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的十二年内，新旧世纪之交的世界，突然陷于两种完全相反的戏剧性体验之中──前景一片光明的喜剧和未来布满阴云的大悲剧。
20世纪的终结和21世纪的开端皆具有很强戏剧性：东西方之间的50年冷战之紧张对峙，却以难以预料的苏东帝国的突然崩溃而终结，几乎只是一夜之间，柏林墙就坍塌了，东西对峙消除了，东欧诸国以及昔日最大的敌人俄罗斯，也都逐渐变成民主国家并融入西方文明，以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西方自由阵营，情不自禁地发出“历史终结”之欢呼，并接连赢得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也由此，美国以及北约，在经济上、军事上和道义上，成为没有真正对手的全球性超强，人类社会似乎正在步入最接近康德所向往“永久和平时代”。
然而，后冷战时代的乐观情绪与和平前景仅仅持续了十年──而十年在漫长的历史上仅仅是一瞬──就在2001年9月11日这个蓝天白云的上午遽然终结，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人，虽然无法亲历那种惊心动魄而又撕心裂肺的震撼，但是电视画面的冲击力已经足够！恐怖主义对无辜平民和美国的标志性建筑的自杀性偷袭，其邪恶之肆无忌惮，其造成的灾难之惨烈巨大，其影响未来之深远……皆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仿佛仅仅是一瞬，世界就为之变容：人类大同的喜剧顿时演变为令人目瞪口呆的大悲剧。以至于，中国的一群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说：“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
这种改变之强烈，使一向自以为最安全的美国人，陷于前所未有的悲痛和沉思之中；使沉浸在乐观之中的以美国为首西方同盟，不得不仓促调整自己的总体战略。在干净利落地赢得了“后发制人”的阿富汗反恐战争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反思和酝酿，美国新政府先是提出了“邪恶轴心”的指控，并把萨达姆作为必欲铲除的首要邪恶；接着又出台了“先发制人”的战略，主要是针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小布什政府当然希望其新战略得到广泛的国际认同，特别是其盟国的支持，也为此而四处游说，特别与西方盟国以及俄罗斯反复磋商。但是，美国政府实施新战略之决心之坚定，即便得不到足够的国际支持，也不惜单独行事，直到把可能的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消灭于未造成现实灾难之前。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出现的“新帝国主义”或“善良的帝国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认为：9.11事件充分证明：在当今世界，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象征，已经成为一切邪恶势力的首要攻击目标，除非美国从此卸下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责任，重新回到孤立主义之中，否则的话，美国就必须主动出击，在世界上肩负起作为“自由帝国”的领导责任：铲除邪恶、推进民主和维护和平。这种责任的当下目标，是领导世界打赢对国际性恐怖主义的战争；其长远目标是全力推进全球民主化进程，特别是要以民主化在阿拉伯世界和其它独裁国家建立新秩序，再不能犯那种基于既得利益而放纵邪恶独裁者的错误。
尽管遭遇到9.11这样的大灾难，美国没有倒下、也不会退缩，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上的唯一超强国家，不仅在经济、军事、高科技等硬实力方面远远领先于其它国家，而且在文化、制度、价值观等软实力方面也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美国理所当然应该肩负起“自由帝国”的责任：扮演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的自由而人道的帝国角色。特别是对付诸如恐怖主义这样极端的人类公害，美国在使用武力时不应该有任何犹豫。只有果断坚决，才能制止类似9.11灾难的再次发生，减少日益国际化的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这样的选择，相对于绥靖主义和后发制人的战略而言，其成本和代价也会相对小些。