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之敌
二千多年前，正值壮年的柏拉图在其老师苏格拉底无辜受难之后，为弘扬老师的未竞思想完成了二十五篇对话，这就是在西方历史上的影响最为深远的《理想国》一书。他按照哲学上超现实超经验的理念设计出理想社会，他绝对相信自己思想的正确性，由此引申出必须让他这个设计者执掌统治大权，哲学王的思想传统由此肇始。二千年后，着名科学哲学家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尔，面对世界性的共产主义热潮和欧洲知识界普遍左倾，隐居在孤寂的岛国新西兰，完成了当代思想史上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波普尔看来，柏拉图哲学及其政治理论，正是“开放社会之敌”的最早思想源头，因为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居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封闭社会，“哲学王”的设计，也不过是柏拉图意欲把专制化思维付诸于现实统治，让思想独裁走向政治独裁而已。
柏拉图开创了社会乌托邦传统，通过设计完善的理想而进行着自我超越的尝试。它既是对现实的批判甚至全盘否定，也是理性对社会改造工程的全盘解决，而完全忽略了社会自发进化的经验性积累。同时，柏拉图式的古典理想主义，一方面，常常与政治上的封闭主义、等级歧视和道德上的苦行主义、完美主义相联，另一方面又与扩张主义和占有式征服欲密切相关，自我超越表现为权力欲的无限膨胀，是哲学王的对外征服和行使绝对权力的享受。这种古典扩张主义满足着权力享乐主义者的占有欲。浪漫主义的高扬理想也好，现实主义的热中于现实的征服也罢，为了进入无限与永恒，人必须全力向外扩张，去征服、去占有、去统治，把个人意志上升为群体意志，把一族意志扩张为人类意志，并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将一己意志强加于他人，在征服和占有之中体验到自我之有限生命的无限扩张和膨胀，以至于妄想覆盖整个世界。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力量、意志、智慧的较量，也是选择时机的较量，更是残忍、阴谋、屠戮的竞争。正如马基亚维利对专制君主的建言：夺取权力和巩固权力的最佳手段就是“不择手段”，关键时刻，权力道德要求君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真理相反与仁慈相反与善良相反，凶狠欺骗无耻，否则将一事无成。
占有欲与权力扩张
占有欲是人的一种本能，它的存在像穿衣吃饭一样不可避免，它绝不因个人品质的善或恶而改变，道德层次的善与恶也无法作为对占有欲进行评价的标准。我们通常把麦克白式的野心评价为恶，但是这部悲剧那震撼人心的力量绝不是这种评价所能包括的。王熙凤如果不是那般地“恶”，她也绝不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形象之一。麦克白和王熙凤那近于疯狂的占有欲的审美表达，强烈地触及到了人本身的深层欲望，观赏者对他们的道德否定只是表层的外在的社会意识，而内在的深层的本能潜意识却在肯定着他们。占有欲的存在是与生俱来的，其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它可以是皮鞭、是锁链、是刀光剑影、是原子弹，也可以是善意的微笑、是爱的温情、是逻辑的力量、是科学的创造，是理想和信仰的魔力；它发生在剑拔弩张的战场，也发生在平和祈祷的教堂；它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拔剑决斗，也表现为相互拥抱的窃窃私语。权力是占有，思想是占有，感情也是占有。海誓山盟常常是男女之间的终身占有的道德形式。人类高于其他生物的智慧在于：正因为人类意识到了这一点，才逐渐意识到必须在各个领域对无限制的占有欲进行限制。政治上的宪政民主，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言论上的自由权利、人与人关系上的自主选择……都是针对占有欲的无限膨胀而形成的制度，它们分别针对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感情上的一元决定论。占有欲是精神欲望，无法对之进行现实的约束，总不能只因为我想要统治全世界或表达这样的欲望而逮捕我或杀了我。相反，现代文明奉行的是思想无罪和言论无罪的人权原则，以思想或言论治罪是野蛮的。
