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舆论泡沫化:胡温“新政”

一,舆论中的胡温新政

十六大出任新党魁,十届人大出任国家元首,胡锦涛就不断的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新三民主义”、“高扬宪政旗帜”、“坚持两个务必”、“媒体三个贴近”;同时不断做出有别于前任的从政风格,亲民姿态、廉洁朴素、务实高效和果断严厉。应对突发SARS危机的果断决策和初见成效,对牵涉面很广的上海首富周正毅案的坚决查处,第一次中共中央党校主办《学习时报》的文章提出“知情权是现代民主的根本要求”且要求尽早制定《信息公开法》;第一次主持讨论军事问题的政治局会议,第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出访诸国,第一次取消繁琐而奢华的送往迎来仪式,第一次受邀参加8国峰会的南北非正式峰会,会见诸大国元首,并得到布什、普京、希拉克、小泉等大国元首的厚待和赞扬……

更令人关注的是,胡锦涛得到了新任政府首脑温家宝的全力配合,温家宝不仅在记者会上强调自己的“有主见”和“敢负责”,而且其公众形象也似乎比胡锦涛更廉洁更平民化。二人之间的有意配合,甚至表现在某些细节上的默契,比如,胡锦涛说自己“揪心”,温家宝谈自己“流泪”;胡锦涛在基层的职工食堂吃饭,温家宝在矿井下与矿工一起吃年夜饺子;胡锦涛在广东考察提及从网上看到有益的建议,温家宝下基层亲民时也提到经常从网上了解民意。有舆论认为:胡温分别公开透露上网的信息,表现了新一代领袖的“与时俱进”,不仅是二人重视新技术对施政的正面作用,也是对“新三民主义”的践行。

胡温二人的默契配合,似乎打破了中共高层的传统恶习——党魁与总理之间的争斗对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影响。比如,海外媒体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赵紫阳和李鹏之间、江泽民和朱镕基之间的关系的报道和评论,大都着眼于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近年来,对第三代江朱两巨头之间的争斗,更是长期追踪和大力炒作,从朱镕基出任总理的1998年开始,就不断地见诸于海外舆论,特别是围绕着朱小华案和赖昌兴案的报道,江朱内斗成为主要的涉案内容之一,直到十六大的权力交接达到高潮。而对于现在中共高层的权争,海外舆论则集中于胡温与江曾之间,还没有人认为胡温之间有什么龌龊。恰恰相反,“胡温新政”之所以成为舆论热点,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二人之间在媒体上的表现,非但没有丝毫龌龊,反而给人以配合默契的良好印象。

所以,接班不到半年的胡温,所得到的国内民意和国际主流国家及境外舆论的支持,皆达到了超乎任何人预期的程度,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甚至发出“胡和温受欢迎的程度让人吃惊”的感叹。西方舆论的主流倾向,可以从如下新闻标题中看出,如“胡温借SARS巩固了权力”,“胡锦涛迅速确立权威”,“危机带来转机”,“SARS带来中国新闻自由”……6月9日英国的《泰晤士报》又传出令人振奋的政改消息:据支持胡温体制的高层官员说,在即将到来的中共72周年纪念日七?一,胡锦涛将发表“党内民主”的政治改革宣言,内容包括党内的“自由选举、开放竞争与开放讨论”。此报道引发出一片乐观猜测:在江泽民之下沉潜十年的胡锦涛,近期的改革动作超乎外界预期,胡锦涛借主导抗炎来摆脱江泽民的影响,正在逐渐树立起“开明、开放、亲民、务实、重法”的新形像。如果“七一讲话”真的是一篇“党内民主宣言”,那么胡温体制的执政自主性就得到了实质性加强。

