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江泽民时代，中共奉行稳定第一的执政策略，由于可供独裁统治利用的技术手段日益丰富，信息往返的速度简便快捷，所以，在当下中国，威胁稳定的主要因素，不再是来自“天高皇帝远”的边缘地区及其农民起义，而是来自天子脚下的中心城市和精英反抗运动。而八九运动让中共政权懂得了，只要安抚好中心城市和各界精英，维持稳定就不成问题。所以，90年代的经济高增长的最大受益地区和受益群体，非中心城市和各类精英莫属。到新旧世纪之交，社会精英与统治集团已经形成了利益同盟和稳定共识，社会日益两极分化：少数组成的精英同盟和多数组成的底层群体。当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争先恐后地宣布提前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之时，广大农村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落后的西北地区还处在前现代的发展水平；当受益的精英们已经成为中产阶层甚至富豪之时，农民却仅能填饱肚子，失业者必须节衣缩食。所以，精英们也很知趣，主动与中共政权的利益收买和稳定优先相配合，奉行利益至上的犬儒化生存策略，对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在社会发展上的断裂，对醒目的社会不公、普遍腐败、人格分裂和良知沦丧等等，皆不动声色、听之任之。
良知缺位的政界司法界
先说中共官场，其吏治败坏，不仅是巧取豪夺、贪污受贿、渎职失职、官匪一家、跑官买官、欺上瞒下、嫖妓包二奶，而且对自己践踏法律和泯灭良知的行为，人格分裂式地演化出一套修补说辞。一个官员在私人饭局上的骂娘牢骚和平易开明，决不会影响他在公开场合的大唱赞歌和傲慢僵化；如果某官员在电视上的表态被亲朋好友看见，此官员也会在适当的场合做出如下解释：“唉，没办法，谁让我坐在人家给的位置上。再说了，这种事何必当真，连我的头儿都不当真，我自己更不当真，你们当什么真？不就是走个形式嘛！心理明白就行了。你说：如果你坐在我的位置，你怎么办？大面上总要给别人台阶下。”大多数人在听了这样诚恳的解释后，都不会再追究下去，而面对这样的反问，大多数人也一定会张口结舌，然后便颇可以设身处地了。
一般而言，具体执行管制的官员（特别是警察），在中国百姓中长期声誉不佳，用警察们自己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也即独裁制度的专政工具，其主要职责，与其说是打击犯罪和维护治安，不如说是维护独裁制度和权贵们的特权利益。他们不是保护民众权益而是镇压民众的异见表达，在表面上高喊法治而在事实上人治的中国，惩罚性的刑法以及相关法规（劳教、治安处罚、互联网管制等）都制定得非常模糊，其目的无非是为任意扩张镇压范围和执法者滥用权力提供方便。执法者凭借着这样的执法权力，打击刑事犯罪不甚积极，而干欺诈普通百姓的勾当则很积极。近些年，司法腐败的惊人程度，甚至达到公开的警匪勾结，执法者在百姓的心中已经变成了穿着官服的强盗。
但是，在利益至上的当下中国，政权本身及其所有官员都有两幅面孔，司法界也不例外。蛮横粗暴和以权谋私是他们实质性的一面，他们还有另一副表面上的怀柔面孔，即经常用自己的饭碗来获取被管制者的同情和理解。同样的行为，他们却根据不同的人而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在反腐败上，他们只打苍蝇而不打老虎；对不知名的大众，他们很蛮横很生硬且缺少起码的职业道德，一如古代的恶吏或酷吏；而对着名的异见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显得客气开明且有职业教养，用他们自己的官话讲，就是具有政策水平和法律修养。因为，他们不再相信自己实行镇压的道义正当性，也知道自己的社会角色让百姓反感，在不得不执行来自上峰的镇压命令时，拿出两幅面孔中的哪一副，左右其权衡的唯一尺度就是其个人利益（官职和金钱）。所以，他们在解释自己执行上级的不得人心的指令时，不再讲革命的大道理和唱意识形态高调，更不想靠强硬的恫吓来改变被管制者的思想，而是以循序渐进的四步曲来说服和感化那些着名的异己人士和知识分子。
