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足球，但我不喜欢把足球当成现代图腾作宗教式崇拜，也反对把足球作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工具。
今年的世界杯冷门迭爆，夺标大热门的法国、阿根廷、葡萄牙纷纷在小组赛上出局，意大利和英格兰等传统强队也是艰难晋级十六强。最具戏剧性的是，三十二强中最好的法国队和最差的中国队、沙特队，以同样一场未赢一球未进的劣迹被淘汰，实在大出我的预料。我的沮丧不是因为法国、阿根廷或葡萄牙，而是因为施丹（中译齐旦、台译席丹）、巴迪斯达（中译巴蒂斯图塔）、费高（中译菲戈）等优秀球员无缘于接下来的足球盛会，全世界的球迷看不到神奇的足球艺术。当世界杯无情地淘汰了施丹那双梦幻般的双脚，其魅力也将随之锐减。也许，四年后的德国世界杯上，我们再也见不到施丹的表演。
塞内加尔球艺高打得轻松
虽然，以此开端的足球盛会，不免令等待了四年的球迷们扫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未必不是本届世界杯之幸，塞内加尔、土耳其、美国、韩国和日本的上佳表演，创造了同样令人吃惊的奇迹，打破了欧洲和南美一统世界杯天下的传统局面，使球场上有了新的面孔，多极化的足球肯定会更有悬念，其竞争也将更为激烈和精彩。特别是打进八强的塞内加尔队，那高超的球艺和轻松的心态，让我们看到了拉丁足球新传人的崛起。十一号达乌夫，虽然在整体组织能力上逊于着名球星施丹之外，但其脚下功夫丝毫不逊于任何大牌球星。他令人眼花缭乱盘球、过人和传球，是本次世界杯最值得回味的亮点之一。我衷心为这些足坛黑马祈祷，希望这几支崛起的绿茵新军再爆冷门且越打越好。
唯一证实了我的赛前预计的球队，自然是中国队，三场皆负且一球未进的败局，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但对于那些抱有虚幻期望、投入满腔热情的国人，无异于当头棒喝。就凭中国队的整体配合、个人技术、足球意识和职业道德的综合水平之低下，能够进入三十二强已经是个令人唏嘘的意外。中国队不是靠实力踢进世界杯的，而是靠抽签抽进去的，并不能说明中国足球有多大进步，反而各种偶然的幸运（日、韩直接出线，周边赛分组的幸运以及十强赛的球运，甚至三十二强的分组抽签也很幸运……），给了国人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加之中共执政后一以贯之的体育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使拙劣的足球被群体癫狂包装成爱国图腾。因此，中国队的惨败，对于狂热的民族主义未必就是坏事。它会让全力煽动爱国狂热的官方失去一张王牌，使不诚实不负责任的主流媒体闭嘴，使陷于狂热的球迷清醒。
弱队哥斯达黎加令人敬佩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赛前被视为弱队的哥斯达黎加，国人也普遍认为可以从哥队身上拿分，但较量的结果却使中国人大为失望。哥队的十一号前锋戈麦斯，一个人就把中国队的后防线搅得天翻地覆，二比零的比分证实了中国队的不堪一击。这个仅有三百万人的并不富裕的小国，让我对之产生由衷的敬意。虽然也在小组赛中出局，但是一胜一平一负、进五球失五球的战绩，特别是攻入足坛豪门巴西的两个绝妙进球，甚至超过巴西队回敬的五粒进球，充分展示了足球作为一种艺术的惊人魅力。
我从一九八二年就开始看世界杯，除了一九九○年在秦城监狱中错过了一届，其它的国际大赛——世界杯、美洲杯和欧锦赛——只要国内转播，我会尽量争取一场不拉地全程跟踪。没有世界大赛的期间，我就看世界足坛的五大联赛和冠军杯、联盟杯、丰田杯的电视转播，特别是意甲和英超，几乎从不放过。在大陆乏味的电视节目中，每个周末的顶级足球是唯一令我兴奋的娱乐。记忆中最深的是一九八六年的世界杯，马勒当拿（中译马拉多纳）和柏天尼（中译普拉蒂尼）是我最欣赏的球星。马勒当拿是前无古人的足球天才，他上演了从中场拿球连过五名防守队员的经典进球，他在率领阿根廷队夺得大力神杯的同时，也使足球艺术达到了至今难以企及的高峰。柏天尼率领的法国队也把拉丁足球推向高峰，只可惜柏天尼罚失关键的点球，使这支最具观赏性的球队无缘于决赛，拉丁足球的辉煌从此沉寂。好在十二年后，又有施丹这样的魔幻中场球员的出现，又有年轻的最佳前锋亨利（英超最佳射手）和特雷泽盖（意甲最佳射手）的黄金搭档，使拉丁足球再现辉煌——一九九八世界杯和二○○○欧锦赛的双冠王。
热爱足球艺术不受国界所限
