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字生涯始于七十年代的知青岁月，那种特定时代的革命化大抒情，完全由空洞的口号和盲目的激情堆积而成，也就是毛语录式的意识形态谎言，而在当时还自以为是绝对的真诚。当我的写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赢得了些许社会名声之时，我又自以为已经摆脱了毛式文风，开始了基于追求个人尊严和诚实生活的写作，并像个一夜之间发了大财的暴发户，陷于不知天高地厚的飘飘然之中。
是十四年前的那个血腥黎明，让我懂得了自己的浅薄和自负，懂得了爱的柔性温暖和内在力量，并开始尝试着去体验真实生存的厚重——活着的罪恶和对亡灵的敬畏——为自己七十年代的浅薄和八十年代的狂傲而深感羞愧。现在，回头仔细检视才发现，我的整个青春期生长于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赖以写作的文化滋养，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说谎、无赖、犬儒，这些党文化的毒素喂养了整整几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即便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也并没有完全摆脱党文化的印迹，毛式思维和文革式语言已经变成生命的一部分，意欲进行脱胎换骨的自我清洗，谈何容易！清除灵魂中的毒素，甚至需要终生的挣扎。
我接受这个奖的日子——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离六四的十四周年祭日只有四天，我不知道自己做得是否对得起亡灵，也不敢确定自己与这个荣誉是否般配，我只是把这个荣誉理解为：对谎言制度下的说真话者的奖励，也是抗拒遗忘的记忆通过我而敬献给亡灵的祭奠。
六四的在天之灵俯视着我这个幸存者，已经俯视了整整十四个年头儿了。作为八九运动的参与者之一，那个被刺刀挑起、被子弹射穿、被坦克辗碎的夜晚和黎明，至今仍然如同闪亮的刀尖，扎在我记忆的深处。作为屠刀下的幸存者之一，面对那些为自由中国付出生命的亡灵，也面对刽子手们的强权、谎言和收买，我才知道活下来的责任之厚重，尽力让自己笔下的每个字，皆是来自坟墓中亡灵们的倾诉——用对坟墓的记忆对抗强制性遗忘，也是用赎罪的虔诚对抗谎言化的生存。
一个杀人的政权，是令人唾弃的；一个用谎言为杀人辩解的政权，是令人不齿的；一个容忍杀人的政权且遗忘亡灵的民族，是令人绝望的。特别是当暴政的罪恶已经昭然于天下之时——无辜者肉体的死亡已经在道义上宣判了杀人者的死亡。
中共独裁政权犯下过太多的罪恶，有太多的无辜亡灵至今仍未瞑目，也有太多的良心犯至今仍然身陷囹圄。消除苦难的有效方法，就是完整地记忆和反思苦难，而拒绝官方灌输和个人说谎，则是保存记忆和进行反思的基本伦理前提。也就是说，活下来的幸存者和铁窗外的自由人，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只有记住这些受难者，不参与强制遗忘的人血馒头盛宴，才会有生存的意义和做人的尊严可言，才能承担起人之为人的责任——个人责任没有替代品。
当然，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有弱点，都渴望安全而富裕的世俗幸福，世界性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制度进步和文明演进，其善待人性的标准也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远离“杀身成仁”的古典英雄主义，越来越走向对人性弱点的宽容和对世俗幸福的肯定。所以，不需要唱道德高调，不必具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牺牲精神。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坚守诚实做人的起码底线，并不要求多勇敢多高尚多良知多智能，不要求去付出坐牢、绝食、自焚等的高昂个人代价，而仅仅要求在公共发言中不说谎，在面对威逼利诱时不把谎言当作基本的生存策略。
拒绝说谎的戒律，作为人之为人的底线道德，早就记载在每一种文化的最古老的权威文献中。对于至今仍然生活着独裁制度之下的人们而言，争取那种人人向往的无强制的自由和无恐惧的安全，就应该从拒绝谎言开始。因为，制造强制和恐惧的独裁暴政，其维系全靠暴力和谎言的相互支撑，没有谎言粉饰的暴力统治便无法维系。无力抗拒暴力的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精英——起码能够做到不参与说谎。在公共生活的细节上拒绝谎言，恰好就是瓦解靠谎言维持的暴政的最有效的力量，甚至就是对暴政的最致命颠覆。
特别是在政治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的后极权中国，国际大势和民心所向已经如此明朗，中共意识形态说教的劝诱力和麻痹性日益削弱，社会在经济上和价值观念上的多元化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正在逐渐蚕食着僵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除了谎言之外，后极权时代的独裁再无其它资本为自身辩护，它已经脆弱到如此地步：它在要求人们自我作贱之时，甚至是体谅民意的，即不要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和赞美它，而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地承认它和歌颂它，足矣！
