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题记：现在，由于被誉为“香港的良心”的陈方安生女士公开呼吁港府拿出普选时间表，香港民主化进程再次引起世界的关注。这是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延续。故而重发当年旧文，以表达对港人争取民主的敬意和支持。
一、贬港府而抬北京的实质
在强大民意压力之下，董建华为首的港府刚刚做出修改23条草案的宣示，亲中挺董的港府行政会议成员兼议员田北俊又突然倒戈，致使坚称将于7月9日二读23条的董特首，终于在无奈之下做出了押后二读的让步。即便如此，谈论改组内阁和董建华下台的话题，已经成为香港媒体的热点，7月9日又有要求董建华下台的5万人示威，7月13日也有2万人要求民主的示威，虽然人数远少于七一大游行，但也不是个小数目，且具有鲜明的连续性，说明倒董的民意仍然足够强烈，也迫使董内阁的两名高官辞职和董本人的自我检讨。
对港府的执政危机，北京政权经过一段沉寂之后，终于借7月19日董建华赴京述职之机正式表态。胡温分别会见董建华，还有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和副总理吴仪出席，接见规格极高。胡温的讲话大都是官样文章，诸如赞扬“一国两制”的成功，强调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复苏，肯定董建华的工作并支持他继续执政，全力帮助香港度过经济难关等等，似乎香港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如此官样表态与香港本身的事态极不协调，但是，这才是北京新政权的必然选择。香港不是大陆，中共不敢进行强硬的干预，只能保持着低调，默认了董建华对民意的让步。然而，北京霸道惯了，即便为了面子也不能看着董建华倒台，因为那样做的话，等于公开承认江泽民时代的治港政策的失败，很可能导致连锁效应——港人要求政治民主的力度加强，“一国两制”难以为续，也会激励大陆的要求政改的民间运动，使中共政权的稳定受到威胁。所以，北京只能在对大游行保持低调的同时高调挺董。
（一）诿过于董建华及港府的舆论倾向
其实，北京的态度应该早在预料之中，但此前。境外舆论在为民意的胜利欢呼之时，也释放出另一种为北京现政权贴金的论调（包括香港媒体），那种明显地褒北京而贬港府的倾向，也隐含有借此挺胡贬江的深意，因为董特首乃为江泽民钦定，批董等于批江，倒董等于倒江。
1，温家宝访港时，既送大礼又亲民，得到了香港舆论的较大好评，遂有“平民总理挺港不挺董”、“港府问责不如北京”……之说。用独裁体制下的“明主”来凸现自由体制下“昏官”，意在证明董建华的完全不称职——尽管董建华的权力来自北京的钦定。
2，有多家媒体谈及田北俊的倒戈时说，田北俊绕过港府而私自北上，显然得到了北京给予的自由裁量权或默许，否则，他决不会突然倒戈。也有报道说中共高官还批评董建华“优柔寡断”。言外之意，23条立法的搁置来自北京的默许，说明北京新主人对江泽民选中的董建华并不满意。
3，香港“民主派”一直是中共打压的对象，而现在来港了解情况的中共官员，却破例约见了香港“民主派”，征询对港府的意见和对香港未来的看法，可见北京从中汲取了教训，尽量向香港的反对派展示亲和力，极可能以抛弃董建华来开启香港的民主化。
4，有多家境外媒体报道说，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的马力，不点名地指责说：“香港政府有些人掩盖坏消息，欺骗中央政府。”言外之意，似乎现在港府的执政危机，完全是董特首一人之过，而与北京无关。如果港府如实向北京告知实情，北京决不至于陷于“被震惊”的被动，也可能在七一之前拿出明智的应对策略。所以，有媒体甚至说，温家宝在“震惊”的同时，还对董建华表示“愤怒”。
5，即便在北京高调挺董之后，仍然有多家媒体认为“胡温是挺港而不挺董”，似乎董建华政府可以与北京的治港政策分别对待。
我不知道得出北京政府强于港府的结论，真的是香港和其他境外媒体的愚顿，看不出23条在根本上来自北京的强权意志？还是过于小聪明，借一切机会向北京献媚？抑或北京新政府真的“新政”了，释放出真正关心港人权益的信号，致使舆论在对“党内民主化”的善意期待落空之后，又开始了对“香港民主化”的善意期待？
如此挺北京贬港府的舆论造势，最善意的理由是香港民间争民主的策略考虑：集中倒董而不直接触怒北京，可能更有实效——如果倒董成功，中共现行治港政策的失败就不言自明；而倒董成功也为胡温体制加分，使其更有理由改变江泽民奉行的僵硬治港政策。由于倒董和倒江之间的因果链条，意欲尽快摆脱江泽民阴影的胡温，肯定借助于民意推动倒董，也就自然成为北京新政权应对此次危机的题中应有之义。
要回答以上问题，既要看中共对港人做了些什么，更要看中共如何向大陆人“展示香港”。在我看来，衡量中共是否将关心港人权益置于关心自身利益之先的试金石是：1，看看北京政权与23条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决策错误的问责机制。2，看看董建华的鸭霸作风来自哪里？3，看看“大陆人对香港是否有知情权”。
（二）为北京政权贴金
先说第一点。
我以为，以上说辞，即便出于主观善意，在客观上也是为北京护短和推卸责任。因为：
1，掩饰错误和开脱罪责，乃为中共体制的常态，无数重大的决策失误乃至制度犯罪行为，其追究责任的惯用权术都是“丢卒保车”。当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罪责，由几个下级官员承担；文化大革命浩劫，主要由四人帮背黑锅；而两大灾难的主要罪魁毛泽东，至今仍然是“新中国的奠基者”和“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思想”也仍然傲立在中国《宪法》的序言中。在前不久的SARS危机中，中共高层将两位部级官员作为隐瞒疫情的替罪羊抛出，而高层决策者则毫发无损。
2，再看23条危机：在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上，港府还不至于对北京说谎，董建华的昏聩无能是真，但他故意欺骗北京的可能性不大，更大的可能是错判民意。而错判民意是独裁制度培养的官僚们的常态，因为他们从来不尊重民意。北京启动23条立法的决策，从一开始就是权力傲慢和错判民意的结果，而且在民意与港府对峙的全过程中，北京对港府的指令和港府对民意的应对，皆是一错再错，直到香港的大街上真的出现了50万以上的抗议人群，才使港府和北京如梦方醒。
3，退一步讲，即便假定港府欺骗了北京，中共政权及其港澳办和中联办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中共的体制中，乌纱帽恐惧和替罪羊心态造成了下级对上级的不忠诚，报喜不报忧、大危机化小和小危机化无，已经形成了习惯性的潜规则，直到危机的爆发无法再掩饰下去为止。即便如此，面临“问责之时”，官官相护也已经成了官场的习惯，要看失职渎职官员的背后靠山，或避重就轻，或推出几个替罪羊了事。以当下北京高层的权力格局，即便胡温想借强大的反董民意来倒董，没有江太上皇的点头也是不可能的。何况，谁也无法证明，如果胡温能够独立决策，就会借此倒董，而胡温高调挺董才最符合中共的统治逻辑。
总之，23条引发的港府执政危机，作为特首的董建华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最理想的结果是他引咎辞职。然而，董建华之错的制度原因来自北京高层，全部错误的总根源就在于北京逼迫港府就23条立法，也就是通过制定恶法使香港在政治上“大陆化”。
二、鸭霸：权力傲慢和误判民意
（一）蔑视民意者必败于民意