但是，我只能算业余球迷，因为：其一，我不喜欢足球引发的节日化狂欢，不喜欢把足球作为现代图腾加以宗教式的崇拜，更不习惯万众欢腾的群体氛围，很少有去现场看球的冲动。在我看来，越是狂热就越让人无法欣赏足球艺术的精妙和球星们的高超表演。一九九八年世界杯法国队夺冠后百万人涌向凯旋门的宏大场面，此次世界杯上韩国队晋级十六强之后的红色海洋，都让我对人群产生一种怪诞的感觉：陷于癫狂的群体，其力量是何等的强大和可怕。这样的群体，既可以成就历史伟业，也可能带来人类灾难。但这只是我个人的偏好，我不想牵强地把由足球带来的群体狂欢政治化，我并不反对那些喜欢群体狂欢和现场宣泄的人们。只要没有足球流氓的暴力破坏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蓄意煽动，群体狂欢毕竟给亿万人带来了无数个幸福的九十分钟。谁也无权蔑视普通人对此种享受追求甚至陶醉。
其二，我对足球的热爱没有国界，只喜欢看高水准的比赛，欣赏卓越的足球艺术。无论哪个国家的足球，难看就是难看，决不会因爱国而变得赏心悦目。作为中国人，我不喜欢中国足球，从来不看国内的甲A联赛，亚洲杯也很少看，甚至十强赛也仅仅看了新闻。因为中国足球的水平之差、制度之僵硬、球员素质之低和绿茵黑幕之普遍，不但无法给我观赏的愉悦，而且其中的人性堕落令我恶心。尽管有狂热球迷的支援和御用媒体的煽动，中国队在此次世界杯上的表现，仍然一如既往地丑陋。中国的足球体制也像整个制度的僵化和堕落一样，无法为足球的进步和球员素质的培育提供制度的保障和激励，反而成为葬送人才和煽动狭隘民族主义的工具。
中国足球侥幸走出亚洲而掀起的足球热，很大的程度上不是因为中国足球本身的飞跃性进步（像日本那样），而主要是体育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所致。国人中的许多所谓球迷，实际上与欣赏足球艺术和享受愉悦无关，而主要是基于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基于官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灌输，基于相信“二十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虚构神话所致。因为他们从来不看世界上高水准的足球——意甲、英超、冠军杯、欧锦赛、美洲杯等，而只看拙劣的国内甲A联赛和有中国队出场的国际比赛。他们肯破费去韩国看球，也不是为了欣赏世界足球的盛会，而仅仅是为了替中国队呐喊，藉以宣泄民族主义情绪。
足球与爱国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不争的事实，谁也无法否认。特别是世界杯这样的大型国际比赛，各国球迷的爱国感情高涨也在情理之中。但是，竞技体育所激发的爱国热情，在不同的文化及制度中却具有全然不同的性质：一种是纯粹的文化爱国主义，另一种则是混沌的政治爱国主义。前者是正常的有益的，后者是畸形的有害的，比如在纳粹德国、前苏联和当代中国，独裁者都把体育作为政治工具，让体育承担过重的意识形态功能。退一步讲，即便是远离政治的单纯的文化爱国主义，如果强烈到畸形的程度，也会给本国球员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致使优秀球队和着名球星发挥失常。比如在此次世界杯上，阿根廷队就承受了过于沉重的爱国负担。小组赛开始之前，着名球星巴迪斯达接受采访时说：“现在，我的国家很不好，全国人民都在困境中看着我们，只有我们的胜利才能给人民带来欢乐和振奋（大意如此）。”当我听完巴迪斯达的这段表白之后，我已经开始暗自为阿根廷队担心了。而比赛的结果真的验证了这种过于沉重的爱国负担，对杰出的球队和球员造成的致命伤害。
中共执政体育变成政治工具
体育本身是提纯了的竞争精神，必然要超越政治，也只有超越了政治，方能保持体育的真谛——以和平手段和平等规则升华人类的自由竞争的最佳方式。但是，中共执政后，中国体育从来就不是体育，足球也不是足球，而是政治工具。独裁制度化的宫廷体育，不仅玷污了体育本身的纯洁性，而且扭曲着人性和民众的爱国情感。由官方供养的专业运动员，他们创造的每一项成就，最终都要算在领袖、共产党、国家和各级领导的头上，甚至荒谬到算在某个独裁者的个人身上。毛泽东时代的乒乓球的全球第一，邓小平时代的女排五连冠，江泽民时代的申奥和足球的成功，不仅是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象征，也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学说的伟大胜利。