第一步，大讲“依法治国”和“恶法也是法”的道理。他们会说：“我们不想改变也自知改变不了你们的思想，你们可以保留和坚持你们的思想，但我们必须依法办事。除非你们有能力改变目前的法律——当然，我也希望改革这样的法律——但在没改之前，哪怕它是恶法，但恶法也是法，我就必须执行。再说了，对于社会稳定，恶法下的社会秩序，总要比无法可依的混乱好多了，文革时期的打砸抢盛行，就是彻底砸烂公检法的结果。”第二步，大讲“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雇佣关系所应该遵守的信用。他们会说：“如果我不执行上级命令或法律，就是执法犯法，也违反职业道德，你们不是也很反对执法犯法，很讲究遵守职业道德吗？”第三步，大讲这个职业对他们个人生计的重要性，而且讲得最动情最诚恳：“我也是一普通人，也要吃饭，也要养家糊口。干警察象干其它工作一样，说到底就是谋生的饭碗。如果我不这样，我就等于自砸饭碗。不瞒你说，我老婆已经下岗，孩子刚读中学，全家就靠我一个人的这点工资……”第四步，动用中国传统的私人关系学：“我把你当作朋友，对你说的都是心里话，就是希望相互理解，相互配合，争取一个双赢的局面：我不难为你，你也别给我添乱，双方都有回旋余地，都能挣口饭吃，对国家也有好处。作为朋友，如果我们颠倒一下现在的角色，你穿上我这身皮（警服），你会怎么做？”这也是所有官员惯用的操控策略。
显然，以上四步曲，前两步还有些官话的色彩，后两步就完全诉诸于私人关系，而全部策略在根本上是诉诸于利益的说辞，管制者意在告诉被管制者：我们在观念上没有分歧，即便有分歧我们也不在乎，我干这行是为了养家糊口，这身警服就是我的饭碗，你总不能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专干砸别人饭碗的勾当吧。
以上操控策略的变相放大，可以扩展到政权对整个精英阶层的操控。如，要某些还有点实力的官员退休或交出实权，便给以相应的金钱补偿；对一些有声望的社会名流进行行政整肃之后，也要补以人大、政协、文联、作协、XX协会之类的名誉性安慰。这次朱镕基发话让富人缴税，除了把刘晓庆作为敲山震虎的典型而收监之外，税务人员在和其它富人打交道时，一定会说：“出点血吧，你总要让我对上面有个交代，总不能叫我为难吧？”
近几年，由于弱势群体的反抗事件不断，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日益升级，中共高层又强调社会稳定，所以这种怀柔策略也开始用于对普通民众的管制，一方面是对极少数领袖人物的镇压，一方面是对大多数人的收买和感化。2002年8月9日《南方周末》报道过陕西省白水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马银录的经验。2000年11月25日，白水县西固镇器休村因交税纠纷发生恶性事件，数百名农民打砸镇政府和派出所，当其它官员用强硬手段无法平息村民的愤怒并可能酿成新的冲突时，马银录率工作组进驻该村，用“向农民道歉”怀柔感化赢得了村民的理解甚至拥戴：进村时，村民们恶语相向；临别时，村民和官员拥抱流泪。事后，马银录写的20万字的驻村手记，以《向农民道歉》之名下发基层，作为干部们的学习资料，还作为《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之一，由西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按照陕西省委的看法，马银录的经验是活学活用“三个代表”的典型，是“解决当前农村干群矛盾、恶性事件，促进农村稳定与发展的成功实践”。