但是，占有欲进入现实，必然表现为权力扩张欲，占有欲的现实实现必须借助于权力以及权力的扩张，所以现代文明在给人以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同时，决不能给权力以自由，必须通过现实中对权力的直接限制来间接地限制占有欲的无限膨胀。占有欲不依附于现实的权力，至多是个人的臆想，其极端发作也至多造成两种有限的灾难，施之于他人的个别暴力犯罪，施之于自身的精神自虐或暴力自戕（精神病）。然而，占有欲的无限膨胀一旦有了现实权力的帮助，造成的灾难再有限也是社会性的大灾难。占有欲是无限的，转化为现实的权力欲也是无限的。由无限的占有欲鼓荡起无限的权力欲，天然地趋向于权力的无限扩张或滥用，直到遭遇强制性的界限为止。所以，当人类无法以伦理自律完全限制住占有欲的无限膨胀之时，就必须以法治化的他律严格限制权力欲的恶性膨胀、特别是限制现实权力的无限扩张。不加限制的权力就会在占有欲的无限膨胀的激励下走向独裁，走向用铁血手段对整个人类的征服。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的这种“天下意识”，极为典型地道出了人之占有欲及其权力欲趋于无限扩张的本性。严格地讲，这与统治者的个人品质无关，只要没有外在的强制界限，任何统治者都很难自愿地对手中的权力进行自我设限。而独裁制下的“明君”和“清官”，在根本上不过是一场滑稽的梦。
如果说，皇帝是政治上的专制君主，那么形而上学就是思想上的专制君主，二者的深层实质正是指向无限和永恒的占有欲、征服欲、统治欲。所有的皇帝都宣布自己的权力是惟一有效的；所有的形而上学都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惟一正确的。他们说自己的权力无远弗届，自己体系包罗万象，是与人类历史共始终的救星和真理，千方百计地要人们相信那个“实体”或那个“道”确实是宇宙的终极主宰，相信其关于社会历史前景的预言、人类发展的未来设计是惟一正确的，相信其关于人性、人的本质的定义是绝对天经地义的……总之，让人相信其权力是不容任何限制的和挑战的，其思想体系是不可怀疑和不能怀疑的。而谁相信了这一切，谁就被彻底占有了。人类思想史上一切关于人的本质的终极理论都是理论家们企图征服人、统治人的手段。他们说“一”比“多”可爱，“本质”比“现象”高贵，“统一”比“对立”美好，“理智”比“感情”崇高，而这些对比无非是想用“一”占有“多”而已。而实际上，“多”并不比“一”卑贱，人也不是生来就只能服从，只配奴性十足地仰视主人，人需要自主自立自由。为人类想，你就必须承认你手中的权力不是最高主宰；为真理计，你就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有发现真理的可能。除了宗教信仰中的上帝之外，政治权力不是上帝、经济利益不是上帝，哲学形而上学不是上帝、科学真理也不是上帝。
然而，古典形而上学者们像专制皇权一样，宣布自己就是思想的上帝。二千多年前，柏拉图曾经梦想过做“哲学王”：在他的理想国中，必须要哲学家当国王或国王变成哲学家，这难道不是形而上学者们的占有欲和权力欲的最早的公开化表达吗？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神学的结合，终于在中世纪演化为哲学王的统治，政教合一的教会权力遍及整个欧洲，哲学王的扩张欲望发动了罪恶的十字军东征，神坛对世俗的主宰和审判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冤案，迫害异教徒的暴行贯穿整个中世纪，对布鲁诺和伽利略的审判，仅仅是这类暴行的象征而已。而纳粹主义和共产帝国就是哲学王专制扩张野心的现代复活。难道希特勒在用手指转动着地球仪时所体验到的扩张、征服和占有的快感，与黑格尔宣布自己的理论体系是人类思想发展的顶峰之时所体验到的快感，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吗？难道马克思宣称自己为人类找到了终极的社会理想，与斯大林和毛泽东意欲建立遍及全球的红色帝国并宣布自己是人类的大救星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没有！所以，波普尔把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追溯到柏拉图，一点也没有冤枉这位伟大的智者。在中国古代，孔子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自负，孟子有“舍我其谁”的狂妄，二人周游列国去跑官，苦口婆心地想说服君王们，不就是意欲借助于现实的权力来实现他们的“舍我其谁”的占有欲吗？他们后来的私人讲学，只是哲学王梦想破灭后的无奈选择，是退而求其次──既然做不成手握生杀大权的哲学王，那就做在思想上占有天下之心的圣贤。即便是低调的道家，其出世的姿态也颇为狂妄，老子张口就是“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大言不惭，庄子也自称达到了“天地与我为一”的人格化境。换言之，自以为已经为人类“立德”的智者哲人，在无缘于“为万世开太平”的立功之举的无奈下，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但即便如此，那抱负也令人望而生畏，他们干的仍然是“为天地立心”的立言大业。多大的口气，多强的占有欲，除了“为万世”，就是“为天地”！
