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城镇职工阶层的弱势地位，与他们从前曾经享受过的制度优惠和优越地位，形成鲜明对比，其心理失衡比农民群体更为严重，虽然后者受损更大。这是一个标准的中国特色。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工业化，与其说是经济建设，不如说是一场乌托邦社会运动，尽管也有所成就，但那种非理性的癫狂和野蛮，可谓举世罕见，中国人为之付出的生命代价之惨烈，社会资源的浪费之巨大，完全是一种“屠夫经济”，用“每个毛细孔都沾满了血腥”来形容并不过分。这种强制工业化的标志是：把所有社会资源集中到执政党手中的国有化，靠的是“三面驾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强制剥夺；每一经济决策皆服从毛泽东的政治狂想，皆来自政府的全盘计划化；全民动员的运动式的经济跃进，全面歧视农民、剥夺农村；分配上的强制平均主义和以清贫生活为荣的经济伦理，等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高潮时期，毛泽东甚至得意地宣布：我们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时间已经比苏联老大哥提前了，但是，为了照顾老大哥的面子，我们现在不要公开宣布，我们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的时间一定要比老大哥晚一点。公有制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高层决策的根本失误造成了巨大资源浪费，人口的飞速增长又减少了人均资源的占有量，因此中国人只能在平均主义式供给制下，过苦行僧般的穷日子。
一方面，与市场化完全脱节的赶超式工业化，使国企职工的数量猛增，公有制又使国企职工享受着铁饭碗和各种福利保障；没有利益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不会对工人阶级构成就业压力；所有者缺位的效率低下，也不会影响国企职工的既得利益；即便在大跃进饿殍遍地的时期，工人群体仍然有饭吃，而且，公有制程度越高的国企，其工人的待遇就越优惠。工人群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主要不是表现努力提高效率上，而是要么表现为追求政治上的进步，要么表现为变相的怠工、偷懒、损公肥私，由此造成的巨大效率损失和资源浪费则转嫁给整个社会，特别是转嫁给农民。
另一方面，工人作为被执政党和最高领袖钦定的领导阶级，在政治身份歧视成为社会常规的年代，工人是最硬的家庭出身，享有入党、提干、教育、就业等各方面的诸多优惠，即便在一个接一个的频繁政治运动，他们不但不会受到整肃，反而是独裁者进行疯狂整肃所依靠的主要社会力量，全社会学习的楷模主要从工人和军人之中拣选，从向秀丽到王进喜，从董存瑞到雷锋。工人阶级优越的社会地位在文革时期达到高峰——他们曾经作为工宣队进驻过所有上层建筑机构，和军宣队一起行使领导权。工人中出现了被毛泽东钦定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家副总理的政治明星王洪文，“九大”、“十大”里也有大批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六十年代末期，我所在的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最高领导，就是来自长春市纺织厂的工宣队马队长，为人粗暴、整人凶狠，且后脑勺上长了一个大包，同学们对他既恨又怕，背地里都叫他“马疙瘩包”。具体到发生此次大规模工潮的辽宁和黑龙江的大庆，在毛泽东时代，两地的国企职工即便在全国的工人群体中，也属于地位最高一级的国企单位；辽宁是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诞生过着名的“鞍钢宪法”；大庆是最高领袖钦定的工业旗帜，曾经是全国人民朝拜的圣地之一，出现过王进喜这样的偶像人物。
换言之，在以特权等级和政治身份为利益分配标准的分配格局之下，除了官僚阶层和军人阶层之外，城镇工人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农民和知识界等）而言，无论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收入，都是受益最大的平民阶层。普遍贫困和强制性的平均主义分配，使他们没有利益受损的不公平感，钦定的领导阶级使他们在政治上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充满了主人翁的优越感和自豪感，残酷的政治身份歧视基本不会波及他们。正是因为这样的制度背景，工人群体的心理平衡早在改革之初，就因社会地位的受损而被打破了，即便那时他们在经济上还是受益的。