另一则警察下跪的新闻更为典型，曾在读者中引起了一阵争论。在内蒙，某次群体抗议导致交通中断，前来平息事态的警察，在其它办法失效之后，有一个警察突发灵感，居然当众给堵断交通的抗议者下跪，并以此化解了僵持很久的交通困局。这各警察显然知道，当弱势群体用堵断交通的方式表达在道义上具有正当性的要求时，执法者的任务就是平息事态，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迅速化解冲突就是尽职甚至立功，若以蛮横强硬导致矛盾激化和对抗升级，以至于酿出更大的骚乱，不要说具体人员的饭碗难保，也会波及更高一级的官员，而当警察意识到无法凭借法律权威、意识形态说教和执法者的强硬来化解冲突时，他就诉诸了极端的道德感化行为——下跪。这是人治国家的官员们惯用的策略，在帝制时代，被民众拥戴的清官们曾经屡试不爽，能够满足百姓对正义的渴望和平息冲突，其功效远比国家权威、法律威严、意识形态说教和执法者的强硬更有效。因为，平时高高在上的执法者突然放下身段，转而采取矮化自己委屈自己的乞求方式，常常既可诉诸百姓心中那古老的清官期盼，又诉诸百姓对具体官员的同情心。
最近，在席卷大陆银屏的帝王戏中，经常可以看到清官以下跪来平息冲突和民怨的镜头，下跪的效果，往往是官民双方、执法者和受冤屈者双方在泪流满面中和解。官员流着热泪感慨：“多好的百姓啊！”百姓也感激涕零地高喊：“多好的青天大老爷啊！”而这则警察下跪的真实故事的说服力，远远超过电视剧中戏剧化场面，非常典型地说明：现行中国，一方面是共产意识形态劝诱能力基本失灵，另一方面是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急遽流失和法律权威的严重不足，所以，执法者在平息官民冲突时，动用传统儒家以德治国的伦理资源，以父母官之尊而行平易亲民之举，采取诉诸于善良人性的道德感化和利益说服，往往能收到神奇的效力。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样做的官员们全是玩弄权术，其中也偶有执法者的良心发现，但是，即便下跪是出于某个官员、警察的良心发现，也改变不了整个体制的良知空缺，因为这一制度本身就没有道义正当性，其统治权力的来源和进行统治的目的都缺乏良知，所以制度的内在性质就要求官员们泯灭良知。换言之，一个没有良知的制度无法造就具有良知的执法者。在此制度下，泯灭良知是常态是必然，而良心发现则是异态是偶然。
诚信缺位的商界
再说经济精英们。众所周知，在大陆的制度条件下，富人们发财的手段及其积累的私人财富，皆有不干净的成份，即所谓“合法的生意不挣钱，挣钱的生意不合法”，被当前的经济学界称为“资本积累的原罪”。社会各界和富人自身也都意识到了这种原罪，但对于如何赎罪乃至最终杜绝，谁也看不到真正的希望。富人们在亲朋好友之间的自我辩护通常是：谁不想合法合理挣干净的钱，谁不想挣了钱之后睡个安稳觉，但是这年头，行吗？不行贿、不欺诈、不偷漏税、不假冒伪劣、不苛待工人，怎么可能挣到钱！
贪污行贿的不只是储时健，金融欺诈的不只是牟其中，大肆行贿的也不只是赖昌星，偷漏税的更不只是刘晓庆……这些被中共法律追究的富人，毕竟是极少数，他们的经济犯罪之所以被追究，在同行们看来，一是因为有小人，二是因为太招摇，三是因为撞到了枪口上。而大多数富人之所以心存侥幸，绝非他们敢于冒险，而是因为，在现行体制下，其一，不黑心就挣不到钱；其二，挣黑心钱的成本和风险远远低于所获得的暴利，甚至就是一本万利，非常符合经济人的追求：以成本最小化换取效益最大化；其三，撞到枪口上仅仅是偶然，万分之一都不到。所以，在此制度下，靠泯灭诚信才是发财的必由之路。
曾卷入八九运动而六四后下海的一些人，他们目前的处世态度最能说明富人的犬儒化深度。尽管他们之间对八九运动的评价已经出现了歧途，但在行为方式上则遵守着同一种惟利是图的策略。有些人以青春期的无知幼稚来否定自己当年的作为，高度认同当局推行的稳定第一、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有些人甚至后悔当年的一时冲动，葬送了如日中天的大好前程，否则的话，自己可能已经成为执政集团的中高层要员，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只做个小商人。