这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之所在，因为它事关美国的安全和自由之存亡；也是整个人类长远利益之所在，因为它事关世界和平的存续和全球民主化的发展。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处在世界的中心位置，先后经历了二战时期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冷战时期的共产体制的威胁。尽管这两个敌人皆是巨大而邪恶的，但也是明确而清晰的，所以西方盟国容易形成坚定、明确和广泛的高度共识：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诸国，盟国的战略是全面动员的总体战争；对前苏联为首的邪恶帝国，盟国的战略是全面遏制。在这两次对抗中，美国皆是西方盟国的领袖。二战的胜利也把曾经是法西斯轴心的三个主要国家中的两个半纳入的西方的自由同盟。
冷战结束后，尽管也出现过多次规模较小的威胁，尽管在1990年和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打了两场局部战争，但是并没有出现那种压倒一切的威胁，而且美国出面领导的这两场局部战争，皆带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道主义性质。与此相适应，世界新秩序也开始了以“人权至上”代替“主权至上”的时代。然而，处于世界风口浪尖的醒目位置上的美国，注定要成为一切邪恶势力的最大克星，因而成为邪恶势力的首要敌人，进而成为恐怖主义的首要攻击目标，也就不足为奇。9.11正是穆斯林的极端原教旨恐怖主义这种邪恶势力，针对美国制造的迄今为止最大的恐怖主义灾难。
在美国发生的9.11恐怖灾难改变了一切，一个全新的压倒一切的威胁突然现身。世界局势、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为之大变。一向“后发制人”的美国，终于转向“先发制人”。正如布什总统在2002年1月29日《国情咨文》中所说：“我们将断绝恐怖主义营地的运作，挫败恐怖主义计划，并将恐怖主义分子绳之以法。……我们必须防止谋求化学、生物和核武器的恐怖主义分子和政权威胁美国和全世界。……但时不我待。我不会在险情迭起时消极等待。我不会在危险迫近时袖手旁观。美利坚合众国绝不允许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用世界上毁灭性最大的武器来威胁我们。”
是的，反恐战争具有“时不我待”紧迫感，它要求美国及其盟国做好准备，随时采取迅速而果断的先发制人行动。
我认为，为了应对无孔不入的世界性恐怖主义威胁，小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是正确的选择。虽然，我们不能把伊斯兰原教旨的恐怖主义视为继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之后的对自由世界的第三大极权主义挑战。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产生这种威胁的文化及制度根源，必定是极为不宽容且嗜血的，其实施邪恶目的的手段，完全不同于二战和冷战，而是带有全新的野蛮性质：
1、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极权邪恶是明确的公开的有特定国界的，而恐怖主义的邪恶是隐藏的暗中的超国界的；
2、前者发生在战争时期和冷战时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两种制度之间的对抗，而后者发生在和平时期，是国家与全球性恐怖组织之间的战争，以及不同宗教文化制度之间的冲突。
3、前者主要针对的是国家的主权、军队、制度，而后者主要针对的是无辜的贫民以及民用设施。
4、前者所运用的手段主要是军事武器，以消灭对方而保存自己为目的，后者所运用的主要手段是人的肉体，以同归于尽的决绝来造成轰动性的恫吓效应。
5、在冷战时期，尽管对峙的双方都握有可以把地球毁灭无数次的核武器，但是，由于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均势，更由于核战争所造成的灾难很可能是没有赢家的鱼死网破，所以对峙的双方还具有最低限度的理智，决不会不计任何后果地胡来。而恐怖主义并不在乎实际的力量对比，只要能达到目的，它不在乎使用任何手段，它就是要以弱势姿态和不计后果的决绝手段发动攻击，当进行自杀性攻击的恐怖分子连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之时，最低限度的恻隐之心和理智权衡也就会被视为无物，并以最残忍最灭绝人性的手段屠杀大批无辜平民，从而引起人们的恐惧和慌乱。所以，它不是为了真的打败和征服最强者，而仅仅是为了破坏而破坏，为了灭绝而灭绝。如果他们拥有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加上自愿充当人肉炸弹的亡命之徒，其灾难性的后果让人不敢想象。