哲学王之梦
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从各个角度激发人的权力欲，把人的一切积极性调动起来，争相奔向“仕途”或投身“宦海”，读书做官或掌握权力，几乎就是一个人取得成功及其社会地位的惟一途径。难道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们的那种以“济天下”为招牌的强烈仕途欲，仅仅是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而与人性的占有欲权力欲征服欲统治欲无关吗？帝制下的文人们的最大悲剧，在于没有运用只属于知识份子的而不属于政治家的手段来进行征服，因而他们非但没能征服人，反而被彻底同化于皇权政治之中，失去了知识份子自身的安身立命之地，成为附在政治权力之皮上的毛。没有独立要求，缺乏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也就很难具有社会良知，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最大特征。而没有这些也就没有知识份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几千年帝制社会中，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没有独立的企业家和商人阶层，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皇帝与臣子、官僚与百姓。那些吟诗作画、知书达礼的士大夫们，在骨子里都是梦想着有一天成为主子的奴才，狂妄、狭隘、盲从、软弱。这种可悲的现象，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在西方，哲学王之梦，只是众多思想传统中之一种，而且还只是古典形而上学时期的思想，它在多元思想传统的竞争中，在近现代的反形而上学的思想运动中，逐渐淡化并最终被思想和权力的分离原则所取代。哲学王传统的现实形态也只是阶段性的──中世纪神权统治和现代的极权统治，甚至在神权政治的晚期，就出现了“让上帝的归上帝，让恺撒的归恺撒”的分立思想。可以说，没有启示与真理、信仰与理性以及教皇权力与世俗王权的相互制约及最后分立，也就不会有近代政治哲学上的三权分立。而在中国，哲学王的梦想贯穿整个历史，并在毛泽东时代达到了道统与法统的绝对合一。这是中国知识份子面对政治权力的最大失败，而且一代代败得很惨。这种失败的深度，绝非只是独裁权力的野蛮镇压所能标示，更是知识精英阶层在精神上人格上道义上的贫乏、懦弱和堕落。几千年来，中国知识人从来没有取得过独立，要么造反夺取权杖，要么依附于权杖，与权力的纠缠成了知识人的宿命。由五四运动开始的知识份子现代化运动，使他们在整个民国时期逐渐走向独立，但在中共执政后，半吊子独立又变成全面依附，他们再次成为附在权力之皮上的毛，而且是被毛泽东随心所欲地拔来拔去的劣等毛发。邓小平的改革使他们重新受到权贵们的青睐，从劣等毛变成上等毛，但是皮上之毛的命运并没有根本改变。江泽民也因“三个代表”而占据了法统与道统合一的制高点，知识界也基于既得利益而认同江泽民的核心地位，所以他自封为“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也就理所当然。怪异的是，一方面，中国的权力理论历来都带有“天下为公”的色彩，而通过现实权力所得到的却全部是私利；另一方面，中国的权力意识形态一向用“天命”作为统治合法性的来源，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而现实中的权力交替却成了家族私利或政党私利的专利。究其实质，中国文化是一种实用化功利化的独裁形而上学。它并不超越，也不抽象，更不虚玄，而是极为世俗、具体和功利。在法统上，所谓的“朕即天下”便可囊括。在道统上，所谓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禄在其中”，道家的“道无所不在”，甚至“在粪土在尿溺”，禅宗的“担水劈材，皆有佛性；风花雪月，无非涅盘”，在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这点上，可谓三教合一，由此孕育的独裁制度自然也是举世无双。中国文化已经把人的丰富性压缩为最简单的欲望──权力欲。哪怕我只有一平方米的管辖空间，我也要充分利用这点权力来谋私利。国人最善于精耕细作的，绝非农家的一亩三分地，而是官场上的一亩三分地，由此扩展到全社会所有领域内的权力运作。只要有权力，不管大小，皆要充分利用，一个售货员也会把手中秤杆的权力开掘到极限。
中国文化中的权力欲