而那些仍然记忆着当年的正义激情和青春热血的人，在观念上仍然是自由主义的，希望平反六四和推进政治改革，但一具体到现实行为和实际利益，他们首选的目标是维护个人财富，这是无可厚非的甚至就是正当的理性选择。但是，在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中，这种选择与中共政权的首选目标——维持政权稳定，在追求私利最大化上，皆具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因为，他们个人财富的安全与否、增值与否，并不取决于法治的保障和公平的市场竞争，而是取决于他们和独裁制度及其权贵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否一致，取决于他们的行为是否对政权稳定构成挑战。所以，既然执政党在鼓励发财致富的同时又把政治稳定放在首位，发了财的富人们也就只能认同稳定第一的政府目标，加之有产者天生就倾向于社会稳定，不管这种社会稳定是否公正（应得权利的平等），也不管自己的财富积累是否正当（合法合德），政权、权贵和精英之间的稳定共识就很容易建立。他们中的一些良知尚存者还会念及旧情，有时会偷偷地在经济上帮助一下因政治原因而落难的朋友，愿意时不时与之聚餐，就当前局势和中国前景大侃一番。他们在政治上普遍抱有搭便车的心理，一旦局势有突破性进展，他们才会再次出山。而在当下，他们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坚守的行为底线——决不能再参与民间政治。他们会对要好的朋友说：经商的人哪有干净的，把柄就攥在当局手中，谁还敢在政治上惹恼他们！
所以，不管个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如何，经济利益在行为上拉平了富人们的一切。越是有钱人就越希望稳定，越不愿意在政治上向当局挑战。而且大多数希望稳定的经济精英，也深知这个制度的野蛮，更了解自己积累财富的原罪，他们对个人财产的安全始终没有信心，更缺少稳定而长远的预期。所以，他们的应对策略很简单，那就是为自己搞到外国身份，让直系亲属移民，大量向海外转移个人资产。打得赢且安全就留下继续做生意，打不赢且危险就逃向国外。
批判缺位的知识界
再说知识精英。知识分子控制着“文化资本”这一稀缺资源，从而拥有了话语霸权。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一直是依附于独裁权力之皮上的御用之毛，所以他们只有在为权贵们帮忙帮闲时才能取得话语霸权。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既善于表演效忠秀，又精于变色龙的技巧，所以是最容易被恐怖吓瘫、也最容易被利诱收买的乌合之众。而面对大众，他们善于表演知识渊博和人格高洁之完美结合的圣贤秀，在俯身关怀下层的同时，甚至在被逼无奈把人民作为上帝来仰视的时候，也决不会忘记把民众妖魔化——顺民与暴民之间的恶性循环。现在，为了达到一己私利的最大化效益，大陆知识精英主要做三件事：为大官当幕僚，为大款当顾问，为学术地位论证假问题。只要混成某一领域的知识权威，甚至可以达到左手攀权贵而右手拥大款的双赢。他们大都被利益所收买，成为权贵集团的附属物和既得利益者，毫不掩饰为权贵利益集团服务——站在权贵的立场上，为官方政策和富人财富辩护。而且，六四后，知识精英们“幕僚情结”越来越重，因为高级幕僚在市场上的价码自然暴涨（比如，前些天，大陆媒体破天荒地透露了朱镕基向经济学家问政的消息，有幸被邀请的十二位经济学家在受到总理的俯身倾顾之后，再外出演讲时的价码立刻上涨）。而自由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着名者，在面对权势集团和敏感的政治问题时（如权贵家族、法轮功、工潮农潮、民间政治反对派、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要么沉默，要么说些打擦边球的话，所有的言说都借助于拐弯抹角的理论包装，用生涩的后现代语言谈论常见的前现代问题。