在香港，舆论送给钦定特首董建华的最著名绰号是“鸭霸”。“鸭霸”的最大特点是主奴人格，以权力傲慢对民意和以仆从恭顺对主人。“鸭霸”是权力来源的制度弊端的必然产物。董特首不是由港人选举而是由北京独裁者钦定，自然就要对北京言听计从而罔顾港人民意。然而，董特首的最大不幸在于，他是一个自由社会的行政长官，面对的是享受过多年自由且文明素质较高的公民，“鸭霸”作风就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同时承受着两种完全相反的压力，北京主人迫其就23条立法，而港人民意迫其搁置甚至取消23条立法。于是，全世界都看到了夹在两种压力之间的“鸭霸”，由于只尊北京而不尊民意，如何一步步地陷于执政危机的大戏：围绕23条的民意与港府之间的对抗，终于以港府的重大失败和港人捍卫自由的意志的巨大胜利而暂告一段落。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根本性上，北京政权及傀儡港府对港人民意的蔑视和误判，导致了政府决策的一错再错。不尊重民意的权力傲慢和缺乏灵性的僵硬态度，不但浪费了所有可以缓和冲突、避免升级的机会，而且激怒了香港社会的主体阶层——一向温和的中产阶级，致使冲突日益升级，最后酿成50万人上街反23条的大规模游行，终于让一向不尊重民意的权力傲慢和对港人素质的误判付出了惨重代价。
独裁文化培养的政客，在权力傲慢之外，还有一种无赖流氓习性，特别是在权势者因蔑视民意而自食恶果之时，往往会恼羞成怒，由道貌岸然的政客一变为毫无顾忌的痞子。比如，7月9日晚，亲中挺董的议员黄宜弘离开立法会时，居然向聚集在立法会附近的民众竖起中指！这种美国式国骂对人的屈辱，甚至超过中国式国骂“他妈的”。议员之职责应该是民意代表，而这位黄议员却向民意动粗。即便黄议员是“功能组别”选出，其选民范围有限，不代表广大公众利益，但也决不应该如此失态。由此可见，无论什么身份的人，只要吸食了权力傲慢的精神鸦片，就很可能不分场合、不顾身份、不看对象地耍混撒泼。
（二）“鸭霸”败于民意的过程
众所周知，在北京的压力之下，从港府提出23条立法的第一天起，港人民意的反对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反对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随着港府的一错再错而逐步升级。期间，反对性民意中的温和力量曾经给了港府数次机会，在民意最关心的结社自由、新闻自由和人身自由这三个方面，法律界、宗教界、工商界、新闻界、民主党、自由党和人权组织，都曾数度提出对23条进行重大修改的建议。如果港府早一点做出后来被迫进行的三项重大修正，说不定现在23条草案已经二读通过。但是，董特首仍然沉浸在权力傲慢和港人是经济动物的迷思之中，以为只要有北京的强权后盾，港府就可以无视民意而为所欲为；只要港府坚持一意孤行，更看中经济利益的港人也会知难而退，承认既成事实。
如此迷思甚至在大游行之前，仍然在低估民间反23条的决心，以及自发动员的能力与规模（据《苹果日报》透露：董建华在7月1日早上回答正在访港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问时说，预料上街只会有三、四万人。不过当温家宝下午抵达深圳后得知有50万港人上街时大为震惊），左右着北京及港府的决策，以为港人的怨愤主要来自经济不景气而非针对23条的政治不满，靠温家宝带给香港的经济大礼和尽显亲民姿态，就能平息港人的愤怒。等到震惊世界的50万人大游行出现在街头，北京和港府便陷于惊惶失措、进退失据的窘境之中。
大游行之后，北京及港府只对民意做了极为有限的妥协，承诺对23条草案进行三项修改，但仍然坚持7月9日的二读。而参加大游行的主流民意诉求是要求港府押后二读，以便给社会留出更长的时间做更广泛的咨询和讨论，如果可能，最好无限期的搁置下去。于是，民间反对派宣称：如果港府执意不押后二读，就将在7月9日以包围立法会的激进方式进行抗议。而港府针锋相对地宣称：包围立法会将导致更严厉的官方反应。由此，官民冲突的继续升级似乎一触即发，弄不好就可能出现肢体冲突甚至流血事件。
在官民之间剑拔弩张的紧急状态下，一向亲中挺董的自由党党魁田北俊突然倒戈，由港府小内阁（行政会议）的重要成员变成了最具分量的民意代表，起到了“压倒骆驼的稻草”的关键作用。当然，田北俊倒戈的原因是复杂的，既与他北上得到某种自行其是的默许有关，也与自由党内部70%以上要求搁置二读的党心有关；既与在强大民意感召下的良心发现有关，也与着眼于未来竞选的争取民意有关。但是，无论促使其倒戈的内外因素多么复杂，50万人上街的民意压力和董特首听不进建言的僵硬，显然是最关键的两项。
（三）港人胜利乃自由制度所赐
至此，香港反23条的自发民间抗议与十四年前的大陆八九运动极为相似，除了其结果的天壤之别之外——香港民意的完全胜利和大陆民意的蹀血悲剧——整个过程具有强烈的可比性。二者都发源于民间对独裁政府决策的不满，逐步升级的原因又都在于政府决策的一错再错，而在一错再错的决策背后，则是独裁政府不尊重民意、强制性地贯彻其权力意志的傲慢霸道。导致香港大游行的主要原因，是港府罔顾民意而坚持7月9日的立法会二读，一直坚持到遭遇50万人的街头抵抗为止；1989年春天，导致北京大学生5·13大绝食的主要原因，是中共政权罔顾民意而坚持4·26社论的错误定性，一直坚持到六四大屠杀为止。而二者结局之所以完全不同，就在于自由香港和独裁大陆之间的根本制度差异。
如果把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作为两地制度的象征，那么从大陆民间的角度看香港民间的自发抗议，我想得出如下结论，大致不会有错：维多利亚公园不是天安门广场，这种差别不是物理空间的不同，而是两种制度所塑造的政治空间的不同。前者受到英国人留下的自由制度的保护，是港人表达民意的公共空间，所以，在十四个六四祭日里，维多利亚公园才会每年都亮起悼念亡灵的几万只烛火，愈发衬托出天安门广场的一片黑暗；后者是大极权者毛泽东的灵堂所在地，是独裁政府进行奢华庆典和宣示统治意志的中心，更是禁止民意表达的封闭空间。所以，去维多利亚公园表达民意，基本上是安全的；而去天安门广场表达民意，无论是和平的请愿护法，还是和平的上访告状，任何民意在此的表达都将受到残酷的驱赶和镇压，也将使每个表达者付出极为惨烈的个人代价。这样的代价，1976年的“四五英雄们”付出过，1989年的“六四英雄们”付出过，新旧世纪之交的“法轮功殉道者”付出过，还有长年累月的上访告状者更付出过……只要大陆的政治制度不变，大陆民众还将继续在被驱赶被镇压中付出。
所以，港人的胜利，不仅源自其自发维权意志之坚决和动员之广泛，更源自香港的政治制度对公民权利的有效保护；而董特首依仗独裁政府撑腰的“鸭霸”作风，先是失信于民意，继而败于民意，就是必然的。但愿董建华真的能够以此为鉴，不再把北京的支持当作不尊重民意的资本。
三、“鸭霸”的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
虽然同为华人地区，但香港和大陆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由于两地之间各方面的巨大差异，特别是制度上的差异，在涉及到社会公益和公民权利等重大公共问题时，两地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几乎毫无共同之处。我不知道港人在回归前后对大陆人的看法有何不同，但我知道九七分界线划开了两重天地：大陆人对港人看法的巨大变化，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皆由九七前的自卑转向九七后的自傲，以至于形成了霸道的中央心态。
（一）大陆对香港的自卑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以海外关系划分敌友的毛泽东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大陆人艳幕富裕西方的热潮，生活在港英殖民制度中的港人，也自然成为大陆人最切近的艳幕对象，港商、港币、港货、港亲，成为大陆人争相追逐的目标。就连一向目中无人的中共政权，也知道大陆制度的落后无法吸引港人，才有“一国两制”模式的提出，等于就是变相承认了大陆制度的失败，起码是经济制度的失败。