中国历史上屡禁不止的宦官之患，就是权力欲畸形发达的中国文化之结晶。对于一个占有欲强烈的人来说，当他无法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实现其权力欲时，就会通过其他途径，而中国的阉人传统就是“读书做官”之外的主要入仕途径。由于太监最接近皇权，通过阉割而入仕就是极具优势的捷径，甚至比皓首穷经的科举入仕更为方便。所以，太监的来源便由被阉发展到自阉，自阉之人成为宦官集团的主体。对肉体的阉割畸变为精神上的病态报复欲和占有欲，并可以借助于现实的权力实现之。历史上的大太监，常常斩获“一人之下而万人之上”的权力，成为奴才中最高级别的奴才。而太监一旦大权在握，其贪婪、阴险和凶狠远超过肉体上的正常人。以中国文化对权力的极端崇拜而论，即便生理正常人之权力欲也畸形发达，连阿Q自以为有了“革命”或“造反”的权力之后，都摆出恃强凌弱的霸道姿态和陷于惟我独尊的幻觉之中，何况士大夫者流。在此意义上，完全可以把中国称之为“太监之国”，在肉体被阉的职业太监之外，其余国人的人格或精神世界也被阉割得只剩下权力欲了，权力才是国人欲望的核心，所谓“有权就有一切而无权便一无所有。”政治家和思想家用各自的独特方式来达到占有欲的满足。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中，思想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是双重的，思想家既是权力的批评者监督者，也是超前的创新观念的提供者。政治家既是被批评被监督的人，也是把思想创新转化为改造现实的制度创新的中介。所谓的“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至上”即是指此而言。我们不能只在科学的或经济的意义上理解知识的力量，伟大的思想发现往往成为社会大革新的前导，改变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并渗透整个社会，变成普及的社会常识，在某一时代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段支配着社会。不要说人文思想的创新对制度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即便是科学创新也会改变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当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人的科学发现改变了人类的信念之时，科学就不仅是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而且转化为改造社会的人文力量，所引起的信念变革必然带来人们的价值标准、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而这一系列改变或迟或早要引起统治方式、权力交替方式的革新。
然而，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知识份子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使智慧的发挥和思想的发现成为不依附于政治权力的独立力量。因为，在人类的活动中，最容易僵化的是权力，最不容易僵化的是思想。一旦人类智慧的发挥完全服从于政治权力，那么随着权力的僵化和专制化，思想也就必然僵化和专制化。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专制政治，不全力通过权力对知识份子的操控和对民众的洗脑来谋求思想上的统一；也没有哪一个习惯于思想独裁的民族，不全力维持政治上的专制。因此，对于人类来说，可怕的不是“多”，而是“一”；不是知识（思想）和权力的分立，而是权力与知识（思想）的共谋。唯有思想者保持对权力的独立，思想才能具有质疑、批评、挑战、制约的力量，才谈得上思想创新，进而把权力引向善待人性的正途。堪称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权力理论家福柯，看透了权力在本性上的野蛮和贪婪──即便是自由制度中的权力。他的权力理论的出发点是对权力的高度不信任。他把权力视作对健全人性的压抑、禁闭甚至否定。任何人面对权力，要么被激发出贪婪的野心，要么感到畏惧、萎缩甚至窒息，一句话，权力的本性就是让人丧尽自由──先是蛮横的剥夺，继而是驯顺之后的主动放弃，也就是逃避自由。福柯深入到被权力主宰的书面历史的深处，探究幽暗、潮湿、发酶的疯癫史和监狱史，挖掘出令人颤栗的历史碎片。在对细节的考古式清理中，福柯发现：权力一直扮演着暴君的角色，它以科学、理性、常识等知识形式实施技术化统治。知识的权力化使统治变成一种精致的权力技术，使权力具有弥散化、细微化、隐蔽化的特点。权力没有主体和中心，甚至不是组织、机构、群体或个人的所有物，不是自上而下的统治和服从，而是来自四面八方，横向弥漫于所有社会关系之中。