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备受关注的朝核危机北京六国会谈已经结束。尽管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是与会各方毕竟达成了如下共识:这是多边框架下的外交解决的开始。与会各方和国际舆论,也大都对北京六方会谈做出积极的评价。近些年来,中共政权的外交动作,之所以第一次得到如此广泛的国际认同,布什政府的要员(如国务卿鲍威尔等)之所以公开宣示“中美关系进入最稳定时期”,就在于北京在处理朝核危机上的态度转变,由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由倾向于孤立的邪恶政权转变为倾向于国际主流国家。

自开放以来,中共内部的开明派、民间自由派和私营业主,一直把融入国际主流社会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融入国际主流社会需要三方面的改革,一是经济上进行自由化改革,向国际市场开放,与国际自由贸易规则接轨;二是政治上进行宪政民主化改革,逐渐融入世界民主化大潮;三是外交上兼顾利益和道义相平衡的原则,在处理国际重大问题上与主流文明保持一致。

然而,由于政治体制上的根本局限,中共的对外开放,也与国内改革一样,固守经济优先的跛足方针,一直采取经济开放和政治封闭的对外方针:在经济尽全力争取加入WTO,而在政治上却防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式和平演变。

融入主流

美国作为世界超强在国际事务中的领袖地位,中共不能不把中美关系作为外交主轴,而美国在实力上和道义上的双重强大,中共政权在实力上和道义上的双重劣势,必然形成美方攻势和中方守势的外交格局。所以,中共对世界超强的态度便处在分裂之中:在利益上有求于美国,而在道义上制度上防范美国。

中共把在国际关系中抗衡美国压力作为主要的外交策略,通过两方面的外交攻势来遏制美国的影响:一方面,中共政权在外交上采取利益收买的手法。对国际主流国家,为了抗拒其要求中共开启政改和改善人权的压力,与主流国家的交往主要以经贸为主,以巨大的市场和丰厚的订单来分化主流国家的压力。而对那些无原则的无赖国家,中共尽力收买之,并与伊拉克、朝鲜、古巴、缅甸、前南斯拉夫等独裁国家眉来眼去和投桃报李。特别是在人权和台湾的问题上,中共为赢得更多国家的支持,抛洒了大笔金钱。

另一方面,中共利用主流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失时机地加入提倡多极化而反对单极化的反美大合唱之中。先是出钱搞了个“上海合作组织”,企图联俄抗美。而9?11后,普京迅速投向西方阵营的外交战略,基本上使“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名存实亡,中共也只能对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表示支持。在倒萨之战的问题上,中共在外交上表现出足够的理智,尽管也反对武力倒萨,但决不充当反美的先锋,而是跟在法、德、俄后面摇旗呐喊。与此同时,在国内舆论导向上,却几乎是一边倒地反美。所以,在朝核危机上,江泽民时代采取消极应付态度,不回应美国提出的多方会谈的要求,而支持金正日提出的朝美双方单独会谈的要求,既想看美国的笑话,又想以朝鲜为外交王牌与美国讨价还价。

提高信誉

现在,胡温体制一改江泽民时代的消极旁观态度,而是扮演积极介入的中间人角色。促成这种新姿态的深层原因:与中朝关系相比,中共显然更重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稳定将为中国带来多方面的巨大利益,而中朝关系无论怎样紧密,中国基本上做的是只出不进的亏本买卖。

一,中国在经济上的国际依存度逐步提高,以至于离开了快速发展的外贸,整体经济的高增长便不复存在,特别是对美贸易顺差之巨大,使中共不敢得罪美国。

二,随着国力的提高和对外开放的拓展,中共政权想在国际上扮演地区大国的角色,其党魁又意欲充当大国领袖,而这样的外交目标,没有美国的承认是无法完成的。所以,才出现如下怪诞悖论:在国内政治上极为保守的江泽民,却在外交上极尽亲美之态。江泽民主政时期,才会尽量以务实低调来处理中美关系中的诸种危机,基本保持了中美关系的稳定。

三,在极为敏感的两岸关系上,美国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中共最忌讳的台独势力,能否最终在岛内成气候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是在外交上遏制台独的王牌。所以,仅仅是台湾问题一项,就足以使中共不敢与美国撕破脸。

四,具体到朝核问题,现在的金家政权与中共的关系,意识形态的传统纽带早已断裂,对于中共政权的利益来说,继续无条件支持金正日政权,只能是弊大于利和自找麻烦,中共政权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首先,金正日的强硬很可能导致美日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一旦朝鲜半岛出现战事,北京无法置身事外,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将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其次,中国是朝鲜的最大援助国,金正日的蛮横使北京得不到什么回报,朝鲜的经济危机没有丝毫缓解,涌入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难民有增无减,已经成为北京的经济包袱和稳定隐患。如果继续放纵金家政权,很可能导致不可收拾局面。最后,北京在朝核危机上的无所作为,就是自外于国际主流社会,而被视为孤立的金正日政权的同谋,不仅中美关系将受到巨大损害,而且将得罪亚洲的两大强国日本和韩国,使中共政权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受到实质性的损害,也就等于自愿出局。这是意欲扮演地区大国的中共政权无法忍受的。

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北京新政权能够促成这次会谈的本身,都会提高其国际的地位和信誉。事实上,北京在解决朝核危机上的外交努力,确实得到了国际主流社会的高调赞扬。更重要的是,这是北京政权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第一次在道义上与国际主流社会站在一起,而对一个具有长期的紧密关系的极权国家表示出强硬的施压态度,并举得了初步的成效。就朝核危机的个案而言,北京的此次外交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正在突破中共一贯奉行的跛足外交。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共外交的倾向性转变,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BBC】(9/3/2003 13:26)

编者注:此文与“20030828-刘晓波:跛足外交来自跛足改革—朝核危机评论之一”内容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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