那时，大陆人唯一可以向香港摆阔的阿Q项目，就是文化上的傲慢，与清末士大夫们以“天下心态”应对西方挑战的态度相一致。尽管自身的全面落伍是不争的事实，但国人还要在节节衰败的自卑中，一退再退地坚守虚妄的自尊：从物质不如人退向制度不如人，但仍然坚守道德精神世界第一。只不过，当年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变成了香港的经济发达和生活富裕，当年的维新变法变成了今日的改革开放，而无论如何也决不放弃的中国精神道德第一，变成了大陆知识人把香港视为文化沙漠的精神傲慢。大陆知识人在面对自由而繁荣的香港时，事事不如人的自卑，也只能靠以“文化沙漠”来壮胆。
而在我看来，港人对大陆人的优位，主要不是富人对穷亲戚的傲慢，而是穷亲戚的愚昧和自卑对富人的嫉慕。即便港人也有嫌贫爱富的人性弱点，也确实看不起大陆人，但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不在港人而在大陆本身，更多的是大陆制度的封闭落后所致。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八十年代的大陆，“港商”得到中共高官和大陆百姓的普遍追捧，有香港这一“海外关系”的大陆人，也随之被同胞们高看一眼。
（二）大陆对香港的双重傲慢
九七回归之后，北京政权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对香港行使主权，也能够对特区政府大摆中央政府的权威，独裁制度养成的权力霸道和大国傲慢，更通过软硬两幅面孔君临香港——发号施令的硬权力和恩人赐福的软权力。硬权力要求的是被治者的绝对服从，软权力要求的是受惠者的感恩戴德和知恩图报。
中共政权将自己的权力意志强加于香港的典型案例，就是利用中央权威的硬权力逼迫港府就23条立法。同时，为平息港人对23条的愤怒，便让温家宝送给香港CEPA的经济大礼。这是中共政权将自己的权力意志通过恩人式的软权力对港人的收买。
如此权力傲慢表现在中共高官身上，是昏聩独裁者的高高在上的狂妄霸道，也是明智独裁者的俯身倾顾的平易亲民。前者表现为诸多中共官员对港人的训斥式侮辱，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江泽民对香港记者的呵斥；后者表现为另一些中共高官对港人的言行抚摸，最典型的代表是温家宝首次访港的尽显亲民姿态。
在本文的后面读者将看到，相当数量的大陆网民，也持有与中共当局相同的双重傲慢。
（三）大陆对香港的暴发户心态
这种有恩于港人的救世主姿态，又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
1，中共自以为成功收回香港，洗刷百年被殖民的民族耻辱，将港人从英国殖民者的二等公民的屈辱地位中拯救出来，可以挺直腰板、当家作主了。所以，从主持回归庆典的江泽民、李鹏到访问香港的朱鎔基，再到最近访问香港的温家宝，大陆政要们对港人喊话时，每一次都要大声疾呼：“港人要珍视摆脱殖民统治和当家做主的新尊严”。这一激情呼喊，似乎就能让对回归之事毫无发言权的港人感恩戴德，相信自己之尊严完全来自北京政府的恩赐。而在实际上，这只是独裁寡头们的硬性强加和一厢情愿，港人并不买帐，不仅毫无内在认同，而且屡屡通过公开言行挑战“恩人”。
2，大陆政权自以为香港的经济繁荣，主要来自大陆的恩赐，特别是九七之后，隨着香港经济的低迷黯淡和大陆经济的高亢亮丽，大陆人逐渐有了蔑视港人的资本和自信，而且理由充足得很，大有囊括过去、现在、未来之势。在许多大陆人看来：
回顾过去，香港的繁荣绝非港英政府之功，也主要不是港人的勤奋所致，而大都来自赚大陆的钱（转口贸易之赐），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但大陆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量大增，而且对港资进入大陆给予了诸多优惠，让港商们赚得钵满盘涨。甚至，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之一的资本——发达的银行业和证券业——也来自老上海。
关注现在：日益开放的大陆已经加入了WTO，完全可以扔掉香港拐棍而直接面对世界，于是，占不到大陆便宜的香港便开始衰落，而不让香港占便宜的大陆则迅速发达。于是，大陆精英们（包括官员、商人、知识人）开始热烈讨论这样的问题：以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或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经济区，将很快取代香港而成为大中华区的经济中心。同时，中央政府又在香港遭遇SARS危机和经济不景气的双重打击之时，给香港送来经济大礼，更显大陆暴发户对破落富豪的优势。
展望未来，香港的经济前途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背靠大陆并与大陆加强经贸合作，才可能避免衰落的命运。而这还要看大陆是否愿意带着香港一起玩。
实际上，说现在大陆人看不起香港，绝非完全符合事实的描述，而是中央权威、经济增长、国力日强和民族复兴的多重作用，夸大了极少数富人的暴发户心态和权贵们式傲慢，以极少数人对香港的傲慢与偏见取代了绝大多数人对香港的羡慕。那些能够自由出入香港、一掷千金、在香港存有大笔资产、在香港拥有上市公司、且动不动就号称为香港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大陆人，显然是少数中的少数。而如果问一问被“两制”隔离在大陆的普通百姓怎么想，那么大陆人对港人的感观就会完全相反。正如外国人对中国的繁荣富裕之印象，主要来自对大城市的走马观花一样。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大陆人希望变成香港人，那些非法潜入香港的大陆打工仔为什么拼死争取居港权。
公平地讲，两地的经济交往是互惠互利，而且大陆得到的更多。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1949年中共掌权后，保留香港作为大陆的转口贸易平台，特别是随着大陆经济改革的开始，确实让港人得到了诸多实惠，由此，在大陆人心中，似乎港人在经济上占尽了大陆便宜。然而，香港也使大陆有了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不仅使其对外贸易逐渐与国际接轨，成就了邓小平规划的“特区经济试验”，更吸收了香港先进的经济制度、经营理念和国际规则。与港人得到的经济实惠相比，即便不算港人在大陆的巨额投资，一直在外资中独占熬头，对大陆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仅就大陆人从香港得到的观念启蒙和制度引进的实惠，就足以抵消港人从大陆赚取的经济实惠。甚至说港人是大陆人学习怎样做生意的启蒙者，也一点都不过分。
（四）党权至上转化为主权至上
硬权力逼迫和软权力收买，一直是独裁政府之权力傲慢这枚硬币的两面，目的皆是为了一党独裁政权的利益。而行使霸道权力的法理理由，是将一党政权的私利转化为“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党国一体的大陆制度，在对外关系上，必然将“党权至上”化装为“主权至上”。虽然，香港作为特殊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有“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承诺在先，但是一旦香港的回归完成，中共政权为了党权至上的根本利益，必然将“中央利益”高于“地方利益”、“国家安全”高于“个人自由”的大陆统治原则强加于香港。