而且，合法性不足的中共政权，面对急遽转向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的现实，也面对离开了“皇粮”也能自谋生路的民间社会，为了降低维持政权稳定和权贵利益的综合社会成本，它汲取了毛泽东时代和六四镇压的教训（希望胡温体制也能汲取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教训），即便想得到这点违心的承认，所依靠的主要手段，既不是意识形态蛊惑，也不是暴力镇压，而是用软性的利益收买取而代之，“花钱买稳定”已经成为当下政权的主要统治策略。凡是可以用金钱买来的稳定和颂歌，中共很少会用刺刀和监狱，只有对极少数无法收买者才会施以暴力镇压。所以，后极权时代的国人，特别是自称精英的社会名流们，最难以抗拒谎言的原因，不是被动地慑于暴力，而是主动地屈从于利诱；寡头独裁们最害怕的，甚至不是激进的以暴易暴——局部的暴力反抗会被镇压，而整体的暴力革命很可能催生出又一个新的暴政——而是每个人，首先是以公共发言为职业的知识人和作为社会名流的各类精英，能够在面对威逼利诱之时，哪怕保持沉默，也拒绝说谎，不参与说谎，不靠谎言生存！
在当下中国，说真话的个人风险已经大大降低，毛泽东时代可以导致家破人亡的真话，在当下中国的民间社会中随处可见。何况，社会名流说真话，即便受到某些压力，也不至于付出张志新和顾准式的惨重代价，甚至不至于付出民主墙时期的个人代价，而那些不知名者说真话则要付出惨重的个人代价。如果说，杨子立和刘荻等人至今仍然身陷囹圄的命运，昭示了不知名者说真话的惨重个人代价，那么，刚刚去世的李慎之先生的晚年行迹，特别是他在中共执政五十年庆典之夜写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则为社会名流说真话提供了可资效仿的示范。在此意义上，当一个社会给予某人巨大的名誉之时，根据社会声望与公共责任相平衡的责任伦理原则，作为公众人物的名人，理应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回馈公众对他们的厚待。在公共发言时，名人效应是他们说真话的最大无形资源，名人们向强权说真话，既能够对当权者施加较大的道义压力，也有助于拓展更有弹性的言论空间，鼓励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沉默。
在公共发言中向独裁强权说真话，其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也并非全然是负值。敢于在重大公共事件上说真话的人，即便得不到有形的物质奖励，也会得到无形的道义盛誉，特别是来自大陆民间和国际主流社会的道义奖励——逐渐成为由民间崛起的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社会名人。在六四事件上，丁子霖先生的一句真话，就在世人面前戳破了中共的弥天大谎，并由此得到了世界性的同情和支持，成就了持之以恒的天安门母亲运动，获得了一系列国际性的人权奖，其中就包括这项“杰出民主人士奖”。
在眼下的SARS危机中，蒋彦永大夫的一句真话，就在世界上激起谴责谎言制度的舆论高潮，由此揭开了中国的疫情黑幕，逼迫中共政权不得不作出亡羊补牢的决策，也使国人看到了战胜天灾人祸的希望，提供了民间真话战胜官方谎言的又一范例。尽管在国内的官方媒体上，中共当局把蒋大夫打入冷宫，然而，通过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全球化平台，使境内外数不胜数的献给蒋大夫的支持、赞誉和祝福得以在国内流传。大陆民间社会正在自发掀起的要求新闻自由的舆论热潮，就是对敢说真话的民间良知的最高奖赏。由此可见，在涉及到巨大公众利益的社会事件上，每人一句真话，再暴虐的制度也将失效。而民间自发的点滴积累的拒绝说谎，就将汇成反抗暴政的民间洪流，靠谎言维系的独裁体制必将难以为继。
我要强调的是，对于生活在一个冷漠而懦弱的独裁大监狱中的人来说，面对来自人性本身的每一点点善良和对良知的鼓励——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私下鼓励——也理应心存感激和敬畏。何况，我得到的这个奖励是华人社会中年代最久远、影响最大的奖。“民主教育基金会”从一九八五年的正式运行开始，就持之以恒地鼓励那些向独裁强权说真话的华人，以每年颁奖的独特方式参与着中国本土的政治转型过程。它给予身处逆境的诸位大陆人士的激励，无论是对于追求人性尊严的个人而言，还是对于仍然艰难的中国自由事业而言，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我相信，该基金会仍将一如既往地奖励向强权说真话的人们，直到中国真正融入人类主流文明，也变成言论自由的庇护地的那天。
我深知，作为独裁末世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苟活者，自知无法正面表达亡灵，但忏悔和赎罪，可以从反面表达。最后，请允许我引用狱中为六四亡灵写下的诗句：
攥住监室中的铁条/这一刻我必须放声大哭/我多么害怕下一刻已经欲哭无泪/记住那些无辜的死/必须在眼睛正中/冷静地插进一把刀/用失明的代价/换取脑浆的雪亮/那种敲骨吸髓的记忆/只有以拒绝的方式/才能完美地保存和表达
二○○三年五月于北京家中
【争鸣】2003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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