在下放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第一轮改革浪潮中，农村生产力得到了释放，农产品价格提高，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出现，农民收入迅速提高，缩小了与城市职工之间的差距，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万元户和亿元村，赵紫阳当政时期专门接见过十大农民企业家，这在心理上给一直看不起农民的城镇职工造成了第一波打击。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国企职工的第二波打击来自知识群体和个体户，邓小平重新钦定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划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口号成为时髦，陈景润代替王进喜成为全国民众的新偶像，在一系列表现知识分子受难的文学作品中，工宣队式的人物大都成为极左迫害狂的化身；知识分子的海外关系也不再是受歧视的黑背景，而成为人人羡慕的闪光标志。与此同时的第三波打击来自城市的个体户，以及由此生长出的民营企业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分配政策，使没有铁饭碗的城镇边缘群体依靠个体经营，率先成为财富的暴发户；那些有勇气在80年代前期就辞去公职下海经商的人，在80年代后期已经成为倍受瞩目的新阶层民营企业家，当时的民营高科技公司四通，销售额占中关村总营业额的50%左右，创始人万润南的社会声望如日中天，是人人羡慕的成功楷模。这两部分人的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对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构成日甚一日的伤害。过去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没有铁饭碗的城市闲散人员被贬为“盲流”，二者甚至都是“准专政对象”，不但要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也是最受工人阶级鄙夷的群体。而改革，使乾坤颠倒，工人阶级的至高无上的“主人”地位被经济大潮所动摇乃至淹没，过去的优越感和荣誉感日渐丧失。
所以，工人阶级在改革初期阶段，既没有获得了土地使用权的农民的满足感，也没有“臭老九”知识界重新成为高级幕僚的解放感，也没有私营业主先富起来的优越感，更没有老板阶层和知识阶层的受尊敬感。在工人阶级看来，这种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变化，无异于本末倒置的资本主义复辟。但是，在大规模的国企改革没有进行之前，工人阶级在经济上也是改革的受益者，放权让利和企业承包制使城市工薪阶层的收入比以前多了，有的单位的奖金甚至比工资还要高，多少可以平衡他们在社会地位上的失落感。这就导致了他们在改革之初的暧昧态度。
最致命的打击是在90年代中后期，随着非国有经济的突飞猛进，公有制的弊端变得日益醒目，国企的大面积亏损使中共政权不堪重负，只能用甩包袱的办法让大量国企关、停、并、转，致使大批职工失业。公平而论，国企的低效主要是中共强制建立的全面计划体制和公有制造成的，工人阶级即便在社会地位最高的时期，仍然和所有平民阶层一样是经济上的被剥夺者，一生的奉献只换取可怜的温饱，极端贫困时期连温饱都得不到，而现在，国企改革的代价却主要由工人们来承担。于是，国企工人就是首先要被剥离的“不良资产”，而留下的优良资产继续供权贵们瓜分。中国石油总公司为了摆脱上千亿的沉重债务负担，利用企业重组把优良资产集中起来，单独成立公司在美国和香港上市，而数万下岗职工则作为不良资产被剥离，并且采取拿出少量金钱一次性买断的办法。中石油剥离不良资产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便是四大油田的普通工人。
对于国企职工来说，这一波打击远比以前的打击致命，因为失去饭碗直接关系到一家老小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显然比名义上领导阶级地位的丧失更具毁灭性，但更悲剧却是，工人群体在沦落为“不良资产”之前，已经被这个制度惯懒了，而整个群体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命运。
【博讯】2002.05.03
编者注：原文来自博讯，前面原有如下说明：
【博讯5月03日消息】最新一期电子杂志《民主中国》刊出刘晓波的文章，全文转载如下／
但是实际上在“民主中国”上查不到此文，只有在“博讯新闻”上有此文。
另外，本文后被收入：
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第五章 大陆工潮和政治改革——以东北辽阳、大庆等地工潮为例
第二节 由领导阶级到不良资产
另外，在“20010116-刘晓波：城市职工与政治改革”，“20020327-刘晓波：为了饭碗和公正——简评大庆辽阳等地的工潮”，“20020505-刘晓波：工潮的两面性”等文章中，也有类似的段落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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