现在，反对23条的人们，大都把制定此恶法的罪责归咎于江泽民和他钦定的特首董建华，然而，真正的根源在于独裁制度的体制逻辑，把这一根本的独裁逻辑贯彻到香港的大人物，正是发明了“一国两制”和钦定了江核心的邓小平。他在谈到“基本法”的起草原则时说：“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邓的这段话，就是为回归而钦定23条手令，是中国最后一个强势独裁者的遗训。江泽民的权力来自邓小平的钦定，其治港原则也就必然秉承邓独裁的遗训。
正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包装，既给了中共政权以法理根据，也给了其不惜冒险的胆量：违背“一国两制”的承诺，罔顾香港的特殊地位和港人的个人自由，逼迫港府就23条立法。而且，中共如此作为，也符合中共以爱国主义添补其正统意识形态衰落的现行策略，并迎合了目前大陆日益强势的民族主义情绪。北京政府说：维护国家安全是港人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23条有利于国家利益和香港社会的稳定。特首董建华说：港府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香港的未来离不开祖国大陆，23条可以将大陆和香港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大陆网民说：“为国家安全立法是一定必须的，无论什么人和事都无法改变的。”（见新浪网7月7日网民对押后二读的评论）
于是，表面上的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之辩，实质上是独裁权力与个人自由之争，国家利益成为独裁者以恶法限制个人自由的杀手锏。如果23条立法完成，国家利益包装下的独裁利益安全了，而香港的自由制度及港人的个人自由便岌岌可危了。
四、霸道和自傲背后的虚弱
如前所述，董建华对港人的“鸭霸”作风，第一根源是北京政权的独裁霸道，第二根源是国人的自卑与自傲相混合的传统心态。然而，独裁文化的另一凸出特征，是外在蛮横与内在虚弱的互为表里，而且内在虚弱越强烈，就越要在外表上拿出不容质疑、不容挑战的蛮横做派。逼迫港府就23条立法和对大陆民众封锁七？一大游行的信息，既是独裁政权的蛮横霸道的典型做派，更是其内在虚弱的必然作为。
（一）合法性不足导致权力恐惧和内在虚弱
独裁政权的本质特征之一，是由缺乏合法性而导致的权力恐惧和敌人意识，每晚都做噩梦的统治，必定是野蛮的暴虐的，既不具备尊重民意的为政之德，也没有宽容对待民间的质疑和反对的为政理性。它经常处于草木皆兵的非理性恐惧之中，对一切体制外异见和社会公益具有天然的敌意，只允许歌颂和拥护而不允许批评和反对。所以，独裁制度是高度警觉的，警觉到没有敌人也要寻找敌人，找不到隐藏的敌人就制造敌人。“敌人”让独裁者恐惧，也是它实施恐怖政治的最大理由。内在恐惧通过庞大的专政机器和意识形态管制，也通过滥用权力、制定恶法和封锁信息，而转化为无孔不入、无时不在的外在恐怖，来维护其统治的绝对性。独裁者的逻辑是：“我个人的恐惧必须由所有人来分担”。为了独裁者个人的内在恐惧的消除，就要把亿万人置于恐怖政治的威慑之下，只要与独裁权力沾边了的人群和土地，皆无法逃脱恐怖的阴影。23条立法和封锁信息，皆来自统治者的“敌人意识”和“恐惧本能”，是典型的通过人治强权和钦定恶法来实施的恐怖政治。
在大陆方面，中共政权眼中的香港，一直是个分裂的双重形象：经济上是下金蛋的大母鸡，政治上却是一直发出反共鸣叫的大公鸡。所以，回归前，中共就经常指责香港充当了“反共反华势力的前沿基地”，特别是百万港人走上街头公开支持八九运动的壮举，更令北京屠夫们心怀惊惧。所以，六四后，中共加强了对香港的政治渗透，通过收买社会精英、扩张中共地下组织及其外围组织和对媒体的威逼利诱，以图达到在政治上舆论上操纵香港的目的。中英谈判香港未来的治理方式，北京坚持要在基本法中保留第23条，就是为了回归后能够以制定恶法的手段来改造香港的政治生态。
回归后，中共政权自然想把大陆的统治模式搬到香港——当然，不是经济制度而是政治制度，因为大陆的经济体制正在不断地资本主义化——以便把这个“境内外敌对势力挑战大陆政权的前沿基地”，改造成政治上对北京言听计从的大陆化地区。尽管碍于“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承诺，使北京不敢明目张胆地发号施令，但仍然通过钦定特首、暗中操控立法会、经济利益收买和威逼利诱媒体自律等手段，试图左右香港的政局和民心。
经过第一任港府的平稳过度之后，北京以为港人已经基本驯顺了，所以，钦定港府刚刚进入第二任期，马上逼迫其强行就23条立法。显然，港人之所以激烈反对23条，就在于这项恶法与大陆“颠覆罪”和“煽动罪”等恶法在原则上的一致性，是典型的权力恐惧和敌人意识的产物。
对香港的一系列街头抗议，经过几天的调查和观望，北京政权终于忍不住了，在高调挺董的同时，再次祭起致力于寻找敌人的传统逻辑，据香港《太阳报》7月22日报导，北京政府已将五十万香港市民大游行，定性为外国势力的推波助澜，目的是破坏“一国两制”，阻延两岸统一。而这一逻辑的自发惯性是，只要寻找敌人，就一定能找到敌人。北京也真的找到了它在香港的敌人——民主派。于是，中共驻港官员出面否定了此前的新闻：两名大陆派来的官员与民主派人士见过面，称之为“纯属无稽之谈。”英文版的《中国日报》早在7月14日发表专文，把香港发生的一系列抗议游行称为“颠覆政治体制的工具”，并指控香港民主派“劫持”示威运动，利用一切手段、特别是利用了香港经济不景气以及很多市民经济困难，“煽动港人加入示威”，以便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削弱特首及其领导的港府的权力、争取推翻现行体制、最终控制香港。文章同时敦促港人“认清这些人的阴谋”、拒绝成为民主派的“走卒”。
（二）对大陆民众封锁信息
香港出现23条大危机之时，大陆的半吊子“信息透明化公开化”，经过短暂的舆论炒作之后，也随着SARS危机的过去而烟消云散，独裁黑幕再次垂下。当中共高官们为董特首的执政危机而召开紧急会议之时，大陆民众却处在信息黑幕的笼罩之中。
对香港主流民意反对23条的所有言行，大陆政权从一开始就采取封锁信息和误导民众的做法。七一这天，当50万人的大游行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重头新闻时，大陆媒体和门户网站（新浪、网易、搜弧等）却忙着报道胡锦涛的讲话和温家宝在港尽显亲民风采，而对大游行只字不提。不要说内地媒体上没有一个画面和一行文字，就是在平日里能看到香港电视的深圳观众，也无法目睹港人捍卫自由的风采，新闻时段被大量广告所充斥。集中摘编境外报刊的《参考消息》，设有港澳台专版，但对七一大游行则“不着一字，尽显黑幕”（套用唐代司图空论诗名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以911连线直播抢走大陆央视风头的凤凰卫视，既然号称是“香港的电视台”，似乎没有理由不对香港的头等大新闻进行现场直播，但是谁都清楚此台乃为“央视驻港分台”，能看到此台的大陆人又逐渐增加，所以，此台就肩负起误导大陆观众的重任。此台轻描淡写地给出几个大游行画面，而且专门挑负面的画面来误导大陆观众，比如游行中有人中暑晕倒被搀扶的画面，地铁站里人多拥挤、造成停运的画面等，根本无法看到大游行的壮观场面。“时事开讲”栏目的主讲人曹景行的评论就更不着调，实在懒得复述。
我对七一大游行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朋友的邮件和长途电话，特别是香港朋友的亲历，话筒和信箱传来的信息感染着我。
