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中共政权及其依附性精英在为中国的现行统治辩护时，为了把臆造的未来图景变成人们必须接受的既成现实，将境外流行的“崩溃论”和国内固守“稳定论”结合起来，使为现政权的辩护变得更具迷惑性。二者的结合向国内外展示这样一种前景：中国的社会危机之深重，犹如繁荣外表下的干柴遍布，稍有不慎就将烈焰朝天。而唯一能够将火种熄灭于萌芽状态的控制力量，只有掌握着各类主要资源的现政权。离开了中共的独裁统治，中国就只能出现玉石俱焚的天下大乱。而没有任何人、任何利益集团能从天下大乱中获益——外资无法在中国市场中获益，中国的精英阶层无法获得财产安全及其升值，平民百姓更得不到任何实惠，就连好不容易造就的小康也将灰飞烟灭。所以，只要是秩序，哪怕是独裁的恐怖秩序，也要比为所欲为的自由要好。
反过来，离开中共统治的中国将出现权力真空的假设，又强化了天下大乱的未来预期，对天下大乱前景的普遍恐惧，就将转化为对现存独裁统治的现实性认同。也就是通过强权、欺骗和收买的三管齐下逼迫人们就范，使之在别无选择的无奈中承认这一预设。社会接受了这一虚假预设，中共政权及现行的极为不公正的秩序就能获得稳定，其主要受益者，首先是独裁政权及权贵们，其次是攀权附贵的各类精英们，再次是少数中心城市的市民，而最大的受损者必定是广大百姓和大多数边缘地区，特别是农民和工人。而这种极端不公正，被精英们轻巧地称为“稳定前提下进行改革”的代价。
宪政民主化，之所以被现政权放逐到无限期的遥远未来，自下而上的争取自由的民间自发运动，之所以被御用精英们指责为不合国情和激进添乱，就在于独裁政权只是被极少数人垄断并服务于极少数权贵的秩序，即把社会公器变成一己私具的统治，而宪政民主则是由全民分享并服务于全民的秩序，即把一己私具改造成社会公器的过程。
独裁者有理由无视历史事实而提出这样的虚幻假设，因为他们的所有决策和言说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保住绝对权力及其既得利益。而民众却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样的虚幻假设，因为这假设所维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当人来对待的秩序。国人一旦忘记历史和无视现实，而相信了这样的假设，就会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馅饼，就会虽九死而犹未悔地寻找明君贤主，就会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间反对运动、争取自身权益运动，视为帮倒忙的“添乱”，就会在执政者干了九十九件大坏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时，用1%的善政来为99%的恶政辩护。即便被屠杀、被饿死、被监禁、被流放、被剥夺、被歧视……独裁者仍然“伟大光荣正确”，小民们仍然千恩万谢。
在这样的国情民风之下，能够出现一代代的刘邦、李世民、毛泽东，却无法出现一个华盛顿或邱吉尔。中国的每代政治强人的开国之功是其合法性的顶峰，之后就是一路衰落，直到被新的王朝、新的君主所取代。如果某一朝代在衰落的途中，有幸遇上一位英明的接班人，可以做出某种政绩，使王朝得以暂时中兴，但最终的衰落也是必然的。一旦现政权出现政绩空白期，那么就只有经过惨烈的内乱，在血腥的屠戮下将前朝积累的资源破坏殆尽，又一轮“成王败寇”的所谓政绩，支撑起又一个新王朝和又一代君主，而政权本身却没有一丝合法性上的根本进步，只有一代代原地踏步的恶性循环。
所以，我仍然坚定地认为：尽管经济上付出过阵痛的代价，但在社会综合效益上，苏东的转型模式肯定优于中国式跛足改革。在苏东转型中，无权无势的民众获得了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就是争取到了最大化的自身利益。因为，对于每个人的生存而言，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就是最大的利益。
故而，僵硬地维持现行体制才可能导致未来的天下大乱，而进行旨在走向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才是避免天下大乱的正途。
2003年9月17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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