现在，幕僚型知识精英与其主子的配合已经很熟练了，甚至在表面上就是传统的仁君与忠臣之间的天仙配。主子做出尊重并善于俯身倾顾忠臣们进谏的姿态，哪怕是面对极为逆耳之谏言，也能泰然处之。幕僚们做出忠诚并敢于诤言犯上的姿态，哪怕是道出巨大的阴暗面和危机，也在所不惜。中共高层动不动就全体出动听专家们的讲座，已经成为江泽民时代的醒目标志。每一次这样的讲座新闻见诸于媒体，请来的专家讲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江泽民或朱镕基对这类讲座的表态。前几年流行于精英阶层的潘岳的《政改报告》，实际上的起草者就是幕僚性知识精英。2002年，由朱镕基导演的主子与幕僚之间的天仙配，成为十六大前的醒目政治风景。先是由中共主流媒体破天荒地公布了朱老板就经济问题征求专家们的意见，接着是这些专家提出的意见相继见诸于媒体，其中既有针对“中国经济崩溃论”的反驳言论（如着名御用经济学家樊钢反驳美国人章家敦），又有对目前可能爆发的社会危机的严厉警告（如胡鞍钢、王绍光等人对两极分化、大量失业等问题的直言），再接着就是中共高层和主流媒体出面反驳“中国崩溃论”，最后是中共召开高规格的大会，就应对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失业问题提出解决方法。在这样的天仙配中，中共政权给人以正视危机并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负责形象，高级幕僚表现出敢于揭示问题的知识良知。同时，那些受到朱老板赏识的专家们的市场身价随之上涨。
而在实际上，这种天仙配姿态，仅仅是维护无良知秩序和稳定第一的策略而已，在根子上是维护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而对解决现实问题全无帮助，对弱势群体更缺少真正的关怀。他们关心日益严重的失业和两极分化等问题，绝非基于执政道义和现代政治良知（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为公众服务），而是基于统治集团的利益和传统政治权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这里，公众仅仅是维护特权利益和统治秩序的工具性存在，而非政权的道义之源和服务对象。掠夺公众和施以恩惠，皆来自独裁的专横权力而非民众授权，其目的皆是为了维护现存秩序而非服务于公众利益。这样的秩序，即便有一定的效率，可以保持经济的高增长，也决不可能使效益的分配具有公正的道义正当性，即能够分享这一秩序效率的阶层主要是权贵集团及其附庸者，而非合法合德的商人和广大民众。
对如此生存策略，他们通常的自我辩护是：我实在不愿意为了逞一时之快而失去在体制内公开发言的权利，能够公开发言是最重要，体制内的努力和体制外的努力，目标绝对是一致的，但体制内的努力更有效。更重要的是，直率地谈论敏感问题，事关本人及家庭的切身利益，为了饭碗或体面的生活而妥协，也是人之常情。他们对低调策略的自我辩护，在理论上高倡“消极自由”，与其说是欧美式的“有权选择制度中的不做什么的自由”，毋宁说仅仅是中国式的“在别无选择制度下的无所作为的自由”。实际上，欧美传统中的“消极自由”的不作为和“积极自由”的有所为，主要是指向个人自由的外部性，即“消极自由”是法治秩序划定出公共权力不得作为的外部边界；对“积极自由”的批判也主要是针对为所欲为的公共权力，即在卢梭式“公共意志”辩护下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换言之，二者针对的都不是个人行为的内部性，即个人在不受任意强制的神圣权利之范围内，完全可以自主选择作什么与不作什么。