权力是匿名的，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无孔不入的操控，不仅在依靠、联盟、认同之中操控，也在反抗、争斗、分裂、较量之中操控。这种微观权力操控的有效性，特别要借助于理性、知识、话语，把人群分为疯癫和正常、守法和犯罪、革命与反动、劣等与优等、正统与异端、真理与谬误……在被理性知识辩护为社会常识的掩护下，权力对人性实施着畸形化改造，从而把权力的对象变成劣等的边缘人，沾满传染病毒的不可触碰者，最终变成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社会禁忌。在这种匿名的无所不在的微观权力织就罗网中，人，消失了！这就是福柯继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宣布“人的死亡”的原因。
思想必须独立于权力
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占有是无法消除的，权力的操控是无所不在的，争权夺利的厮杀也是没有终点的。可以说，人类离不开权力，就在于人类在根本上克服不了人性的弱点以及邪恶，人类只能在由自身弱点所决定的悲剧宿命中挣扎，只能直面本性趋向于为恶的权力欲，把这种邪恶所操控的范围尽量缩小，在所有坏的权力制度中选择某种最不坏的统治方式。相对而言，无论是思想上的占有还是政治上的占有，专制、独裁都是最坏的权力操控方式，因而也是注定要被淘汰的。任何独裁都是对人性邪恶的无限制纵容，其结果都是对人的向善欲望和创造力的扼杀。独裁与反独裁也是人性自身最难解决的矛盾之一。在人的个性没有得到发挥或充分发挥的早期，统治往往是专制的，权力和思想只属于极少数人，大多数人是无个性无思想的被统治者。而人类发展到近、现代，随着个性意识的逐渐觉醒，个人潜力的不断发挥，每个人都想独立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和思想，于是，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和反统治的斗争最后指向了这样一个目标：谁也无权强制别人，人生的最高目的是每个人的自我统治──自治中的自我完成。社会的公益事业来自每个人每个群体的自治性合作，公共权力来自每个人的自愿授权并服务于每个人的权利，而不是相反。这就是现当代生命哲学在理论上所要完成的最大主题：人是目的，而不是他人的工具；每个人只属于他自己，而不属于任何外在的东西，无论这东西是权力，是思想，是感情，还是物质。所以，政治家们和思想家们能否让人们在他们统治的社会中、学说前进行自由的选择，是决定他们的统治是否善待人性和能否成功的关键。要我服从你的权力吗？那要看我是否愿意和认同。要我相信你的理论吗？那要让我先思考一下、判断一下。所谓“未经自己思考的生活不是生活”，正是就此而言。虽然不能说宪政民主是人类最好的生活方式，但它确实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之所以如此，首要的理由不是因为它有效率，而是因为它有道义。宪政民主制度的高效率来自其善待人性的普世正义性：它把每个人作为具有理性能力和责任能力的独立人，而给予平等的对待。宪政民主的魅力来源于它以制度化的法律保障着每个人的自主权利，保证了在一个人不愿意的情况下任何人也无权强制他占有他。总统、思想家和学者们都不能剥夺一个人“自由地表示赞成、反对、中立和沉默”的权利。自由的民主在政治上最大的敌人是专制权力──无论是个人独裁、寡头政治还是多数暴政；在思想上最大的敌人是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无论是历史决定论还是目的论。而自由民主的敌人就是人性之敌，扼杀自由民主就是扼杀人性。无怪乎在几千年前，古希腊的一位哲人就说过：我宁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受苦，也不去一个专制社会中享福。如果说，对人的全面占有是肉体和精神的同时征服，那么政治的强制性往往是通过对肉体的占有来达到对灵魂的征服，而思想的说服力量则通过对灵魂的占有来达到对肉体的征服。除非有人能在所有的时间和所有的空间里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奴隶，否则的话，政治上的占有往往是短暂的、表面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人的自我意识决定了在刺刀逼人肉体下跪之时，人的心灵未必就随之跪下，这是人的精神或意志的相对自由之所在。而思想的占有则是长期的、深层的，灵魂一旦被征服，肉体也就同时被占有。古典哲学说：肉体是灵魂的牢笼；而现代哲学说：灵魂是肉体的牢笼。所以，哲学如果能够说服人就远比政治权力的征服更彻底、更牢固、更长久，它可以超越几代、甚至几十代政权的更叠而延续下来。几千年前的人类制度早已化为灰烬，但柏拉图、圣奥古斯丁的思想还不时地侵扰着当代人。