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节”又要到了，台北的陈水扁政权对这一“国民党的节日”兴趣不大，国民党也只是将其作为炫耀昔日辉煌的资本，而北京的中共政权一直将其作为“统战秀”来利用。也就是说，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及其相关人物，海峡两岸的政客们只是“为我所用”罢了，并不在乎还原历史且从中汲取教训的意义。
尽管，清末民初的史实大都公之于众，然而，国人对那段充满戏剧性的历史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仍然陷于“成王败寇”的思维惯性或意识形态化的解读之中，以至于，将确凿的史实变成党派私利的脚注。其中，最大迷思就是褒孙贬袁的偏见：孙中山被奉为推翻满清和创建民国的象征。国民党尊孙为“国父”，中共尊孙为“革命先行者”，而另一位对终结“家天下”政权做出实质性贡献的袁世凯，则一直被贬为“帝制余孽”，特别是在当代国人眼中，袁更是保守僵化、厚黑弄权的绝对独裁者。
然而，只要尊重历史，这样的结论就会大打折扣。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固然干过暗杀宋教仁、操纵国会、媒体、法院和选举的下流勾当，他的称帝，在为他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的同时，更遗留下军阀混战的乱相，致使本来开端良好的现代化进程走向企图，但这并不能抹煞袁在清末民初的积极作为：他曾经主持“新政”、支持“君主立宪”和“地方自治”，特别是他与南方革命军合作，在逼迫清王朝最终退位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要论推翻满清和创建民国的功绩，袁的实质性贡献决不在孙之下。实际上，纵观袁在当时的政治作为，袁是一位新旧参半的人物，他复辟帝制之过并不能抹煞他对终结满清王朝的贡献。
李鸿章死后，袁便成为体制内渐进改革的领军人物，他支持地方自治和君主立宪，被清廷任命为第一任内阁总理而统领新政，既得到国内改革派的诸多头面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人）的支持，也赢得了西方列强的普遍支持。1906年7月周游考察14国立宪的五大臣回国，向慈禧力陈君主立宪的紧迫性和诸种益处，全国8位总督之奏请立宪者就有5位，袁世凯无疑是这些力主君主立宪的朝廷重臣的领袖。清廷在9月1日终于颁布了“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在全国兴起，各地纷纷成立民间的立宪团体，向民众普及宪政知识和敦促政府加快立宪进程，为后来建立民国做了良好的准备。可以设想，如果由袁领导的新政之渐进改革，不被体制内的保守派与体制外的激进革命派所形成的合力所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许就会完全不同。
袁世凯开明的一面，也可以通过美国记者的眼睛得到证实。《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于1908年4月采访了袁世凯（见郑曦原所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5月版）。在美国记者的眼中，袁世凯“虽然不是清国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袁世凯是中国改革之父李鸿章的最佳传人，“一直负责推动整个大清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少数可以左右李鸿章之后的大变局、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人物。外国记者称他“素质全面”，具有“异常才智”且“野心勃勃”，善于利用政治时机并有能力把自己推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他吸取了中日战争和义和团式反西方的教训，主张尽量寻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和谅解，以便推动渐进改革。
首先，袁表现出强烈的亲美倾向，他说对记者说：美国“一直是大清国的朋友，从未错过任何机会以无私的方式表示出这一点，……我们更加信任美国。”因为，美国一直对东方国家非常友好，且“从未显示过哪怕是轻微的军事部署要去攻击它们。”大清国如果遭遇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时刻，我们抗争“会期待并信赖美国能够为保护我们的权利而在国际上善施影响。”而中国近现代历史表明，保持良好而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而言，显然是利大于弊的选择，清末民初如此，抗日战争如此，改革开放亦如此。
其次，袁世凯作为体制内渐进改革的头面人物，表现了开明和稳健的施政能力。这位美国记者认为：袁所推动的是“允许进步分子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适当采取些行动”的改革，“并没有激进到会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的程度。当谈到中国民众对民主制度的态度时，袁世凯说：“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存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如果没有这些开明思想、稳健作风和实力性权威，袁世凯也不可能成为首任民国总统。
2003年10月5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2003.10.08
编者注：大参考总第2046期（2003.10.09）转发时，使用了“12. 双十节想起孙中山和袁世凯──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大变局”的副标题，去掉了原来的两个副标题，并将上、下两篇合为一篇，后来国内转发时，用的是这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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