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却把“消极自由”的外部性变成了个人行为的内部性，把可能导致公权力滥用的“积极自由”变成了个人滥用自主选择权利的“积极自由”，便混淆了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必然导致张冠李戴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于是，旨在严格限制公共权力滥用的外部性，变成了个人的严格自我审查的内部性。所以，他们在公共发言时常常高调出击，言说中充满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浩然之气，而在私下里为自己的不诚实辩护时又低调得令人同情，甚至干脆自取懦夫姿态：“我是个凡人，还在捧人家的饭碗，我不想害别人，更不想唱高调和当英雄，有时说点无关紧要的假话也出于不得已。”知识分子的言论策略与官员们的为官策略，其底线基本相同。在大陆，这种自认懦夫和说谎有理的机会主义，却被某些开明的知识分子标榜为做人的底线，甚至赢得了宽容人性弱点的美誉。
更为怪诞的是，自由主义精英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着高度共识，但在一些公共生活的道德准则面前则采取区别对待，而这种区别对待也几乎成为知识界的不言自明甚至公开提倡的共识。在一些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面前——如在公共发言中不说假话——精英们却要区分出“说与不说”、“无动于衷的说谎和心有不忍的说谎”、“体制内言说和体制外言说”的双重道德标准。似乎体制内就可以说假话且说得有理，而体制外则不能说假话且需要道义英雄；似乎体制内身份就是自动降低道德要求的合理通行证，即体制本身的反人性反道德，自动地把加入其中的人降低到道德常识之下是合情合理的。他们挂在口头上的“宽容”，变成了一种“无边自由主义”，即绝对的相对主义或机会主义。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混淆了制度宽容和个人坚守特定价值之间的界限，似乎一讲宽容，自由主义者就应该泯灭自身的价值立场和道德诉求，就应该对任何价值选择都一笑了之。于是，捍卫每个人的说话权利和允许不同异见之间的辩驳，就变成了自由主义者不能反对任何观点，不能谴责任何价值取向，甚至不能反对明显的不道德言行。难道对每个人都有效的“不说谎”这一道德戒律，只是由于特殊国情，而使中国精英单独获得了说谎的被赦免特权？难道不提倡英雄主义，就是提倡懦夫主义的合理借口？当大陆连起码的“消极自由”之权利都不具有之时，其知识精英却自称身体力行着“消极自由”，岂不是鸵鸟策略的自我嘲讽！
能够更深刻地说明这种机会主义生存策略的现象，是某些着名的流亡知识精英的翻云覆雨，他们也从另一个角度钻营着“不落空”的生存之道。当反共斗士有利可图时（既有大把捐款的实惠又有民间英雄的美誉），就在海外高唱反共高调，积极加入民运和人权组织，甚至不惜夸大和编造在国内受迫害的经历，以求获得政治庇护进而拿到绿卡，海外民运对于大多数留学生来说，实际上就是变相移民运动。而绿卡（或外国护照）拿到了，主要目的也就达到了，加之海外民运的内斗不断和成绩不佳，致使利益资源日益匮乏，继续充当流亡异己人士或从事海外民运，再有能力和声誉的人所分得的利益也极为有限。于是，他们中的众多“明白人”就想到了回国发展，就向中共官方做出某种承诺，就或公开或暗地退出海外的民运或人权组织，以换取来去自由的方便。
精神缺位的整体精英