大游行太敏感，绝无任何见诸于大陆电视的可能，但港府的三大修改和押后二读，总该有点装样子的报道和评论了吧。然而，7月7日，我想了解大陆的官方和网民对押后二读的反应，去了大陆的主要门户网站和民间性的网站，不免大失所望，只能骂自己对官方的封锁力度估计不足。官方媒体隐瞒真相的做法，除了竭力淡化，只提供新华社的简之又简的通稿之外，就是尽量禁止BBS讨论，它提供给大陆人的信息，不说是“音信全无”，也是“惜墨如金”。与伊拉克战争和SARS危机时期网上的热闹相比，对23条危机的报道和讨论就显得格外冷清。新华网、人民网、中新网、新浪网发的都是新华社通稿，BBS上也没有太多的讨论。就连平日里活跃的“世纪沙龙”和“关天茶社”，也没有太多相关信息和讨论。而且，与关注胡锦涛七一讲话的热情相比，大陆的知识精英们对香港大事的关注，则显得格外的沉稳和静寂。胡温会见董建华时，也刻意回避半个多月来香港发生的一切。
如此草木皆兵，就在于中共对民意的毫无尊重，对反对性民意的极端恐惧。何况，50万人的街头政治，很容易唤起大陆人对八九运动的记忆，也容易对民怨沸腾的底层不满形成示范效应，中共就更不敢掉以轻心了。
（三）信息的封锁和误导所造成的恶果
封锁和误导，无法为大陆民众提供基本事实、多元化的信息和观点，必然造成大陆人在信息上的无知、观念上的偏见，理解上的跛足和判断上的错误。
本来，既然是同一个国家，两地之间理该有充分的信息交流，有利于建立互谅互信互助的良性关系，无论对港人还是对大陆人，乃至对整个大华人区，皆是莫大的福祗。然而，由于人为的独裁黑幕，使同一国家的两地处在“两种制度”的隔绝下，彼此之间缺乏最低限度的了解和沟通，必然导致互信的空白和彼此的误读。特别是没有知情权的大陆人对港人的偏见，甚至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7月7日深夜，我不甘心听不到大陆网民的声音，就在零点以后浏览了几个门户网站，还是有了意外的惊喜，在新浪网上看到了关于23条的帖子，共有11页200多条，剔除重复的帖子，大致剩下189个（由于深夜，我不敢保证自己的统计完全准确），其中，支持23条立法的帖子100个，支持押后二读的帖子58个，中性帖子28个，还有3个港人帖子。
就没有被删的帖子看，支持立法的大陆网民的比例远远高于支持押后二读的比例，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一倍。但我以为，这并不能准确反应大陆网民的真实态度。因为，门户网站向来是网警审查和版主自律最严的地方，局外人无法确切判断被删帖子的倾向性如何。但就凭官方对港人大游行信息的完全封锁，起码可以断定支持港人民意的帖子是被删除的主要对象。我做出如此判断，还因为有一个可资对比的参照系——大陆民间的个人网站，除了自律性较强的“世纪沙龙”和“关天茶舍”很少关于23条危机的帖子之外，在其他个人网站里，如“不寐思想论坛”、“宪政论衡”、“春蕾行动”、“递进民主”、“民主与自由”、“学而思”、“文化先锋网”等网站，支持港人民意的帖子占有压倒性比例。
鉴于本文的主题，我对网络言论的分析，着重于支持23条立法的帖子，从中可以透露出相当数量的网民陷于和中共当局相一致的迷思：极端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敌人意识、恩人心态、经济利益至上……所造成的对港人的误读误判。
支持23条立法的理由如下：
1，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高于一切，不能以自由的名义损害国家安全。在支持23条立法的100个帖子中，此类帖子占有压倒性的比例，共64条，由于此类帖子数量过大，文字和观点又大同小异，从许多帖子的空洞议论上看，一望而知发贴的网民对23条本身并不了解，对港人围绕23条的争论更是所知不多，所以就不一一引证了，而只是概括地介绍一下他们所强调的理由：
或强调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高于一切，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损害国家利益；或强调“一国两制”的要义，首先在于“一国”，其次才是“两制”，“两制”的实施要服从于“一国”的需要，而不是“两制”高于“一国”；或认为港人作为中国人，必须为国家安全尽义务，哪怕牺牲个人自由。正如一个帖子所言：“为国家安全立法是一定必须的，无论什么人和事都无法改变的。”
2，部分网民表现出与官方相同的敌人意识，仍然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港人捍卫自由的行为，更对香港的民主派横加指责，呼吁港人不要上国际反华势力的当，不要被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蒙骗。这类帖子的数量位居第二。
有人反复强调不允许国际反华势力利用香港来威胁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如“不要被反华势力利用；”“国际反华势利恰是利用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关爱态度，唆使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就里的群众走上街头，抗议立法，实际严重危害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同是中国人，却被国外反华势力利用，难道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那就太可悲了。同胞兄弟，‘相煎何急’？”
有人把矛头直接指向香港的民主派，与《中国日报》指控的对象完全一致，将港人反对23条的广泛民意理解为受到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挑拨，其思路及手法与中共对八九运动的指控，何其相似乃尔！。如：“这是香港那些号称‘民主’的人的胜利，是那些‘逢中必反’的人的胜利。……在某些人的刻意混淆之下，被偷换概念变成了该不该立法的争论。但是那些所谓‘民主派’起了主导的作用，他们推波助澜，搅浑了这趟水。”“李柱铭不就是那个跑到美国国会要美国制裁大陆的人吗？？？？”“我讨厌那个李拄民fbi分子，他竟然全部反二十三条。他是中国人吗？……希望爱国的香港人提高警惕，不要被李柱铭之流混水摸鱼，搞乱香港。”“要注意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恶毒用心，先搞乱香港，实现他们的所谓民主用心，然后再来反中央，搞乱中国。”“香港的同胞要认清事实，不要被有些组织给利用了！”
更有人使用大陆人耳详能熟的暴力语言，主张对港人捍卫自由的行为进行坚决镇压。如“鼓吹港人不必为叛国行为承担罪责的理由吗？而鼓吹煽动港人拒绝为国家安全尽到起码责任的人，又捐了多少钱？钱是叛国罪的免罪符吗？”“国际反华势力养的狗毕竟是极少数。”“他们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将来必付出沉重代价。”“……坚决反对乘乱打劫之徒！！！！！！”“不支持国家安全的就滚出中国领土！”“我建议：立即解放香港，是实行‘一国一制’的时候了。”
3，与中共的救世主姿态相一致，许多网民也以恩人的姿态教训港人，认为香港欠大陆的，应该知恩图报。此类帖子的数量排在第三位。
有人认为港人极端自私，只知索取而不知回报。如“透过这次事件，觉得香港人比较自私。”“真的，某些港人拼命想要国家照顾，还一转脸就瞧不起这群‘不懂民主’的内地人了，只知索取，不知奉献！真为某些香港人感到耻辱！！！！”“香港只会无休止的从内地拿钱，从来不想自己应付出什么，这个包袱我们还要背多久啊！”“香港是只想获得，不想付出。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
