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晚年周恩来》公开了一些中共黑箱里的史料,破除了一些人为的神话,其中,周恩来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就是这种神话之一。
尽管周、邓二人同为早年留法学生,1949年之后二人的治国理念也有相似之处,但二人的关系并非如外界通常认为的那样紧密和谐,周、邓之间既无紧密的工作关系,更谈不上私人情谊。事实上,周、邓的私人情谊和政治上的紧密合作,不过是黑箱制度造成的猜测加谣传而已。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恩来》P469-470)
由此,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共七大上还地位平平的邓小平,却在八大上超越许多中共元老而跃升到高层核心;为什么“刘邓路线”的一号人物刘少奇,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且尸骨无存,而二号人物邓小平却保留党籍;为什么在林彪死后不久,毛就重新启用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权力;为什么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压制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和民间思潮(西单民主墙)对毛的清算,使本来势头良好的非毛化运动戛然而止,以至于余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权谋大师毛泽东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上,他的幽灵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成为掩盖中共罪恶的巨大阴影。
在中共夺权的时代,邓还没有进入中共核心权力层,自然与周没有多深的关系;中共高层的历次权争之中,邓与周也并非同一战壕的战友,在30年代的苏区,邓作为铁杆毛派,与毛一起遭到党内排挤;在毛泽东时代,毛在中共八大上提拔邓出掌书记处要职,成为最高核心层的七常委之一。之后,周管政务,邓管党务,二人在工作上绝少合作。周更多是陷于具体事务之中,而邓更多是充当毛的打手,特别是在反右和中苏大论战中,邓都扮演了毛的前台打手和发言人的角色,五十万右派的人权大灾难,九评檄文对中国的外交内政的巨大负面作用,至今仍然未得到实事求是的清理。在文革中,邓之所以被打倒,就在于毛怀疑他有紧跟刘少奇的苗头,但毛还是舍不得彻底废掉邓,而是留有重新启用邓的回旋余地。所以,邓于70年代中期复出,也绝非周的提拔,而是毛的有意安排,意在制衡周的权力。何况,周又在最关键的文革前期,全力支持毛“打倒刘邓”,邓怎么可能信赖周的为官为人!
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已经处于病态的权力恐惧之中,对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从不放心,翻云覆雨的权力痉挛一再发作,一个个接班人也随之身败名裂。林彪死后,毛受到巨大精神打击,身体状态急遽下降,很有些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毛曾一度明确表示想把权力交给周,但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海外舆论把恢复中美关系的头功算在周的身上,国际社会对周的好评如潮,这必然使多疑的毛对周产生猜忌,怀疑周也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毛便在此关键时刻再次启用邓小平,以便制衡周的权力扩张。因为,毛知道,以智慧、人脉和能力而言,他的私党“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人,皆不如邓小平,无法对老练的周形成有效的钳制。只是由于邓复出后的咄咄逼人,与毛的私党江青等人水火不容,才有毛的再次批邓,但仍然是“批而不废”,为邓日后复出奠定了基础。
1973年,毛借中美外交问题敲打周,亲自安排了批周的中央会议,毛让邓小平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列席会议。邓在会上的发言,没有批评周在中美外交上的错误,而是迎合毛的心意警告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言外之意,无非是警告周不要学林彪。如此发言的份量和阴毒,远在对周的外交错误的批判之上,是典型的诛心之论和落井下石。而周恩来象以往一样,来个自我上纲上线的深刻检讨,再次涉险过关。
同时,毛召集各大军区的司令和政委开会,先强调: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我还可以打一仗。一打仗就能分清敌友,辨认出“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继而向与会者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晚年周恩来》P472-474)毛主观认定的“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人,显然是指周恩来。所以,毛抬出邓小平,先让邓在1974年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等于制衡周在外交上的大权;接着又让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实权,是为了在内政上架空周。
在如此微妙的毛、周、邓之间的关系中,遭遇坎坷而在文革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固然对毛的权术阴毒心知肚明,但他对周的无条件挺毛、周对文革应负的重大责任、以及周的奴颜和圆滑,也同样了然于心。他掌管最高权力之后,对周的评价,话虽不多,但一句“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已经隐约地道出了邓对周并无多少好感。但这并不妨碍邓小平利用周恩来的身后哀荣,来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未完待续)
(下)
