是在天理昭昭的世界大势面前，中共现行政权无法推动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
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一切顽疾的割除，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无法启动的根本原因，绝非意识形态的羁绊，更不是政改将导致天下大乱，而是权贵们的既得利益——靠垄断全部权力和全民资源所掠夺的巨额财富。怎样才能突破垄断性的权贵利益集团所形成铜墙铁壁，实乃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就在我结束本文时，朱鎔基正在举行记者会，他坦言最让他头痛的问题就是如何减轻农民负担，朱鎔基这样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中国入世成功之后，朱鎔基表示最担心的是农业问题；在此次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也重点提出要解决好三农问题。但是，朱鎔基在回答怎样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时，一味把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归结为粮价的下降和国外廉价农产品的竞争压力，却很少触及造成中国农民悲惨命运的制度原因，绝口不提本届政府制定的发展策略失误的原因。事实上，中国农业产出的低效，最主要的原因是农业生产的制度成本之高举世罕见；中国农民处境之悲惨，根本原因是他们长期受到的制度性歧视也为举世罕见。
目前，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绝非对异见者的打压，而是对9亿农民的制度性歧视。这种歧视制度的最大受损者是农民，最大受惠者是政权本身以及附庸于其上的各类权贵和精英，其次是一般的城市人，歧视制度的长期维持，主要原因是现行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革，其次是长期享受优惠待遇的城市人的没有良心，没有足够的精英为农民请命，也就无法对现行执政者形成足够的民间压力。在此意义上，歧视农民的制度是二者共谋之结果。中国的城镇人口，难道已经享受了几十年的优惠还不够吗？难道用贫瘠土地供养的工业、用农民的血汗养肥的城市，到现在还不能以愧疚的心情给农民以补偿吗？还要一个劲地向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锦上添花，而不给农民农村农业来点雪中送炭吗？高级住宅区茵绿草坪上的一条名贵宠物狗的消费，豪华大酒店的一顿饕餮大餐，给数个二奶买下的毫宅名车，能够解决多少农民孩子的学费！只有真正解放了农民，他们才能走上致富之路，中国的人权才算得到了基本改善。
说到底，造成三农问题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现行的制度，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土地党有制，还产于农民；废除城乡二元制，还平等于农民；废除由上级党委钦定基层官员的制度，还政于农民；废除剥夺基本人权的制度枷锁，还自由于农民！
2002年3月15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2002年4月号
0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