有人用屡试不爽的孝道传统来解释大陆与香港的关系，大陆是恩重如山的母亲，而香港是受恩无限的孩子。如，“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在一国两制中，大陆人是做出了非常大的牺牲的，……只是因为香港人是从前送人扶养的孩子，作母亲的觉得对不起她，所以格外照顾。今天这个孩子长大，母亲不要回报，只要孝顺！香港人要自爱！！要感受祖国母亲用心良苦的心。”“说一个小故事，一个穷困户的孩子上大学，省吃俭用供他上学的父母想他念他，千里迢迢来看他时，他竟然不认还告诉同学是老乡来了。”
可悲的是，这样的指责全然不顾历史事实：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人的、1949年之后不收回香港的、收回后就想剥夺港人自由的……皆是自称“母亲”的不同时期的大陆政权；相反，为大陆提供对外窗口的、向大陆投入最多外资的、给大陆捐助钱物最多的，却是被贬为不知孝道的“港人孩子”。
4，认为香港与内地严重不平等，进而指责港人的特权意识。而事实上，指责不平等的矛头最应该针对中共政权，因为造成此种不平等的，恰恰不是对回归毫无发言权的港人，而是握有垄断强权的中央政府。
有人指责港人的殖民劣根性：“别耍大英帝国的二等公民威风；”“香港人，终究是中国人，100年的英统历史，不要成为你目空一切的资本。”
有人指责“一国两制”中港人享有特权：“香港人凭什么既受宪法的保护，还享受基本法的保护，同是中国人，为什么待遇会不一样，……”“难道就因为他是特区，就要处处特殊。国家照顾抢着要，还要成为国中之国，不公平啊”“香港人，应该是中国香港人，他们不应该有任何特权！！！”“香港人不要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自我感觉良好！应该支持中央的决定。”“……香港，是时候放下特权思想了！”
5，把港人反对23条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经济不景气，是借反对23条发泄个人利益受损的怨气，认为目前香港最主要的任务是振兴经济和维持稳定，而香港的经济振兴和长远发展，没有大陆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完全与中共当局对港人的误读相一致。如下面的帖子：
“稳定压倒一切。”
“关于二十三条立法，香港同胞应该认识到当务之际是香港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只有在保证香港政治稳定，香港的政治稳定离不开二十三条立法！……香港的一时不景气与‘一国两制’没有关系，相反经过经济的调整，相信香港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但以为自己经济多繁荣有多了不起，没有大陆的支持，就没有香港的今天。”
“现得香港要的是什么！稳定与发展经济。……现在香港有一些问题，不是回归造成的，而是全球的经济形势，香港人应该自己努力。没有了大陆的依托，香港的长久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公识。”
“香港民主派在混淆视听，他们利用市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以及对一些问责高官工作能力与表现的不满，巧妙地将其引导为对23条立法的不满。”
“香港人把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的意见用对23条的政治反对来发泄，是在错误的时间，采取错误的形式，走了一条完全错误的路。”
“香港经济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香港人民应当面对这个事实，他们被过分高估的劳动力和房产，迟早会价值回归，现在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居心不善啊。”
以上所引网络言论证明：在23条问题上，这些帖子所传达的民意基本与中共当局相一致，而且除了有一个帖子提到特区政府的处理不当之外，其余的都是对董建华及其港府的支持，对中共当局应对危机的态度的赞许。也许，正是依据这类网民言论，凤凰卫视在谈及七？一大游行的负面影响时，才把引发大陆人对港人的强烈不满，列入三大负面影响之中。这更说明，中共通过垄断舆论来误导大陆民众，使香港在大陆人心中遭到严重歪曲，而“祖国”的中央政府对自己主权范围内的唯一一个自由特区的单向信息封锁，恰恰是对港人利益的大伤害，怎么还有脸一遍遍地对港人重复说：“中央政府珍爱香港”。
而与大陆网民的激愤言论相比，仅有的三条港人帖子则显得理性、文明、重证据。不信请看：
“我是香港人，请大家不知道细节不要骂。大家可能搞错了，现在争议的不是23条本身。而是，对23条的内容里面的细节进行重新的立法而引起的争议。”
“很多人对我们香港人有些误解，我们不是要反对23条之原则，而是反对部分条例不清澈，要求把法立得好，立得文明一点，明白吗？”
“说的是前不久的‘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吧……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其实零关税对香港的帮助并不大，如今制造业在香港GNP所占比例不过5%，零关税不过每年为香港节省7亿港币的税款，可说是不值一提！而大陆的外资来源，香港资金占到一半还多，港资企业雇用的大陆工人已超过900万之多……到底是谁拿谁的钱啊？”
五、香港民意的胜利戳破大陆迷思
信息封锁和舆论误导，导致了大陆人对香港的严重误解，既是官方的，也是民间的。
（一）“经济城市”和“物质动物”的偏见
香港，的确是国际上著名的商业城市，然而，并不能由此得出香港是“文化沙漠”的结论，更不能由此认定港人仅仅是经济动物。但是，起码在大陆人的心目中，香港是“文化沙漠”和港人是“经济动物”，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性的偏见和误判。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当局为了维持党权至上秩序的稳定，一直强调“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七上八下的增长率，其意识形态灌输也逐渐形成了“党权至上”、“爱国第一”、“稳定优先”和“GDP崇拜”的一体化。与这种跛足改革策略相适应，大陆人越来越变得“惟利是图”，整个社会陷于“一切向钱看”的疯狂。如此统治策略和如此价值取向，不仅得到经济精英们的“一夜暴富”的激励，也得到了依附型知识精英的“学理化”辩护。所以，大陆人在评价其他国家及其人民的行为时，也就自然用“利益至上”眼光以己度人，加之港人在大陆人的心目中本来就是“经济动物”，于是，也就自然地把导致七？一大游行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香港经济的长期不景气，是港人在宣泄对经济利益受损的不满。
中共高层无法把握港人民意，主要来自体制本身的障碍。众所周知，大陆的民意机构是人大和政协，其中也网络了不少香港富豪，既统战也咨询。但是，二机构迄今仍然是政治花瓶、橡皮图章。中共高层已经听惯了人大、政协的歌功颂德，谁还愿意再去听来自香港的那些逆耳之言？其中的香港名流，大多数是唯利是图的商人，只会一味向北京献媚，以便换取经济实惠和政治虚荣，而历来对港人要求民主和捍卫自由的民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同时，北京政权被香港“左派”和“左报”所包围，根本听不到香港主流民意的声音。另一方面，凡是有良知的香港精英，皆不为北京政权所容，比如，被誉为“香港良心”的陈方安生就提前辞去港府要职。