在镇压力度减弱和统治效力下降的后极权时代，不说假话已经不必付出太大的代价，起码人身危险大大降低，然而，精英阶层的精神堕落之深度甚至达到自觉犬儒的程度，对口是心非和言行悖谬、对双重人格和精神分裂，精英们不是懵懂无知而是一清二楚，不是盲目行为而是自觉行为，不是在良心不安中的痛苦选择，而是在心安理得中活得悠然自在。从私人间的心里话到公开场合的违心话，从口头上强调社会诚信到行动上钻营取巧，从参加激进的爱国反美的大游行到废寝忘食地考托福办赴美留学签证并力争拿美国绿卡，两种完全相反的做人原则之间的过度，几乎没有任何良心障碍，没有自我忏悔的心理曲折，没有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而只有心情坦然地行驶在笔直宽敞的高速公路上。它与政权的极端机会主义和整个社会的精神分裂症非常协调。
最能凸现这种精神分裂症的，是精英们在私人饭局上的佐餐调笑。小道消息、政治民谣和黄色笑话，成为六四之后大陆中国的一大奇观，既是人们发泄不满的创造，又是无奈之下的最好佐餐调料。中国真的已经进入了一个“调笑时代”，除了电视中的各类晚会、娱乐栏目、喜剧和小品之外，执政者的作秀和官场腐败成为民谣和笑话的最大素材库，几乎每个人都能讲一段以黄色为调料的政治笑话，几乎每一城镇和每一村庄都有广泛流传的讽刺性民谣，它们才是大陆民众真正的公共语言，与官方控制的媒体上的公开语言形成了鲜明对照：如果你每天只接受来自公开媒体的信息，满眼就是一片光明，恍如生活在天堂里；而如果你每天只汲取私下聊天的信息，就会举目皆是暗无天日，简直活在地狱中。而这些民间的信息交换和传播无法在阳光下公开进行，只能在私人之间的小圈子里流传。如果说政府的各类公开的和非公开的禁令是正规黑幕制度的话，那么民间的小道消息就是另一种由恐怖统治制造的非正规黑幕，权贵在黑幕中瓜分全民资产、搞政治阴谋，民众在黑幕中发泄不满、自寻开心。两种黑幕中的大陆人遵守的是同一套规则，即正规制度下的非规范反规范的灰色潜规则。
令人最为困惑的是，生活在如此巨大反差之中的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别扭；私下里万众唾弃的中共政权仍然稳稳当当；高层领导人仍然在全民的私下诅咒中风光无限。每一个私人相聚的饭局都是一次牢骚发泄，一次政治笑话的汇演，有些嘲弄当权者的黄色政治笑话，在无数个不同的饭局上被反复演绎。这类牢骚和嘲弄，随着饭局的结束而结束，丝毫不影响人们在公开场合中的另一种表演。久而久之，这些完全不同于官方的民间创作，这些在私人饭局上的强烈不满，非但对现行的中共独裁政权没有任何威胁和伤害，反而成为一种民间自发性的纯娱乐项目，如同在紧张之余的闲暇中，看一个好莱坞大片或中央电视台的小品晚会，只是即时娱乐而已，笑过之后一切如故：要说谎时就说谎，要黑心时就黑心，要钻营时就不择手段……。
在大陆，每一次血腥的灾难过后，大都是争吃人血馒头的过程，吃饱了的人们还会牢骚满腹，但是这样的牢骚和不满，已经转变为愉悦身心的笑话。特别是现存秩序的受益阶层的牢骚，各类精英的不满，大城市市民的怨恨，早已失去了匕首和投枪的锋芒，失去了真正的道义力量，而变成了牌桌上和饭局上的自我娱乐。它们是另一种形式的精神毒品，既与官方媒体中的小品化娱乐配合得天衣无缝，又具有官方小品所不具有的超强麻醉功能，人们陶醉于摔扑克、洗麻将的悦耳声音和酒足饭饱，阵阵政治笑话的嬉笑之中，象消费商品一样消费着苦难、黑暗和不满。物质白领们喜欢准备好名牌行头的假日远足，精神白领们更喜欢准备了大量政治笑话的精神旅游，二者都是有益于犬儒们的身心健康的休闲。
总之，权力、资本和知识的结盟，政权、权贵和精英的共识，使社会的运转，不仅在正规法律之外，更在人性的基本良知和社会公共道德之外。不仅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无赖我在乎什么”，还是“我是懦夫我心有余悸我说谎有理”、“我聪明我自如”，“我平庸我快乐”——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无信者无畏；不是良知者自安而是无耻者自安。
2002年9月7日于北京家中
【博讯】2002年1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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