正是基于恐怖主义的破坏和威胁的这种全新性质，传统的威慑或遏制的战略已经失效，受到攻击时的被动自卫也至多能够亡羊补牢，因为恐怖分子毫不在乎强者在实力上的明显优势，反而它就是要不计后果地用“鸡蛋碰石头”，就是要不自量力地“螳螂挡车”。对于这种无所不在、防不胜防、不惜采取一切极端手段的自杀性攻击，以外交或政治的方式谋求解决，只能是毫无效果的绥靖主义。而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二战时期，还是在9.11之前反恐怖主义时期，绥靖主义无异于对恐怖主义的变相纵容。如果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就对本。拉登及其庇护者进行坚决打击，大概就不会有9.11灾难的发生。而在当时，如果克林顿单方面对塔利班宣战，那么，美国所受到的国际压力，甚至要远远超过现在的小布什的倒萨计划。
美国正式宣布参加二战是后发制人，这次阿富汗反恐战争也是后发制人，虽然这二者都取得了胜利，但是，后发制人所取得的胜利再辉煌，也只能是对已经造成的大灾难的亡羊补牢，美国以及整个世界为这种后发制人已经付出了全方位的巨大代价，而这种代价的综合负面效应之巨大，甚至是后来的胜利无法弥补的。所以，鉴于恐怖主义已经实施、正在实施和准备实施的反人类反文明反自由的暴行，鉴于恐怖袭击的难以防范，鉴于萨达姆的一贯好战和支持恐怖主义，一直在谋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屡次违反联合国有关武器核查的决议，其邪恶程度决不次于本。拉登。而且，屡经战争且拥有统治一个国家的独裁权力的萨达姆，在制造恐怖灾难的能力上，肯定要远远超过本。拉登及塔利班。美国以及西方盟友，正面临着可能随时受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直接攻击的危险。如果继续姑息养奸，等到利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恐怖主义攻击已经完成再后发制人，其灾难性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果说，9.11灾难还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那就是告诉人类，对于无所不在且无所不用其极的恐怖主义，任何诉诸人的理智和道德的非暴力方式都毫无作用，寄希望于绥靖或谈判，只能是纵容邪恶；而后发制人的武力自卫，对防治恐怖主义这类邪恶势力的效果并不明显，而且将进一步激发恐怖分子的仇恨和斗志（阿富汗战争期间基地组织和萨达姆不断发出言论挑衅，阿富汗境内的恐怖活动仍然时有发生，临时政府的副总统被暗杀，卡尔扎依也险遭暗算……就是明证）。而只有选择先发制人的主动攻击，才能把巨大的恐怖主义威胁消灭于未形成现实灾难之时。
尽管9.11之后，世界各国基本都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也一致表决通过了第1373号决议，支持美国领导的阿富汗之战，北约第一次激活了第5条款（即对一个成员国的进攻等于对全体成员国的进攻），19国中就有16个国家派出军人参加阿富汗之战。但是，阿富汗战争基本结束之后，在没有亲历9.11灾难的其它国家看来，恐怖主义的威胁似乎正在逐渐消失，反恐怖战争的紧迫性也随之下降，而只有美国政府一再强调：反恐之战将是全新的战争，是全方位的长期的，决不会速战速决，基地组织之后还有遍布世界的众多恐怖组织，塔利班政权之后还有其它庇护和支持恐怖主义的邪恶国家。所以小布什政府的这一新战略很有些独断专行的霸气，于是，随着美国倒萨行动的日益逼近，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指责也不断高涨，主要集中于“单边主义”、确凿证据和联合国授权三个方面。
而我以为，在世界各国的指责中，对于阿拉伯世界和共产残余国家的反对，美国大可不必在乎，因为，制度以及价值观的完全不同和历史恩怨，使这两个世界的国家无论怎样都不会认同美国对伊拉克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即便没有9.11之后的倒萨行动，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等国，照样要防范和平演变和高举反霸权旗帜，阿拉伯国家也照样反对美国的巴以政策。真正需要美国认真对待的是其西方盟国以及俄罗斯的态度，特别是欧盟和北约诸国的态度。在历史上，正是这一同盟的高度共识和一致行动，先后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冷战、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
