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党专制的黑箱政治和谎言制度之下,无数冤魂至今仍然得不到起码的公正。其中,更有一些清醒者和勇敢者,在普遍的愚昧中戳穿了极权主义的谎言,在极端暴虐的时代以宝贵的生命坚守了人的尊严。尽管他们的思想和表达,还带有愚昧时代的特定痕迹,但在我看来,他们仍然是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先驱者,因为他们以言行合一的行动、甚至以生命践行了人的尊严和对自由的追求。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中的许多杰出人士,却被普遍的懦弱和犬儒所淹没之后,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暴政的秘密逮捕和言论管制的双重封杀之下。
最典型案例要算最近由香港高文出版社出版的《王申酉文集》的主人。据丁东先生的《纪念王申酉》一文介绍:王申酉1963年就批评“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平等”,1964年批评思想独裁;1965年批评“三面红旗一出,三年困苦降临到六亿人头上”;1966年批评“在六万万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时代类似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1967年指出“毛在十年前划了三十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真志士”;在1976年11月18日到23日写于监狱的“供词”里,他更是全面地反思了1949年以来一系列极左思想的恶果,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
然而,这样一位思想勇士却在1977年4月27日被秘密枪毙。之后,王申酉这个名字便从中国知识界和大众中消失了。正如编辑过遇罗克文集和王申酉文集的丁东先生所感叹的那样:“问我遇罗克是谁的,是年轻的朋友。问我王申酉是谁的,却是成年的朋友,而且是知识界的朋友。的确,在12亿中国人当中,知道王申酉这个名字的人,太少太少了。”
中国问题的严重在于:首先,类似陈申酉这样的人格典范越稀有越珍贵约默默无闻,所凸现的制度现实就越暴虐、社会公德就越荒芜。其次,只要对撒谎的制度性激励和社会性奖赏不变,尽管在制度暴虐和公德荒芜之间有着“同进”的因果关系(制度越暴虐公德越荒芜),但二者之间未必就有“共退”的因果关系,制度暴虐性的降低,未必就会带来社会诚信的提升。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现实就是如此,那些为谎言作公开辩护的知识分子,就是此种道德现状的反应。
王申酉,作为当代中国自由思想史上的先驱者,我向你献上一个晚生迟到的敬意和忏悔。因为,你同时作为中国自由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既是暴政的受害者,也是谎言的牺牲者。我相信,这样的失踪者还有很多,他们死于暴政而失踪于谎言。
为了不再亏对王申酉的亡灵,也为了继承他为之献身的自由事业,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必须为找回更多的失踪者,而向强权说真话,向遗忘和麻木说真话。
2003年10月4日于北京家中
【刘晓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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