国内民意把胡温当作新的救主,大谈“胡温新政的魅力”、“以民为先的总书记”、“雷厉风行的政府总理”、“良性危机带来契机”、“放下分歧,支持政府”、“胡锦涛出访显示大国外交”;最过分的力挺“胡温新政”的言论,当数中共高级智囊们的昏话,他们从政权利益所要求的“政治正确”出发,无视SARS危机完全是由体制性弊端和官僚作风造成,对危机所造成的重大损失也采取避重就轻的态度,而是近于狡辩地美化现行政权,为经济优先和增长率崇拜的发展策略辩护。在这些自我标榜为“不讲道德”而“只讲科学”的经济学家的心中,“人命关天的天条”远不如“增长第一的党条”珍贵,所以他们能够利用“实证性分析”的学术包装和更巧妙的说辞来粉饰太平。比如,在大陆很走红的两位主流经济学家樊纲和胡鞍钢,前者发明了“SARS宏观调控”,把SARS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解释为“对过热的降温”(樊钢);后者发明了“SARS良性危机”,将危机解读为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领导人的威望的良机。

樊纲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和“凤凰卫视”采访时说:SARS危机使大陆经济受到负面冲击,但这未必就是坏事。因为,大陆经济第一季度增长9.9%,已经过热。他说:“如果没有非典,我们搞经济的会建议政府采取一点反通胀、反过热的措施,而非典的出现,成了一个反过热的措施。”樊纲的言外之意是:现在的SARS危机正好起到了为“过热”经济“降温”的作用,真是老天有眼,及时做出的“宏观调控”,不必再劳经济智囊们“上折子”,中央也不必进行宏观的反通胀调节,实在省去了诸多麻烦。

胡鞍钢在接受北京电视台的采访时说:SARS也不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恶性危机,而仅仅是一种社会恐慌造成的心理危机。因为这场危机基本上不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变更核心价值观、危及政治稳定、破坏社会秩序,所以,中国政府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动员和整合社会力量、社会资源,有效控制危机、处理危机、化解危机;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一过程,将SARS“危害”转化为“机遇”,大幅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领导人的威望。一句话,不仅不会出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对立、冲突和对抗,而且会形成继一九九八年抗洪救灾后第二次空前的全民大团结局面。

按照以上论证逻辑,大概世界上的任何灾难就都不是灾难,因为总要有领导抗灾的政治领袖,也总会有灾后的大规模重建,甚至会出现灾后的历史性转折。比如,欧洲“黑死病”夺取了一半欧洲人的生命,但这一灾难的间接后果,却是摧毁了欧洲社会的传统结构和动摇了天主教权威,随之而来的是改变欧洲进程的划时代大事件——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二战中诞生了反法西斯的英名领袖罗斯福和邱吉尔,战后重建又使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走上和平民主之路,并造就了两个世界强国。而最近的9?11灾难,使美国人的民族凝聚力空前高涨,也使世界性反恐战争接连取得胜利。但是,即便西方经济学界有所谓的“破窗理论”,也没有听说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学者把这一系列大灾难称为“良性危机”。

全世界都能看到的事实是:SARS爆发和蔓延,不仅造成了直接的生命死亡、社会恐慌、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发展的整体放慢,而且也造成了中共政权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公信力的急遽下降,中国政府的国际信誉和中国人的民族荣誉的双重受损,国内的地方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双重紧张。而且,对大量失业、社会保障匮乏、贫富悬殊等本来就非常严重的社会危机,无疑是雪上加霜。世界发出“隔离中国”的呼吁,对中国人施以入境限制的国家多达110个。国人也自发地“隔离北京和广东”,北京人变成了“病毒传播者”。即便在胡温果断做出全民抗SARS的决策之后,中国政府的所谓“透明化”,仍然是政府垄断下的疫情发布,至多是“半吊子透明”,大陆民众、国际舆论和WHO也只能是半信半疑。而且,中共同步加强了对媒体的管制和民间信息的封锁,为此还紧急出台了严厉的法律规定。

由此可见,只有这些自我标榜为“坚持学术中立的经济学家”,才会用人命和公众健康来调控经济,才会论证出“良性危机”。也只有轻蔑人的价值的制度,才会喂养出如此没有人性底线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眼中:SARS对百姓是祸,而对政府却是福;只要是政府之福,就不必管百姓之祸,再大的灾难也是“良性危机”。

正是以上的海内外舆论的力捧之中,似乎在几个月前还被视为没有实权和毫无棱角的弱势“儿皇帝”,转瞬之间就变成了自主执政的强势君王,中国政坛的“垂帘听政”的传统也由此终结。而中国正在胡温体制的主导下,借助抗炎之机而开始新的改革时代,“胡温新政”迅速成为中国政治的常用词汇——尽管实际上并没有“新政”发生。

