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三年七月一日的反23条立法大游行，到九月五日董建华突然宣布撤回23条草案，这两个日子合在一起，见证了港人民意的胜利和傀儡港府及中共治港政策的失败。体制、民心、形势的合力，迸发出远比独裁意志强大的力量。自由制度是港人捍卫自由的最大资本，港人民心是反抗独裁的最大力量，世界大势是对港人的最大支持。
对港府撤回23条草案，美英等主流国家和国际舆论的美言，很吝啬地用于董特首身上，却慷慨有加地用于胡温体制。因为，谁都知道，一副傀儡相的董建华做出如此重大决策，没有北京的点头是不可能的。
对大陆政改的正面启示
所以，自七一大游行以来，从胡、温到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高官，在千人一腔地表示继续支持董建华、帮助香港经济走出低谷的同时，也纷纷表态尊重港府的决定，胡锦涛还表示支持香港未来的政治民主化。这些官方动作，意在彰显中共现政权信守“港人治港”的承诺，以抵消23条所引发的巨大负面影响，似乎预示着香港政治民主化的光明未来，也会让人由此遥望大陆的政治改革前景。
另外，对董建华宣布撤销23条的新闻，北京政权没有像对七一大游行那样封锁消息，也没有像对押后立法的新闻那样“惜墨如金”，而是命令各主流媒体做高调报道，几大门户网站也作为当天的要闻列于头条，且用上了特大号的黑体字，网民的评论也基本是正面的。
胡温体制以开明务实的态度响应港人民意，各类高官声称尊重港府的决策，虽然有囿于“一国两制”承诺的无奈，透露出一种难言的“苦涩”，这种对民意的让步，无论其动机如何，毕竟是中共掌权以来之前所未见，可以减少港人对港府及其北京的不信任，缓解董特首的执政危机，为香港各派与北京之间的对话预留了回旋空间，不仅有助于香港的政治改革，也对大陆的政改具有正面的启示。
中共统治方式陋习难改
然而，中共现政权对香港的另一类动作，却与以上的开明务实的动作完全相反，凸现了其统治方式的陋习难改。一方面，从高调支持董建华到盛情安抚叶刘淑仪，北京的各级高官都极尽挺董之责。九月七日，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主管港澳事务的高官曾庆红，又力挺在23条危机中遭遇民望重创的民建联，称赞其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作出了贡献。曾庆红显然为此作过充分准备，他对民建联的赞扬，并非止于几句口号式官话，而是对民建联的亲共作为以及其党章和成员数目极为了解，夸起来如数家珍。曾庆红给民建联的赞美和鼓劲，既是对其以往的听话和卖力的肯定，也是以北京的支持为其力拼下次立法会选举撑腰。无怪乎，民建联主席曾钰成在会后见记者时笑容满面，并表示得到了中央的鞭策。
另一方面，中共发动大陆媒体和香港左报，对反对23条的各路英雄集中进行舆论围剿。先是集中抹黑民主党元老李柱铭和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指责李柱铭等民主派是“被国外反华势力利用”，“别有用心”地“煽动不明就里的群众走上街头，严重危害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指责陈日君主教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插手香港的所有政治事件，基于邪恶用心而把宗教政治化，把香港教区变成“政治组织一般”，挑起教徒和民众的反政府情绪，是在制造麻烦。中共政权及其媒体的脸皮真厚，自己每天都在压制宗教自由，将大陆的三大宗教置于无神论的世俗政权的控制之下，让那些御用教主充当政治花瓶，怎么还好意思来指责别人。
接着，大陆媒体又对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和涂谨申进行口诛笔伐，特别是对反董反23条最卖力的刘慧卿，更是大肆攻讦。中共抓住二人赴台湾参加研讨会的发言，将坚守自由民主理念的言论斥之为卖国嘴脸、汉奸相，《中国日报》甚至指控刘犯下“分裂国家罪”，要求她辞去议员职务。香港也有人与大陆配合，声言要在立法院起诉刘慧卿；更有人向刘慧卿议员办事处外墙泼粪。据刘慧卿介绍，两个月前曾经有人向办事处泼残羹败叶。
大陆媒体的“爱国秀”
此外，还有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现象值得注意：以前，对不听话的港人的舆论声讨，大都由中共的对外喉舌《中国日报》出面，大陆民众一般看不到这类英文传媒声讨。有时，《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也会加入其中，而其它的媒体则很少就此发言。但是，此次对刘慧卿的声讨，不同于以前对李柱铭等人的攻击，不仅是着名的中共喉舌冲锋在前，而且大陆诸多媒体也紧跟其后，一些在大陆享有开明盛誉的媒体，也以整版的篇幅声讨刘慧卿。那几天，我所见到的大陆媒体（包括网络）都有针对刘慧卿的批判发言，很有点同仇敌忾的文革气息，似乎是诸媒体合演的“爱国秀”。