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是中国帝制时代中最成功的统治者，他的思想占有了中国人的心灵长达二千多年，至今仍然在占有，而且已经化为中国人的血肉。共产主义，如果仅仅作为一种哲学或思想，大概也会传之久远，成为人们批判现实的一种理想参照系。共产主义理论的衰落主要来自它在现实中的试验的失败，而它在世界曾经取得过胜利，则是因为它的乌托邦哲学征服了人的灵魂，人们在盲目地信仰它追随它并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试验之后，才以巨大的生命代价意识到它的虚妄。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元论的形而上学往往与一体化的等级专制相适应。宇宙要有惟一的主宰，人类社会便要有惟一的权力与之相对应。基督教神学的经院化与大罗马帝国的等级政权相适应；儒家思想的独尊与汉代大一统的专制相适应；黑格尔哲学作为国家哲学与普鲁士的封建王朝相适应，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终极目标的决定论与共产极权相适应。当思想的统治与政治的统治都走向绝对的一元化之时，社会便处在绝对的专制之中。这时，打倒或批判一元论的形而上学就是打倒或批判一体化的政治专制，思想批判将直接转化为政治批判。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对中世纪的经院神学的反叛就是民主政治对专制政治的反叛：“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孔子的全面否定也是对中国长期的帝制政治的否定；西方现代哲学的非理性化、多元化就是对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和大战后的军事独裁和技术独裁的叛逆。而且，这种由思想批判向政治批判的直接转化都是由于专制主义向极端发展的结果。
自由民主之敌即人性之敌
在此意义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对民主的强烈呼唤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结果。因为“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当代国人心目中的个人独裁、个人崇拜的神话，动摇了国人根深蒂固的救世主意识。没有“文化大革命”走向极端的专制暴政就没有今天民主意识的觉醒，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绝对形而上学的思想独裁就不会有今天对思想解放的强烈要求，没有极端的盲目确信也就没有今天的普遍怀疑。“文化大革命”在加速了中国帝制的传统文化的崩溃的同时，也促进了国人的现代意识的自觉，因而也就加速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一个封闭的体系在内部发生了破坏性的爆炸之后，开放就成为必然；一个千年未变的民族自身开始腐烂之后，改革就不可避免。“文化大革命”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是：1.在中国，最有危险性的倒退是帝制传统的延续或复活。2.中国人长时期的非人生活不是任何外在的原因造成的，责任只在每个中国人本身，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共谋。必须敢于正视：这千年不衰的专制、独裁、个人崇拜、权力狂妄都是国人亲手制造并加以维护的。中国的贫困和愚昧决不只是一、二个专制暴君的罪过，也不仅仅是孔、孟的罪过，而是每个国人的自我选择，是全体国人选择了政治独裁和思想专制的高度合一。
文革的启示
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夏大地上所发生的千年不绝的悲剧都是由国人们自编、自导、自演、自我欣赏的。祥林嫂和阿Q的死最典型地表现了国人的死亡方式──暴虐的他杀的背后是盲目的精神自杀。奇怪的是，几千年来，国人们从来没有扪心自问：在这场悲剧中，我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我应该负有什么责任？这种无自省的传统从屈原的《天问》就开始了。《天问》绝不像某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充满了怀疑精神。怀疑是表面的，其深层是以提问的方式来继续发泄《离骚》式的“不得帮忙的不平”。屈原在《天问》中提出那么多问题，无一是指向自身的，而都是对自然、社会、历史这些外在因素的提问，它在实质上与《离骚》中对昏君、奸臣、小人的指责毫无区别。《天问》中的屈原和《离骚》中的屈原一样，诅咒身外的一切，怀疑身外的一切，但是惟独赞美和坚信皇权本身与自己的人格。