二,所谓的“胡温新政”

平心而论,胡温上台之后的所谓“新政”,除了权力换代后多了几张新面孔和姿态上的调整之外,整体的执政战略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仍然是“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即便在遭遇外部的倒萨之战和内部突发的SARS危机等考验,胡温二人相互配合的施政,无非就是姿态上的“鞠躬”、“廉洁”和“亲民”,抗炎上的坚守在一线,吏治上的惩治失职高官,信息发布上的垄断式透明,外交上的继续韬光养晦外加亲善之举……而这一切,皆是新主初登大宝的必然所为——建立权威和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事实上,二人并没有做出突破中共传统模式和现行统治策略的壮举,更没有实质性地进行触动政权及权贵阶层的特殊利益的改革。

从权力布局的角度讲,胡温的一系列新姿态,特别是领导抗炎的表现,固然能够起到巩固权力的作用,但并不能构成对江泽民的太上皇地位的实质性挑战,更谈不上摆脱了太上皇的自主执政。不管胡锦涛的内心如何想,但他必须面对江泽民的强势权力,所以他不得不常把“三个代表”挂在嘴边,在启动全民抗炎的严峻时刻,还要在政治局会议上为“掀起学习三个代表新高潮”而留出专门时间。胡锦涛作为新元首的首次出访,也要在俄罗斯的诸次演讲中,提及江泽民对发展中俄关系的巨大贡献,还要特别提及作为中共的新世纪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的“三个代表”。所以,虽然胡温的施政手腕比江泽民明智,更讨百姓和媒体的喜欢,二人在抗炎中表现出少有的果决,也可以解读为胡温争取自主执政的努力,但直到目前,二人所为至多是巩固权力的手段,而不可能超越邓江的跛足改革,启动长期停滞却被热切盼望的政治改革。

所以,近期在海内外舆论中,胡温被描绘得如此开明且如此强势,仅仅是诱导性舆论而不是现实本身。也就是说,这种诱导性舆论并非胡温体制已经具有权力强势和开启改革新时代的事实描述,而更多是由一种急切求变的社会心理所诱导出的善意的舆论期待,其乐观估计已经远远超出胡温体制的实际作为。而且,这种心理期待并非始于抗炎,而是十六大以来的力挺胡温倾向的自然延续,并借助于抗炎而全面发酵,其心理前提有三:

1,救世主意识的根深蒂固,必然会对新桃换旧苻产生过分期待,乃为独裁社会的主要群体心理之一。民众往往会一厢情愿地认定:新的年轻领导层总会比旧的年迈领导层要开明,所以对新旧交替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事实上,新桃旧苻之间的转换仅仅是一种换汤不换药。

2,就当下国人的心理而言,由于对江泽民时代的不满过于强烈,希望能够尽快摆脱平庸和停滞,所以,人们太希望新人顺利接班并有实权,也太希望老人全退并真正交权,更希望接班的新人带来焕然一新的局面。

3,跛足改革的弊端和社会公正的奇缺,使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现实越来越醒目,僵化的制度瓶颈卡住要求政改的咽喉,民间社会的公共参与饥渴愈演愈烈,太盼望条件已经烂熟的政治改革尽早启动。

4,在目前中国,一方面,中共仍然垄断着政治权力和主要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现政权为了保住其垄断地位而全力制造民间组织的空白。于是,中共变成为社会整合的唯一的有组织力量,而来自民间的自发整合尝试,要么被消灭于萌芽状态,要么在严厉镇压下无法正常发育,一直处在缺少社会整合的组织网络和凝聚核心的分散状态。所以,民间社会的一盘散沙和高度组织化的中共之间,无法形成相对均衡的力量对比,分散的原子化的民间无力挑战强大现政权,无可奈何的窘境导致了普遍的被动心态——不是自下而上地主动推动政治改革,而是被动期待政权新人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所以,早在十六大及两会时期,海内外媒体对中共权力换代的报道和评述,已经出现了几乎一边倒的挺胡厌江的趋势。垄断党政军大权已经数年的江泽民,只有真的全退才能得到肯定的评价;而他的恋权不退,无论出于怎样的理由,也无论采取怎样的形式,只能引来一片诅咒。于是,在短短的两天内,十六大的选举为媒体制造出先喜后悲的戏剧性效果:当选出中央委员会时,江泽民没进中委的结果一出现,海内外舆论就以为江的全退已成定局,所以对此次交接班和江泽民本人一片赞扬之声,并对中国的改革前景产生乐观的预测;而当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选出新的中共高层时,江泽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连任军头,致使乐观舆论转瞬消失,悲观预测接踵而来,江泽民受到媒体的如潮指责,也就成为必然。十六大之后的半年时间里,针对江泽民本人的批评声浪一直未断,并借助SARS危机而再次形成高潮。