正如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所说：“六四”后，北京对香港有了很深的成见，香港政策也起了根本变化，从自由、信任、宽松，改为处处提防、事事敌视，因而造成了过去十四年，香港政策愈来愈左。京官对香港的误解，主客观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跟他们接收的资讯有关。除少数高级干部外，大部份官员主要透过《文汇报》、《大公报》等香港左报，以及连不少港人也不知道是香港电视台的凤凰卫视，来了解香港情况。而这些资讯与港人的认知相距甚远，但对京官而言，这可是事实的全部，是他们判断的依据。这些偏颇的资讯，或多或少就是京官误解香港的原因。
在应对港人抗议23条的决策中，中共仍然采取大陆化的手法，一手打压香港民间的反23条势力，一手灌输“经济决定论”和对港人进行利益收买。大游行之前，在港的温家宝，除了尽显亲民姿态就是大讲经济关怀，他反复强调重振香港经济的决定性意义，呼吁港人的团结和香港社会的稳定。他还说：我为不景气的香港经济带来的CEPA大礼，绝非单纯的经济大礼，而是党中央、祖国、大陆人民对香港的关怀和支持（大意如此）。同样，备受港人置疑和反对的董特首，也在应对执政危机时，一再强调重振经济的首要性，强调“团结和稳定”对重振经济的重要意义。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对大游行的评论是：“香港是经济城市，不是政治城市，过分政治化不利经济与生活稳定。”香港富豪霍英东就23条问题接受采访时也说：“香港是个经济城市。我们应当多讲经济，少讲政治。这才会带来社会稳定。”“大家比较关心经济、就业、食饭问题，香港人关心经济比政治更多。团结带来稳定，稳定带来繁荣，香港是经济城市，希望大家为经济方面多作贡献。”
中共在港媒体凤凰卫视，也与中央及港府保持一致，它在报道和点评港人反23条时，用钦定的预设立场误导民众，也从经济的角度把50万人上街解释为：出于政治目的上街的港人，至多占总数三分之一，骨干分子更是以民主派为首的一小撮，而其他三分之二的港人是因为香港经济的长期不振才上街的。只是，谁也无从判断凤凰卫视是如何得出这一统计结论的。而能够以民调数据提出的统计结论，恰恰与凤凰卫视的信口开河相反。据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此次上街的人，大都抱有两个目的：一反23条；二反董特首。其中反23条的比例高达90%。陈方安生也指出：“有些人指50万人上街，是因为经济问题，我认为这说法过于简单化。经济衰退和通缩只占不满原因的一小部份，很大程度是来自他们对董建华管治香港方式的不满。”（见《新明日报》2003年7月14日）由此可见，港人几乎不看的凤凰卫视，作为中共在港的喉舌，专门以误导大陆民众为职业。而在有新闻自由的香港，港人可以得到充分的多元化信息，很难被御用媒体误导。
如此理解香港和港人，既是大陆人对港人的最严重的常识性误解，更是基于特定政治目的的偏见。这样的误解和偏见，对港人是大侮辱，对大陆人是大误导，只能帮助港府和北京掩饰错误，以至于使之一错再错；也只能误导不明真相的大陆民众，煽动出愈演愈烈的非理性民族主义情绪。实在是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事实上，早在1989年春天，百万港人就走上街头声援八九运动和抗议屠杀，还有许多香港大学生来到北京，进驻天安门广场，与大陆学生站在一起。至今，我还记得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最后的香港大学生，通过广场的广播站表达他们与大陆学生生死与共的决心，那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决绝誓言。而且，港人还给大陆学生送来了诸多物资和金钱。六四后的十四年来，每年都有几万港人不顾港府和北京的压力，坚持点燃悼念六四亡灵的烛火……所以，仅就港人在六四问题上的鲜明态度和良知行动，就已经证伪了那种流行的偏见和误解。
难怪凤凰卫视的主讲人说：六四过去这么多年了，大陆人都淡化了，港人就更没必要年年搞悼念，有时间干点别的才是正路（大意如此）。北京政权和傀儡港府及其御用名流们，仍然陷于这种流行偏见之中，而一再误判香港民意之向背，最终导致了董特首的执政危机，也为北京出了一道罕见的政治难题，显然是咎由自取。
（二）在政治上捍卫自由乃为港人的最大利益
对于港人来说，最大的不幸在于，无论是被割让还是被收回，香港主权的两次转移皆与港人民意无关，第一次是无能的满清政府和霸道的英帝国之间的签约，第二次是英国政府与大陆政权之间的签约，港人都是没有政治参与权的待宰羔羊。但是，不幸中的万幸在于，港英殖民统治背靠的是个崇尚自由、讲究法治的帝国，所以，在殖民政府管治下的港人，虽然一直未能得到选择统治者的民主权利，但毕竟还有比较完善的个人自由、市场经济和法治秩序，港人也似乎习惯了这种有自由而无民主的秩序，并不觉得民主多么急需。正是在这种个人自由有着良好的制度保障之下生活的港人，才把主要精力放在谋求个人幸福上，而不太关心推动香港的政治民主化。
然而，一旦回归，虽然没有政治民主的现状与回归前一样，但钦定港府的制度背景则完全不同，由自由国家变为独裁国家，所以港人的政治处境就有了很大改变。港人在洗刷被殖民耻辱的同时，却要面对一个极为陌生的独裁政权，特别是六四大屠杀的残暴，使港人愈发感到：在即将代替港英政府接管香港的中共政权之下，不但仍然得不到民主权利，而且很可能连曾经享受了多年的个人自由也要丧失，由港英政府治下的有自由的二等公民，变成祖国独裁政府治下的既无民主也无自由的子民。具有自由意识的港人，当然不想陷于此种窘境之中，只要条件允许，其个人选择往往是：个人自由高于国家统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家乡。于是，才出现了九七之前的港人移民潮。
可以说，今日香港，面对北京钦定的特首，背靠大陆独裁政权，港人的自由可谓腹背受敌，稍不留神，强权就会乘虚而入，不但昔日的自由空间被蚕食，未来的民主化也将更为艰难漫长。所以，香港的政治与每个港人的自由之多寡和有无密切相关，焉能无动于衷！
完成23条立法，对于中共政权来说，是其在政治上使香港大陆化的关键一步，也是其在港的最大政治利益之所在。而通过持续的反对来阻止23条立法，对港人来说就是最大的民意之所在。因为，自由之多少和有无，对个人利益也好，对社会公益也罢，实在是港人的最大综合利益之所在。一旦23条恶法获得通过，港人昔日的自由便岌岌可危。
享受过自由的港人不是毫无权利的大陆百姓，决不会那么容易慑于强权的威逼利诱。所以，如何在不能公开强制的情况下说服港人，需要更高远、更开阔、更现代的政治智慧。这，不仅涉及到港人民意和特区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能否建立，而且涉及到“港人治港”和“中央独裁强权”之间的冲突能否化解；不仅关系到如何弱化国际压力和减少香港形象受损，更关系到如何把香港对台湾的正面示范作用扩张到最大，将23条对两岸关系的负面影响减至最低。而现在，香港发生的事实已经证明：当下的中共高层，囿于陈旧的体制机制和统治理念，还不可能具有这样的政治智慧。
当23条遭遇港人的强烈反对，港府的其他管制手段逐渐失灵之时，中共就想利用在大陆奉行的“经济优先”的稳定策略，拿出利益收买的杀手锏，用赐给香港经济大礼来平息港人的政治诉求。港府及其御用名流们，也自然要隨着主子的步伐起舞，大跳“经济决定论”的跛足舞步，以至于到了完全无视发生在眼前的事实的程度。
然而，类似霍英东这样“花瓶富豪”，并不是香港资本家的主流，自由党就主要代表香港工商界，但这个党的成员70%以上要求押后二读，这也是该党党魁田北俊突然倒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香港媒体中反对23条最坚决、也最卖力的《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7月10日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访问香港的时候呼吁港人珍视当家做主的新尊严。温家宝肯定是把香港人当成白痴了，因为他在庆祝香港自由的时候，他身边站着北京一手挑选的行政长官董建华。温家宝的意思是中国把香港从英国殖民主义下拯救出来。但中国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时候，北京只是以封建主义取代了殖民主义。温家宝当时不知道的是他讲话仅仅几个小时之后，香港就创造了历史，人民的权力穿过封建主义闪光。香港50多万人上街游行，告诉中国和世界：封建宣道士没有穿衣服。香港人民7月1日发出的声音非常清楚：我们生活在自由中，我们有当家做主的尊严，通过上街游行，我们对世界证明了这一点。”