在毛时代，爱国主义凝缩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这句口号中，乒乓球的崛起被独裁者作为这口号的最好例证，植入每个中国人的梦境，庄则栋那代球员在六十年代所创造的骄人战绩是我们这代人心中抹不去的记忆。毛泽东想成为世界人民心中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政治野心，使之不顾国情和国际局势，盲目地同时对抗美、苏两大国，直到苏联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的挤压使毛泽东无力承受之时，他才放弃用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所包装的称霸野心，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与美国结盟。于是，中国体育中最有实力的乒乓球，又一次充当了毛泽东的政治工具——与美国交往的外交工具。许多优秀的运动员成为体育政治化的牺牲品（如庄则栋）。
在邓时代，民族主义凝缩在“振兴中华”的呐喊声中，中国女排的崛起以及五连冠，受到全国民众的瞩目和欢呼，北京大学等高校大学生为女排的胜利而疯狂，率先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于是，官方立刻抓住这句口号，把“女排精神”作为意识形态教材和各行业的典范向全国推广。六四大屠杀，使中共面临着改革以来的空前困境，在内忧外困之中，中共继毛泽东的“乒乓外交”之后，再一次打出了体育牌，对一九九○年的亚运会的极力张扬和之后的申奥决策，都是政治体育的重头戏，以至于为此先后释放了头号政治犯徐文立和魏京生。更荒诞的是，由于六四大屠杀所导致的一九九三年申奥失败，却为中共摆脱合法性危机提供绝佳的契机：百年耻辱和反华势力的延续又有了新的例证，国内掀起了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爱国狂潮。而这，正是中共的血腥罪恶在民众心中逐渐淡化的开始。
江时代不惜代价经营政治体育
江时代，官方鼓荡下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江核心也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新口号，代替毛时代的“站起来”和邓时代的“振兴中华”，江泽民屡屡以高亢声音在报告的结尾喊出这句誓言，还经常在公开场合指挥人们高唱《伟大的祖国》。正是这种以爱国主义重建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维持独裁统治的战略，使中共第三代不惜一切代价投入政治体育的经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申办奥运，都不会像北京申奥那样，进行如此广泛的政治操作和全民动员，投入如此钜额的资金和掀起如此罕见的爱国狂潮，即便是三十年代纳粹、八十年代的前苏联主办奥运，也没有表现出中国人的狂热。申奥成功，北京百万人上街欢庆，全国主要大城市彻夜狂欢，国家最高决策层出席世纪坛庆祝大会，并在民众狂热的感召下，临时决定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紧接着，中国足球侥幸晋级三十二强，又一次强化了体育的政治功能。“实现百年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反华势力的破产”……等口号铺天盖地。而在挥舞的国旗、激动的泪水、喊劈了嗓子欢呼的强国心态的背后，正是“百年耻辱”和“东亚病夫”的历史所固化的雪耻情结、自卑心理和称霸野心。在其它方面的成就无以傲视天下之时，体育比赛中的胜负作为一个泛政治化民族化的象征性符号，便负载起过于沉重的强国梦想。
这样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体育，即便能够靠宫廷的喂养创造骄人的成绩，也无法培育健全的体育精神（特别是公平竞争的意识）和民族精神，而只能是独裁政治的愚民工具，也只能生出扭曲的人性和畸形的民族狂热，而这种狂热又恰恰是独裁者摆脱合法性危机的最后避难所。
二○○二年六月十八日于北京家中
【刘晓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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