正是这种期盼新人和政改的焦虑,特别是对江泽民的厌恶,导致了对胡温的过分的期待和赞扬。这种对比鲜明的褒贬倾向,表现在海内外舆论之中,还时时透露出一种共同的忧郁:胡温是弱势领袖,党内军内的权力基础单薄,短期内还无法取代江泽民而走向自主执政,说不定还有被江系人马取而代之的危险。因为,中共十六大的权力换届证明:江泽民并不想放弃主导权,而事实上他也确实仍然握有主导权,新班子笼罩在浓重的江太上皇阴影之下,“三个代表”作为新道统写进新党章,成为继毛思想和邓理论之后的又一主导意识形态;在高层权力分配中,不仅江本人以普通党员之身成功连任军头,显示出“邓小平式”权威之延续,而且江的亲信占据政治局多数且出任新班子要职;在重大决策上,新班子还要征求江的意见。所以这些,在在凸现了江作为太上皇的最终决策权和巨大影响力。

最近,胡锦涛和江泽民在媒体上的露面,更加深了人们的焦虑。本来,三月份的两会之后,中共高官的排名顺序已经改变,胡锦涛名列第一,江泽民名列第二。但是,在关于军队的新闻报道中,排名仍然是江一胡二,再次凸现出军权在手的太上皇姿态。十万火急的全民抗炎,作为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副主席的胡锦涛,无法从军队医院获得准确信息,也无法号令军队奔赴抗炎一线,更无法听到军队的效忠表态。恰恰相反,军队系统仍然听命于江泽民一人的调遣,是江泽民签发了1200名军医赴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命令,《解放军报》也多次发表“绝对服从江主席的指挥”、“让江主席放心”的言论。在潜艇海难事件和军委高层慰问抗炎军人的新闻中,发慰问电、去大连指挥善后、接见抗炎官兵并发表讲话,军委主席江泽民的名字,仍然排在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前;电视画面上,胡锦涛也只能跟在江泽民的身后。而且,新华社在报道胡锦涛与布什、小泉、克雷蒂安的会见时,不仅删掉了外国元首对中国SARS危机的质疑,也删去或窜改了外国元首对胡锦涛个人的赞扬。显然是胡本人对此有所避讳,因为这些赞扬或明或暗地贬低了江泽民。新华社又在6月10日报道:为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向全国印发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

三,舆论对中共高层的误判

以至于,这样的期待、厌恶和焦虑所引发的猜测,明显地呈现出把“主观判断”当作“客观陈述”的臆断倾向。

首先,没有事实根据地夸大中共高层的权力恶斗。比如,在胡温出面主持抗炎大局之初,江泽民及其高层亲信的低调,引来舆论界的诸多猜测:张文康和孟学农的下台,是江派和胡派相互较劲的结果;胡温之外的其它七常委的的沉默,既是不负责任,更是江派袖手旁观地看胡温的笑话,有人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中共高层用先隐瞒后公开的手法应对SAER,完全是权力恶斗的阴谋。具体说来就是江派的阴谋,先用隐瞒来损害胡温体制的信誉,再把处理棘手危机的权力交给胡温,只要胡温在领导抗炎上稍有闪失,就极可能给江派人马以倒胡温的口实。在此之前,中共在两会后整肃媒体之举,也被解读为胡派与江派之间的权争。