“举世皆醉我独醒”是屈原全部作品所标榜的自我评价。难道这种狂妄的昏庸与帝王的昏庸有什么质的区别吗？可悲的是，这种不敢自我提问、自我怀疑、自我负责的民族劣根性，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得到了一次充分的表现。每个人都以“受难者”或“反抗者”的身份来诅咒“四人帮”，来赢得同情或赞美，来洗刷自己或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似乎在这场浩劫中人人都洁身自好，而在浩劫过去之后，人人都对自己的崇拜有加。国人几乎没有意识到，中国历史上的个人崇拜之如此盛行，就在于每个国人对自身的无条件自我崇拜，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顶顶纯洁无私的人。这种道德狂妄像权力渴望一样可怕，皇权在中国的长期延续是因为每个国人都有强烈的皇权欲望。正因为每个人都自我崇拜，所以才有难以根除的个人崇拜；正因为每个人都想龙袍加身，所以才有不衰的皇权。只要这种深层的民族心理不彻底改变，统治阶层的更替根本无法改变皇权的性质和个人崇拜的产生。这决不是个性意识，而是庸众意识，是形而上学的功利化。而真正的个性意识在哲学上是“认识你自己”──在自我确立的同时进行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在伦理上是“自律自治”──在自我选择的同时自我负责。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恰恰相反，它只确信却不怀疑，它把决定权全部交给个人之外的某种东西，因而也就把一切责任推卸给外在因素。因此，国人的人格素质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决定论的。而不敢自我正视、自我怀疑、自我批判和自我负责的民族永远不会自强。
总之，形而上学在实质上不是单纯的理论，而是人的情欲需要，是人的脆弱性的表现。人类需要形而上学就如同婴儿需要摇篮和催眠曲一样。不允许别人说“不”的理论是最软弱的理论，而形而上学正是这种理论。哲学史的发展就是不断地向形而上学说“不”的历史，是拨开迷雾还哲学以本来面目的历史。与之相伴随的是个体的人不断地从政治独裁和思想专制的双重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在这个抽象形态的哲学史的深层，是人的生命的潜力和丰富性的不断展开，人对自身的意识不断地多元化、深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这个过程就不会终止（即便那些以反形而上学着称的哲学理论，也不时地有形而上学的倾向在非自觉的状态下流露出来，这正是人的局限和怯懦之所在）。别指望人类会有最终的且是美好的归宿，人一旦离开伊甸园就没有回头的可能。活着就是流浪，思想本身是精神流浪。人类作为整体，在终极的意义上像每个个体的人一样，毁灭就是归宿。在古代，上帝没能中止人的毁灭过程；在现代，科学也不能。“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并不能为人的生命制造一台“永动机”，“永动机”像形而上学所坚信的永恒动力一样，仅仅是人类之梦，是古典形而上学的科学化，或是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化。也就是说，神化的上帝与神化的科学产生于共同的人类心理：我们总会有救。虽然我们不能说“热力学第二定律”所主张的“宇宙热寂说”（人类末日论）就是最可信的人类未来，但是它作为关于人类命运的、有说服力的学说之一，还是值得处在全球性危机中的人类好好想一想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别并不能确定生命价值的高低，关键在于你敢不敢、能不能正视人的局限和弱点，即便我们的聪明才智能非常巧妙地加以掩盖，我们所犯下的错误仍然举目皆是。
千万不能崇拜
我讨厌任何本体论哲学，但我相信：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人这玩意，就是个制造谬误的工具，人制造的谬误远远多于人类发现的相对正确，人就是在无数谬误所累积的教训中进行创造，也就是波普尔所说的不断地试错或证伪之中有所发明。不然的话，苏格拉底不会承认自己的无知，莎士比亚也不会借助哈姆雷特之口，以极为轻蔑的口吻嘲讽道：人，这点从泥土里提炼出来的玩意，对我算不了什么。
人呀，要崇拜，只能崇拜神，而千万不能崇拜人。人这玩意，一崇拜──无论是崇拜他人还是自我崇拜──准大难临头。
【北京之春】2002年9月号（第112期）-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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