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推翻牛顿权威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的物理学革命提醒人类：正确和真理是相对的，离不开特定的情境和人的信仰，肯定受到人的有限性的制约，产生于某一时代和某一地域的真理或正确，一旦由理智之真被宗教化为信仰之善和权力之威，人们就会把它当作绝对正确，窒息人的怀疑冲动和创新欲望，使人变得麻木、教条、懒惰，无异于精神死亡。
在绝对正确面前，人就会丧失提问的冲动而走向无怀疑的确信，把暂时的局部的正确上升为永恒的四海皆准的真理。因为人的本性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惰性──企图一劳永逸地全盘解决问题。正是这种本性导致了人的迷信：对魔法、神灵、真理、科学、至善、领袖、乌托邦的迷信。而正确很容易满足这种迷信，并使之膨胀为畸形的狂妄和懒惰。它在心理上为人带来一种绝对安全感和最终归宿感。这种感觉会非常轻易地推动人们把相对的正确扩展为绝对的正确，把局部的真理当作全体的真理，把暂时的解决上升为永恒的解决。
在此意义上，越正确的理论就越危险，正确是扼杀创造性提问的最有效的武器，使人心安理得地进入梦乡、长睡不醒。谬误，往往激发人的思考，而真理，常常使人主动地放弃思考。最极端的迷信是自欺欺人地把谬误指认真理。宗教中的上帝、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科学中的绝对真理和专制中的独裁者，其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性就来自其真理性和正确性。
说到底，凡权威不是靠外在强制来确立，就是靠内在信仰来确立，而信仰一旦绝对化，对人类精神的窒息比外在强制更致命。牛顿力学在近代被宗教化，由科学变成了信仰，如果没有爱因斯坦的物理学革命推翻了这种信仰，还科学以本来面目，科学决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牛顿制造了近代的科学至上主义的形而上学，而爱因斯坦催生出全面反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
爱因斯坦的创新，在表层上是理论的，而在深层上则是心理的。他不仅推倒了作为权威的牛顿，而且摧毁了人类制造绝对权威的习惯心理，打破了以权威代替权威的恶性循环。因此，对于自己的理论，爱因斯坦公开承认具有否证性。他不是想用相对论来一劳永逸地取缔牛顿，而是想彻底取缔一切绝对权威，包括爱因斯坦本人的权威在内。
爱因斯坦代替了牛顿，不只是打倒了一个权威、超越了一种理论，而是从思维方式上和生活方式上杜绝了任何绝对权威和绝对真理的产生。同样，自由代替奴役、民主代替专制，不是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或国王，而是从道义上制度上铲除了任何专制得意产生的人性土壤。
2002年4月6日于北京家中
【刘晓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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