而事实上,虽然,中共体制本身的独裁性质,决定了党内高层的权争阴谋的周而复始,但是内部权争并不能改变政权的本质,也不会严重影响其根本利益的一致。具体到现政权,为了独裁党的两台权力分赃大戏的顺利上演,中共高层所具有共同利益和一致态度,显然大大压过他们之间的分歧。而且,现政权汲取了八九运动的教训,决不能让体制内分歧诱导出体制外的大规模挑战。无论内部分歧多么激烈,只要体制外出现了威胁到政权稳定的民间挑战,一致对外就必然是中共高层的根本共识。在十六大和两会上,老人需要退休的体面,新人曾需要接班的荣耀,二者都需要绝对的稳妥,以便凸现两台大戏的划时代意义——中共执政史上的第一次和平有序的权力换代。平稳体面地演好权力分赃大戏,对于双方而言皆是天大的利益所在,其它的一切皆要等到大戏落幕之后再说。于是,营造歌舞升平的社会气氛和团结一致的党内凝聚,也必然成为中共高层的共同决策——涉及到最高权贵们的根本利益的分赃大戏,怎么可能让极容易导致社会恐慌的SARS爆光,从而导致台上台下的一片慌乱:观看大戏的民众因惊惶失措而再无鼓掌的心情,台上的主角们因遭遇突发危机而手忙脚乱,只能在大大扫兴中匆匆谢幕。所以,隐瞒疫情也就必然成为中共高层的共同决定。换言之,整肃媒体和隐瞒疫情这样事关胡温信誉的大事,怎么可能只是广东的张德江和黄华华、北京的孟学农和卫生部的张文康等人的自作主张,或江系人马完全架空胡温而做出的决策!

其次,对胡温的褒扬和对江的贬低的极端化倾向,以至于夸大高层在局部策略上分歧的严重性,模糊了现政权的本质,也低估了中共高层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于是,我们看到,大陆的某些开明媒体(如《财经》、《中国青年报》、《经济观察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海外媒体和网上舆论,几乎把所有开明决策都归功于胡温体制,而把所有的保守决策都归罪于江派。胡温的高扬宪法、鞠躬亲民、新三民主义、两个务必、低调出访……皆被褒扬为新政的象征、廉洁的表率和启动政改的征兆,而江泽民的挥手、大讲三代表、大捧十三年、喜欢作秀、保护亲信……都被贬损为人治旧习、奢华排场和阻碍政改;十六大前后大陆媒体的任何稍有新意的动向,都是胡温新政推动舆论开放的例证,是落实胡锦涛的“三贴近”指示,而整肃媒体的所有举措,统统归在江派人马的名下;疫情透明化和惩治高官更是胡温的力主,表征着“新政”的突破性进展,而隐瞒疫情和包庇昏官则是江派的罪过,说明了江系人马乃为最大绊脚石;胡温留在北京抗炎一线被誉为敢于负责,而江泽民避居上海则被贬为自私懦弱的临阵脱逃;查处上海首富周正毅是胡温显示其反腐决心的大手笔,也是对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的第一次重权出击,而周正毅案肯定要牵涉到江系亲信黄菊、甚至也要牵连到江泽民家族;这样的褒贬,甚至延伸到十四年前的六四悲剧,江泽民是吃着人血馒头上台的,而胡锦涛则是清白之身。但是很少有人提及:六四前胡锦涛在西藏主持武力镇压之后,马上被调回北京并在六四后串升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难道就没有吃人血馒头的嫌疑?

事实上,虽然江泽民的平庸加作秀、大搞个人崇拜、严厉打压异见和政改呼声,确实太招人厌恶。对比之下,胡温的低调务实更能赢得民心,正如第三代的整体平庸凸现出朱镕基的优秀一样。但是,胡温的深藏不露和循规蹈矩就不平庸了吗?此前的境内外舆论曾经一直认为胡温乃平庸之人,起码直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胡温体制会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平庸”作为。二人主导的抗炎是最受赞扬的政绩,但仍然是沿用传统做法,而无任何制度创新的征兆——依旧是严格的信息垄断、强制的全民动员、为民作主的父母官姿态、替罪羊式的严肃吏治、高高在上却避重就轻的“罪己诏”和机会主义的翻云覆雨……而另一方面,依旧是对民间要求新闻自由的强烈呼声没有任何回应,把民间自发的志愿者行动纳入官方掌控之中,……特别是,胡温主持抗炎以来,非但没有放松、反而通过严格立法加强垄断性的信息发布和对民间信息的严格控制,还有对真话英雄蒋彦永的冷处理和趁机连续重判异见人士,更有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凡是记者问到隐瞒疫情的责任问题,他的回答都是避重就轻,反复强调:决不是中央政府的故意隐瞒,也没有任何地方政府故意隐瞒,而只是由于没有经验、情况不清和信息渠道不畅,实际上是在继续说谎,并为向全中国和全世界说谎的张文康辩解。难道这一切还是江派人马的单独决策!