他还极为清晰地表达视个人的自由和尊严高于国家利益的港人价值观，他说“但7月1日之后，他们发现香港是个有特殊人民的城市。尽管也是中国人，我们的自豪是以多数中国人所不知道的自由为基础。我们是和平的和好管制的人，我们甚至可以一次又一次吃亏，但我们不能受辱。……几乎在每个关头，我们都受董政府的屈辱。高官任用亲信和腐败侮辱了我们的伦理和公平观；六年来都是如此，北京谁都不关心。但是现在你们不得不关心。作为刚刚登上世界舞台的新领导人，你们的力量和合法性正在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包括你们如何处理香港问题。如果你们像世界领导人一样行事，才会被当作世界领导人。虽然中国的贸易和开放已经把世界带到门前，但北京的新领导人不能逃脱世界舞台的灯光。……香港人已经发出注意和尊重的呼吁。50万人游行要的就是你们的注意。我们不仅是个殖民地，而且是很自豪的人。虽然愤怒，50万人是以和平方式上街。人民的力量由于现代通讯和信息技术而加强。不公平感达到一定质量时，这种力量可以惊人速度出现。”
七月一日，这个值得所有心向自由的国人骄傲的日子，这个令已经黯淡的东方之珠再次让世界为之眼前一亮的日子，平日里沉默的大多数港人，为了捍卫自由的最后冲刺而发出震撼世界的嘹亮呐喊。平日里最保守的法律界动员起来了，不太关心政治的著名导演上街了，政教分离体制下的不干涉俗界的主教挺身而出了，一向亲中挺董的议员倒戈了，众所周知的亲中媒体也加入了对抗强权的民意洪流……50万人走上街头，恰恰不是为了要求增加工资或就业等经济目的，而是亮出鲜明的政治诉求——反23条、反董建华、要求政治民主化。而且，50万人中的大多数是20－40岁的中青年，标示出香港未来的明确方向只能是政治民主化。我想，这是最值得中共政权重新考虑如何面对未来香港的警示。
更重要是，这么大规模的群体政治抗议，进行得如此理性平和，以至于没有任何骚乱和损坏，这在欧美也是难以想象的，绝非一个只关心经济的社会所能成就。正如陈方安生所言：香港人的文明素质令人骄傲。
在经济利益和自由权益之间的抉择中，看重经济和对自由怀有天然敌意的独裁制度，由独裁文化培养出的利益至上的犬儒主义人格，根本无法理解视自由为人性第一需求的道义行为，更无法理解对于已经拥有自由的人民而言，丧失自由是比任何经济损失都大得多的利益受损，甚至就是个人利益受损的最大化。或者说，对于没有个人自由的人来说，争取自由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对于个人拥有的自由遭遇到近在眼前的即刻威胁时，捍卫自由就是捍卫最大的个人权益和社会公益。而无法理解这些的独裁者及其御用帮凶帮闲们，才会一再误判人性和民意——不但误判独裁制度下的人性和民意，更离谱的是，还将误判延伸到自由制度下的人性和民意。
在普通港人已经表现出远远超越铜臭的高贵道义心、并让全世界再次看到东方明珠的真正闪光之时，也是在港人最需要同胞支持之时，请已经中南海化的“霍花瓶们”和惯于撒谎的凤凰卫视们，不要用泯灭良知的小人之心度港人的君子之腹，不要用北京钦定的荣誉头衔来玷污清白的港人，不要用“喉舌腔调”来误导大陆民众。参与大游行的主要是普通港人，他们的物质财产也许只是御用富豪们的九牛一毛，但他们是政治智慧和道义精神的富有者。反观那些向强权出卖良心的香港大亨，其花瓶的政治地位才是铜臭熏天。与他们相比，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霍大亨们不过是让中共高官们把玩的空花瓶而已。
（三）要民主：港人最大的民意
荣获钦定特首的地位，虽然来得容易，但做起来却不容易，做好就更难。因为，特首的权力来自独裁中央，而特首面对的又是自由社会的民意，既要北京的主人高兴，又要不激怒民意，即便是类似唯北京马首是瞻的董特首，也很难两全其美。特别是在23条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上，明摆着北京执意要港府立法，且不能在独裁底线上向民意妥协，而民意的坚决反对，也不会自戕地践踏自由底线，如此两面急攻，董特首如何自处？特别是，在民意的表达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令中共高层震惊的时候，北京决不允许港府对民意做太大的让步，董特首也就只能为僵硬北京而付出后来的政治代价。如果北京在早些时候允许港府做出较大修改，民意的愤怒不至于大到七一游行的程度，董特首的日子就相对好过多了。
在根本上，如果北京对港府执政危机的应对，仍然固守现行的僵硬态度，在23条的废立上和香港的政治民主化上，不信守“港人治港”的承诺，即便下决心让董建华辞职，即便新特首的能力和治理效率皆高于董建华，并且使香港经济走出低谷，港府的执政危机仍然无法避免，香港民意和钦定特首及北京之间的死结，也仍然无法真正解开。因为，在香港这样的自由社会，由独裁政权钦定的港府，由于没有民众授权而缺乏合法性认同，无论多么高效也无法说服民意的自愿服从。
唯有真正兑现“港人治港”的承诺，并尊重港人民意的自我选择，不再强迫港府做有违民意之事，才会化解港府的执政危机。大陆政权必须明白，港人之所以在回归前漫长的岁月中不急于要求民主，而刚刚回归后就急欲推动政治民主化，绝非只为了和北京过不去，也谈不上轻看大陆的富人傲慢，而在于港府背靠的政治制度已经由自由制度变成了独裁制度，独裁制度逼迫港府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又让港人感到了对自由的威胁近在眼前，特别是通过23条危机，港人更明确、也更坚定地意识到，当港人面对的政府，已经不是保障自由的政府，而是敌视自由的政府之时，要捍卫现在享有的免于恐惧的自由，政治民主化实为最佳的制度手段。政治民主化，不仅可以使港人的自由再无后顾之忧，也会使港府具有稳定的能够持之久远的合法性。一旦有了这样的合法性，港府的执政问题就不必劳驾北京了。因为政治合法性的实质是：执政合法性不会因治理效率的好坏高低而失效。
所以，现在港人的最大民意，就是乘反23条初步胜利的东风，一鼓作气地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开启，所以，继七·一大游行之后，又有七·九的5万人示威，七·十三的2万人示威，相信这样的自发争民主运动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实现特首和立法会的全民直选为止。
如果北京政权能够从此次治理香港的危机中，汲取足够的教训，信守承诺和尊重港人，放手让港人自治，以香港百年的自由传统、良好法治和文明水平，完成政治民主化绝无大问题。不仅可以让东方明珠更加耀眼，也可以使整个中国受益颇丰，既为大陆的政治转型提供经验示范和外在动力，也将使大陆对台湾民意的吸引力剧增，为未来的民主的和平统一奠定基础。
然而，从目前胡温高调挺董和仍然严格封锁信息上看，香港政治民主化的前途，还不能寄希望于北京政权，而只能寄希望于香港的民间努力。
2003年7月20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2006.07.18
编者注：本文部分章节另有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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