这些以“爱国”名义实施的语言暴力，令我想起日本军旗装事件中的影星赵薇，也是受到大陆的爱国愤青的语言暴力和泼粪攻击。当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狂潮，在中共政权的纵容下成为绝对道德霸权时，全社会的不讲道德也在爱国话语的包装下，变成了精神流氓从事语言杀戮和人格猥亵的合法性来源。当爱国与暴力语言、与胡搅蛮缠、与泼粪之类言行同流合污之时，丑陋的“流氓爱国主义”就不可避免。爱国主义不止是恶棍们的最后避难所，而且已经沦为他们手中挥舞的利器和大棒，成为邪恶对人性的讨伐，而与大是大非完全无关。
团结大多数 孤立一小撮
这种双面统治术，实际上是中共惯用的统战权谋，已经由中共统战部长刘延东道破：团结大多数而孤立一小撮。她针对七一大游行的发言，在承认大部分参与游行的人爱国爱港的同时，指责一小撮人反中乱港，其潜台词是大多数港人被一小撮人利用。中共如此定性七一大游行，也让我想起十四年前中共对八九运动的定性：参与八九运动的广大学生是爱国的，而制造“动乱”、“暴乱”的是一小撮躲在幕后的“黑手”。
最近，一向被国内外舆论视为开明官员的徐匡迪，在接见香港“港进联”代表团时，直指香港的“七一大游行”是“坏事”，但因暴露诸多问题而变成“好事”，很有点毛泽东式诡辩的遗味。徐匡迪像其它北京官员一样，再次强调香港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与管治无关”。他又谈到现政权对香港问题的重视程度超过以往，并以“开放大陆民众的个人赴港游”为例，来证明北京高层正致力于协助香港经济复苏。
如果徐匡迪的开明就是如此对港人表态，那么这样的所谓“开明”离现代文明还有实质性的距离。因为，公民个人的旅行自由，属于迁移自由的一部分，乃为国际公认的人权。无论是国内旅行还是出国旅游，皆是不可剥夺的权利，政府非但不能以强权剥夺之，反而应该为其提供有效的保障和便利的条件。换言之，“自由行”并不需要谁来恩赐，更不能作为政府收买人心的筹码，而仅仅是让被剥夺的权利物归其主。这些，并不是深奥难懂的哲理，而是现代文明中的人权常识。
在中国，大陆人赴港受到严格的限制，虽然港人来大陆要方便许多，但一些中共黑名单上的港人也被吊销了回乡证，正如流亡海外的大陆人有家难回一样，都是独裁中共冷血的见证。
独裁者的救主心态
我不否认，六四以来十四年，中共政权的稳定主要得力于经济高增长，所以，尝到了跛足改革的甜头的中共政权，自然也想如法炮制地平息港人的民怨，在力促香港经济复苏上，的确下了一番工夫。具体到“自由行”本身，虽然对大陆人有欠公平，但其客观效应基本是正面的，既为大陆人的出入境自由开了一个口子，也能为香港经济带来一定的实惠，更为两地的民间交往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特别是在言论管制下生活的大陆人，可以利用香港的言论自由，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信息。“自由行”开放以来，禁书禁刊也成为大陆游客所爱，特别是那些揭露中共黑幕的书刊，对闭塞的大陆民智而言，其突破禁锢的启蒙作用，甚至远远超过经济利益。
然而，徐匡迪所言，在主观意识上却没有丝毫尊重人权的含义，反而是拿大陆人的权利作政治筹码，以换取对港人的经济收买，主旨是为了凸现北京救主的双重仁慈：对大陆的有限人群施以“自由行”的恩赐，就等于恩赐给港人发财的机会。究其实质，徐匡迪是在告诉港人，在中共政权治下的香港，离开了北京的恩赐就将前途黯淡。在北京高官的眼中，无自由的大陆人和有自由的港人，具有相同的贱民身份，皆需要高高在上的独裁寡头们施以阳光雨露，而在下的草民也就只能心怀感激的仰视救主。而这种独裁者的救主腔调，无疑是对大陆人和港人的侮辱。
民权运动是推动自由社会力量
由此，中共治港政策，从董建华撤回23条草案上看，即便是基于对现实的无奈而采取实用主义，不得不对港人民意做出重大让步，也显得足够开明。然而，从北京对其傀儡的尽心呵护和对其反对派的极力打压的区别对待上看，可谓深领爱憎分明的斗争哲学之神髓。从中共高官对港人的俯视姿态上看，居高临下的救主意识是何等根深蒂固。敌人意识和救主心态，说明了中共现政权仍然是以“独裁眼光”来治港。所以，到目前为止，开明务实还只是中共治港的权宜之计，而保守僵化仍是中共统治的实质所在。然而，国际大势和国内民意所形成的综合压力，已经强大到足以令中共不得不披上开明外衣的地步，即便是作秀，起码也比毫无顾忌地露出独裁之狰狞相要好。
在新旧世纪之交，全世界的独裁政权正在接连崩溃，中共独裁政权也已经步入了合法性的黄昏。无论是经常性的恐怖恫吓，还是不得不时常以开明姿态来装饰自己的私利，从正反两面见证着其道义劣势与内在虚弱，越发衬托出争取自由的民间运动的道义优势和内在强大。现在，中共政权所面对的民众，已经不再是愚昧麻木的群氓，而是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民意：相信自己的自由权利不容践踏乃为普世正义，相信自下而上的民间维权运动具有从根本上推动中国走向自由社会的决定性力量。而这，正是改革以来中国的最大进步之所在。
二○○三年九月十五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200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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