最后,力挺胡温舆论的情绪化倾向和一厢情愿的臆断,甚至使知识精英极端到逻辑混乱的程度。有人在强烈呼吁对胡温的无条件支持的同时,指责那些对中共体制的批评是“为反对而反对的非理性”,是“不顾大局的不负责任”;有人指责媒体对SARS危机的报道是夸大是煽情,对社会恐慌和谣言四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人把批评的主要矛头转向政府失误的主要受害者——无权无势无名无利的民众,指责民众的自利、盲目、愚昧和各自为政,缺少“公益精神”和“国家认同”;更有人把SARS危机解读为“良性危机”和“经济的宏观调控”……以上种种挺胡温的言论,用胡温在特定时刻的开明之举来掩盖制度本身的腐朽,用政权在内外压力之下做出的权宜善政来掩盖根本的制度性恶政,用危机时刻的国家团结取消对制度弊端的批评,用局部微调的暂时成功掩盖整体改革的根本失败。在知识界连反对政府的合法权利都没有的制度环境下,知识界非但不为争取合法的反对权利而团结一致,反而呼吁人们放弃对政府的批评,转而全面支持不允许反对的政府,好像中国已经存在着一个专门与政府唱对台戏的独立知识界。这样的“理性”和“负责”,岂不是连司马迁式的起码明智都不具备——二千年前的司马迁还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仅仅是汉武帝的“娼优所蓄”。他是从自己被割屌的惨痛经历中,悟出了文人士大夫的家奴身份,而二千年后的知识分子,已经有了大量被割喉的惨痛教训,却一直自甘于精神太监的处境,连起码的自省意识都没有。

最搞笑的挺胡温言论,居然在“枪指挥党”和“党指挥枪”的字缝里,硬是看出了中国政治的进步和胡温新政的征兆。比如,5月24日的央视新闻,头条是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集体学习世界新军事变革态势”,并就中国军队的未来发展方向讲话。于是,境内外舆论便纷纷猜测中共军权的变化,很可能已经发生了由江向胡的易手。更有人在详细分析了这条新闻之后说:出现了令人惊喜的征兆,你看胡锦涛发出指示之时,印象最深的是军人齐刷刷地坐了那么多,这种场景自从十六大后,半年多了没有出现过,在人们的印象里,中共的党指挥枪原则已不复存在,变成了枪指挥党,可是昨天看了新闻联播后,觉得历史的颠倒仿佛在昨天又颠倒回来了。

从这样一次政治局会议中,我实在找不到“被颠倒的历史又被颠倒过来”的感觉。想当年,江泽民垄断党政军三权之时,没人说过江把“被邓小平颠倒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恰恰相反,江泽民的三权独揽一直受到境内外舆论的强烈抨击。为什么,一到了胡锦涛出任党魁兼国家元首,就希望胡锦涛尽快独揽三权?不错,江泽民独揽三权导致政改的停滞、贫富差距拉大和对法轮功镇压,令国人感到前景的毫无希望,江泽民继任军头更是腐朽政治,但并不能因此而断定:如果胡锦涛真的独揽三权,就不再是腐朽政治,而是政治进步,是国人的希望所在,甚至是“把被颠倒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