现在，在欧盟国家中，只有英国首相布莱尔明确站在小布什总统一边，正如二战时期罗斯福总统坚决站在丘吉尔首相一边一样。而法、德等大国明确反对没有确凿证据和不经过联合国授权的倒萨行动。我以为，欧洲人不应该如此健忘：没有美国，就没有二战和冷战的胜利，别说欧洲的安全，就是欧洲的人权和国家主权都难以保障；没有美国，也没有冷战后南联盟内战的平息，如果任其发展到今天，也许战火已经烧过了南联盟边境而威胁到整个欧洲。当欧洲土地上存在着战争和欧洲人的安全受到威胁之时，欧洲人是多么希望和依赖美国的武力支持，甚至可以把美国人请来，领导不经过联合国授权的科索沃战争。而现在，明摆着的是，美国再次受到类似珍珠港偷袭那样的巨大打击，9.11大灾难已经在美国本土发生，阿拉伯世界对西方文明的敌对和仇恨，又主要是针对美国而来，美国已经是、将来仍然是伊斯兰恐怖主义攻击的首要目标，美国的安全和自由正在经受着巨大的威胁和考验。在本。拉登及其塔利班被基本摧毁之后，威胁美国安全的头号敌人无疑就是萨达姆政权。
难道萨达姆政权不够邪恶吗？难道萨达姆玩弄软弱的联合国还不够吗？难道萨达姆的威胁仅仅是对美国而与世界无关，特别是与多数欧洲国家无关？难道只有在恐怖袭击落到自己的头上，欧洲人才肯主动出击并寄希望于美国的强大武力支持吗？难道非要等到萨达姆突然发动另一次更具破坏性的恐怖攻击，西方的自由同盟才会再一次团结起来吗？
在当今世界，对全球性和地域性的危机的处理，特别是在对待邪恶无赖国家之时，没有美国的参与就难以收到实际效果。邪恶的萨达姆政权象邪恶的塔利班政权一样，对内压迫本国人民，对外穷兵黩武，不仅是对美国的威胁，而且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对这样邪恶的政权，本国民众在恐怖统治下，只能或被洗脑成为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或无可奈何地叹息；越来越受制于多数无赖国家的联合国，其清谈馆的性质注定了它的软弱无力；欧盟的一个个解决方案，由于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支持而被束之高阁；阿拉伯诸国尽管与伊拉克有仇，但没有人能够单独打败萨达姆；俄罗斯和中国又都曾与伊拉克关系密切，从海湾战争开始就一直为萨达姆站台……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于美国倒萨行动，除了英国和以色列表示了毫不含糊的支持之外，大多数国家的反应，无论是真的反对，还是口是心非地反对或沉默，大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而欧盟的多数国家的左右逢源，更证明现有的国际社会缺少正视现实的勇气和采取有效协调行动的能力。在此情况下，只有现在的美国，既有倒萨的实力，又有倒萨的动力，从历史传统和价值认同的角度看，欧洲人似乎没有理由不鼎力襄助！与其表面质疑而私下里默许，与其既要求伊拉克如何又要求美国如何的左右逢源，还不如象布莱尔一样光明正大地斩钉截铁地公开支持。除非法、德等国完全基于自私的利益计算，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作为深受美国之惠的盟国为什么反对倒萨。
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并非只是出于美国的主观意愿，更重要的是20世纪的时势客观上成就了美国的地位，美国在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中坚作用，使其赢得了主流社会的拥戴。我承认，美国所扮演的世界警察角色，既有自利的一面也有犯错误的时候，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更有一个超强大国肩负着世界性责任的一面。从二战后美国进行的一系列对外军事干预的实际效果看，显然是利大于弊。同样，即便现在的倒萨行动主要基于自利的动机，但美国的这种自利行为，并没有无视基本人类道义，除了消除自身安全的最大隐患之外，同时也会达到利他的效果：一是对于伊拉克的人权改善和社会转型有利，二是有助于阿拉伯地区的安全和民主化进程，三是有助于世界的未来和平，其客观效果显然是利大于弊。
无论大多数欧盟国家和联合国是否支持，美国已经决心铲除萨达姆政权──即便单独行动也在所不惜；也无论这种单独行动所要冒的风险多么巨大，9.11的教训已经告诉世界：不行动的风险将更为巨大。
2002年9月10日于北京家中
【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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