文革因毛的病死而结束,急欲重新回到政坛的邓小平,自然也要玩弄翻云覆雨的权谋功夫:复出前,他两度上书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和“拥护英明的华主席”;而一旦复出之后,基于牟取最高权力的需要,邓从否定“两个凡是”入手,挑战华国锋的权力,而否定“两个凡是”的最佳策略,就是对民怨沸腾的文革进行某种程度的清算,并在清算中保持一种政治平衡:既清算了文革又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政权。
所以,邓在推动非毛化的过程中,所用手段却是典型的毛式权谋,制造出党内高层的两条路线——“错误路线”(文革派)与“正确路线”(反文革派)——之间的斗争。于是,“四人帮”成了制造“文革浩劫”的唯一替罪羊,即便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起码也要追问毛用人不当的失察之责,而被打到的老干部们和受迫害的社会名流们就成了“反文革”的英雄。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资历、人脉和威望,在社会名流中的人格魅力,在百姓中的无可替代的“人民好总理”形象,更由于周在文革中保护过一些人,周自然就成为反四人帮反文革的党内代表。
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
凡是经历过多灾的1976年和文革刚结束时期的国人,对当时弥漫于全中国的“褒周贬毛”思潮都会有深刻的记忆:文革浩劫之罪责,主要由四人帮及其后台毛泽东背著,即便在中共的三七开的正统评价中,毛也属于“夺权有功而建政有罪”之列。虽然,周先于毛去世,也没有像毛那样,有官方筹办的百万人盛大追悼会,有至今仍然矗立的毛泽东纪念堂,但是,百姓们自发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全国性的自发哀悼,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发起的“四五运动”,不仅表达了更真实的怀念之情,也可以称之为盛况空前,足以令躺在天安门广场正中的毛泽东亡灵感到不安。文革结束后,不仅“四五运动”得到了正名,而且对周的赞美也达到了最高潮,甚至连周生前喜欢的歌曲“洪湖水”都成为最流行的音符……
改革初期弥漫于全国的“褒周贬毛”思潮,其产生的远因是黑箱制度下关于毛、周不和的种种传闻,近因是“四五运动”发端于对周的悼念和关于周、邓之间的继承关系的传闻,而最为直接的原因则是邓小平的政治需要。也就是说,周的身后哀荣与邓小平复出后的有限非毛化密切相关。为了巩固自身权力而推动非毛化的邓小平,必然要利用自发的褒周贬毛思潮。虽然,邓不可能公开支持褒周贬毛,但在中国的制度下,对于一种全国性的政治思潮,最高统治层的默认就等于纵容。如果“褒周贬毛”舆论对邓不利,以邓当时的权力而言,他想遏制,实在易如反掌。但邓非但没有遏制,反而任其泛滥。特别是,在“四五运动”时期,来自天安门广场的一种传闻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的主要城市:即周与邓之间有一种亲密的继承关系,邓的复出是周的力荐,邓被视为周的接班人。二人早年共同留法的生涯,更增加了二人亲密关系的可信度。
发动改革的邓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动物,在个人权力还不稳定之时,一切政治言行皆以获取更大权力为目的。邓对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如何公开评价则是另一回事。邓复出后对毛、周的态度,既没有是非可言,也基本上不受个人的遭遇和爱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邓本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即基于个人权力和政权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邓既要否定文革和两个凡是,在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纵容了褒周贬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一方面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遗产,另一方面压制民间对中共执政史和文革真相的历史清算。也就是说,对邓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决于邓在高层权争的位置变化,当华国锋等“毛派”被逐出政坛而邓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非毛化的目的已经达到,邓也就自然不再纵容褒周贬毛的思潮,先是镇压了民间非毛化的核心运动——西单民主墙,继而用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为毛盖棺论定——七分功绩而三分错误。之后,著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贬毛的声音也逐渐消失。
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来对中共政权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自己的工具价值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周皆是没有自我的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是毛泽东弄权的工具,使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罪恶,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死后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使聪明的邓小平开创了跛足改革时代,其机会主义统治策略中延续至今。由此可见,毛、邓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价值的权谋高手。而在几千年的独裁制度的历史上,周恩来本人则把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多维】 2003-9-5 12:05:11
编者注:此文在“大纪元”转发时,标有“多维”字样,转发日期分别是9/22/2003和10/5/2003,但编者始终没有找到此文的首发地点,也没找到准确的写作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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