然而,首先,体制比人强,维持独裁政权的体制惯性远胜于弱势党魁的主观善意;其次,谁也不敢保证胡温二人就有强烈的主观善意。对于中共这个崇尚枪杆子的政权来说,“党指挥枪”也好,“枪指挥党”也罢,又有多大的原则区别?无论遵循哪种逻辑,皆是独裁者的翻云覆雨,至高无上的原则都是“党权至上”,独裁者的最硬依靠在根本上都是枪杆子,而且,在夺取政权之后,党魁兼掌军权已经成为中共的惯例。邓小平之所以只担任军委主席而不希罕其它权位,并不是因为他只在军队具有绝对权威而在党内基础薄弱,而在于他实质地具有党内军内的最高权力,即便连军委主席都让给江泽民之后,邓仍然是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而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的江泽民,仍然是战战兢兢的“儿皇帝”。所以,是否由党魁兼任军头,并不是实质性问题,二者之间的人事变化,还是变汤不变药的一党独裁,与现代政治文明毫不相关。

四,坚守民间的独立立场和批判品质

由此可见,挺胡舆论来自人们对政治改革的急切期盼,并把实现期盼的希望寄托于新明主的出现:先是期望新主人顺利接班,之后又期望新主人大权独揽,其期盼救主的饥渴,已经强烈到饥不择食的程度,居然把独裁政治的内部循环作为政治进步,把人命关天的危机论证成“良性危机”和“经济调控”,把危机时刻的“恩人救灾政治”所惯用的独裁手段作为开启政治改革的征兆。

中国的长期独裁政治,一向就是韦伯所言的“魅力型救世主”政治,直到今天,国人仍然停留在期盼“魅力领袖”的陈旧意识之中,中国政治的最佳表现也仍然依赖于“魅力型统治的出现”。比如,邓小平的复出带来了改革新时代,胡赵执政时期形成了“政治改革的春天”,朱镕基出任总理带来1998年的所谓“政治小阳春”……魅力型统治在非凡的严峻考验时刻最容易形成,重大危机给统治者带来了一显身手的机会,如果统治者足够明智且应对有效,就会为自己赋予传奇色彩或奇迹性质,从而得到期盼救主的民众的自发承认和盲目崇拜,甚至导致造神运动。而中国是最容易出现造神运动的国家之一,周期性的天灾人祸,也周期性地为“恩人执政”下的“救灾政治”提供加强权威的契机:中共执政的1949年被视为毛泽东奇迹,结束文革的改革开放和六四之后的92南巡是邓小平奇迹,近年来的安渡亚洲金融危机和保持经济高增长是朱镕基奇迹。而眼下,抗炎的初见成效自然就是胡温奇迹,已经有很多媒体把胡温的施政细节神圣化,把此次抗炎与温家宝主持的98抗洪水联系起来,意在塑造出大危机面前的明君传奇。于是,当惊恐万状的民众终于摆脱了病毒的威胁之后,最初使天灾变成人祸的独裁政府,反而会成为救灾的唯一功臣,独裁党的一贯英明正确伟大再一次得到证明,百姓对大救星的感恩戴德再一次响彻大地,以至于让我想起文革时的样板戏:“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如此降低标准的褒扬,只能说明:1,中共的黑箱体制之不透明和国民的救世主意识之顽固,造成了多么巨大的理解困境和倾向误导,使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描述缺乏准确性,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华尔街日报》的言论,在中共隐瞒疫情时,发出“隔离中国”的极端呼吁,而在胡温要求疫情透明之后,又做出“SARS带来中国新闻自由”的轻率判断。2,勿庸置疑,西方媒体对中国政府的外来监督,对中国的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次中国政府对SARS危机的转变态度,海外媒体的爆光和批评,实在功不可没。但西方媒体以及海外华人,也常常会因为囿于信息残缺、体制隔阂和先入之见,而对一党独裁及民气国情的了解失之于肤浅,其善意期待也就容易陷于没有现实对应物的一厢情愿。3,国人的政治诉求多么可怜,民族劣根性多么顽固,多年来的最大期望就是明主仁君的降福,以至于任何一次独裁政权内部的权力交替,都能燃起新的希望之火,历经一次次希望破灭而仍然无怨无悔地翘首以盼,不愧为大忠臣屈原的子孙——虽九死而犹未悔!

处在转型时期的国人,如果在根植于民间自发的独立力量培育的同时,也希望中共内部出现戈尔巴乔夫式或蒋经国式的明智政治家,那么,这样的民间期待没有什么大错。因为,自上而下的渐进有序的民主化改革,更容易保持决策的理性和秩序的稳定,也能得到民间的有力支持,可以降低整体转型的成本,实为最佳选择。但是,必须明确的常识是:政权内部的开明人物的出现,必须以足够的民间压力为前提。如果只把希望寄托于明主仁君的出现,而完全放弃民间的任何努力,特别是放弃体制外立场、放弃对独裁政权的批评和反对,那就等于放弃民间的独立立场和自下而上的施加压力,也就是民间的自弃自阉。如果民间自弃自阉了,没有了民间社会和国际主流社会的足够压力,也就很难打破独裁集团内部的权力平衡,使改革派成为上层的主导力量。

在一个没有反对政府的合法权利的体制下中,即便假定胡温的强势正在逐渐成为政治现实,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改革的真正启动。所以,最要紧的是争取到民间的合法反对权利,把一个不允许反对的政府变成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反对的政府。再进一步,即便假定胡温真的是党内改革派,也确实想在体制变革上有所作为并正在进行有限的政改尝试,那么,民间人士也不应该放弃批评的权利,一味迎合政府的决策或保持沉默,而应该仍然坚守独立的民间立场,对现行的制度弊端和具体决策进行质疑批评,一句话,道义底线上的坚守和具体策略的灵活,恰好就是推动整体转型的最佳民间动力。正如死于前捷克警察局的哲学家巴参卡所言:“越是奴颜婢膝满心恐惧,当局就越不把你当回事。你只有让他们明白,不公正和专横并不能畅通无阻,你才有希望使他们有所收敛。人们一定要永远保持尊严,不怕威胁,不低三下四,只讲真话。这样做才能造成一种压力,因为这一切与当局的所作所为尖锐对立。”

如果民间社会一味沉溺于盼明主的期待之中,而在推动独立民间力量的壮大上毫无作为,政治改革的启动就将遥遥无期。在当下的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的国内外环境下,中国能否完成走向主流文明的和平转型,既取决于执政者的明智,也取决于民间社会的作为。而执政者是否能够拿出开创新纪元的魄力和智慧,很大程度上来自民间的压力是否足够强大。

现在,有人动不动就指责民间人士对政府的批评缺乏建设性,好像只有一心体谅统治者德难处才是善意的,一味原谅统治者的失误才是宽容的,挖空心思用于拐弯抹角地进言才是理性的,全力追捧统治者的任何一点点善治才是建设性的,一句话,只有“上折子”的卑微的姿态才是民间的“政治正确”。而民间的体制外角度和无权者立场、争取个人的基本的自由权利和扩大民间的独立资源的诉求……的任何言行都是恶意的情绪化的非理性的不宽容的破坏性的。在我看来,在独裁制度下推动政治民主化,独立的民间力量的发育才是最具建设性的。而没有针对“不许反对的政府”的持续批评,何来民间的建设性力量的发育和成熟?在此意义上,独裁制度下的民间反对就是催生政治多元化的新制度的最大建设性力量,或者说,在目前中国的制度条件下,民间的建设性力量也只能蕴含在民间的独立力量的不断壮大之中,民间独立力量的持续积累和不断壮大,也只能在坚守“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高于政治权力和政权稳定”的底线上才有希望。

比如,无论在SARS危机中,还是在孙志刚案中,首先,不管每个人发表的言论本身是否具有建设性,仅仅是民间敢于如此大规模地批评和抗议现存体制的这一行动本身,就是极具积极建设性力量。其次,再看具体的批评、抗议和反对的言论,大都指向信息封锁制度和人身歧视制度,难道批评和反对信息封锁制度,不是建立信息自由制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难道主张废除“户籍制”和“收容遣送制度”,不是一种改变制度歧视和争取人权的建设性主张!而官方在国内外的民间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所作出的亡羊补牢的决策——抗炎、惩治凶手和处置昏官,难道不是民间的建设性力量所致?

所以,民间压力才是推动中国顺利转型的根本力量,知识分子也好,其它身份的群体也罢,只有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的质疑批评,才是催生民间的自发建设性力量的最佳方式,也是使体制内部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推动力。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

2003年6月10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2003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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