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中国人权现状和中共人权话语

胡锦涛国际形象较佳

胡锦涛在澳洲国会的演讲,因害怕抗议者而向澳洲政府施压,对澳洲政府向中共妥协的行为,澳洲的部分议员已经提出抗议和质问。然而,胡锦涛此次澳洲之行的最大收获,肯定是他这次演讲。

众所周知,自由国家在与独裁国家打交道时,国会和政府的行为常有不同。政府是行政权力的中枢,不得不基于现实考虑而与独裁政府做交易,唱的往往是“白脸”;国会是民意代表汇集之处,是立法机构并负有代表民意监督和制衡政府的责任,成为敦促政府谴责独裁国家的主要力量,唱的往往是“黑脸”。所以,有幸被邀在自由国家的国会发表演讲的人士,大都是与自由国家具有相同价值取向的知名人物,而独裁国家的政客则很难登上自由国家的国会讲坛。比如,澳洲国会邀请的政治人物,一位是其宗主国的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另一位是美国总统小布殊。而此次,中共党魁胡锦涛却成为有幸被邀请的第三位外国元首。

对于独裁党的新党魁胡锦涛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受到自由国家的重视,更意味着自由国家对胡锦涛的政治期待和善意接纳。胡锦涛能受到这种优待,和他上台以来的内政外交大有关系:在内政上,处理SARS危机、废除收容遣送、大作亲民秀、多次公开谈到政治改革和宪政权威、私有产权保护和人权概念入宪……等等,皆会给主流国家以开明的印象;在外交上,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对亚太国家显示亲善,特别是高调介入朝核危机,也第一次显示了作为区域大国对重大国际事务的尽责。同时,国内外舆论对中南海新主人的善意期待,已经使赖在军委主席位置上的江泽民成为胡温的反衬。看看中共十六大以来的海外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贬江褒胡,似乎现政权的所有恶政都与江泽民有关,而所有善政皆是“胡温新政”的脚注。

中共的漂亮言词和丑恶行径

胡锦涛也知道澳洲国会的性质,在演讲中尽其所能地表现自己的开明,除了大讲经贸合作和亚洲安全之外,还提到了民主的普世价值、中国的渐进政改和民主化等敏感问题。而在国内,胡温上台以来,屡言宪法权威、“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和“新三民主义”的亲民路线。中共高官贾春旺已经证实:此次修宪将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

中共现政权认同“民主”和“人权”为普世价值,这在中共掌权五十四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不仅相对于只讲残酷斗争的毛泽东时代是一种进步,而且相对于把人权歪曲为单纯的“生存权”的江泽民时代,也是不小的进步。

然而,当下中国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为政治权利分配的极端不公正,其次才是物质分配上的贫富差别。同时,也表现为现政权的言词和行动之间的背离。特别是在民主、政改、人权等问题上,中共高官的漂亮言词与中共专政机关的龌龊行为之间,甚至分裂到毫无共同之处的程度。

人权状况的恶化

最近,就在党魁胡锦涛在自由国家的国会上肯定民主的普世价值,并承诺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之时,就在中共最高检察长贾春旺证实将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写进宪法之时,现实中国的人权状况却有不断恶化之势。除了江泽民时代遗留的镇压法轮功和新青年学会案、姚福信萧云良工潮案、黄琦案等陆续宣判之外,仅从十六大以来,文字狱的频繁甚至已经超过了江泽民时代。如:刘荻案(同案还有姜力钧、李毅兵、蔡陆军、罗长福)、罗永忠案、欧阳懿案、何德普案、赵长青案、李建峰等八人反革命集团案、杜导斌案、颜均案、翟羽佳案等文字狱;还有农民企业家孙大午案、律师郑恩宠案;北京和上海两大中心城市的警方拘留上访者案件;境外异见人士杨建利案、王炳章案等。

同时,十六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对网络媒体和纸媒体的整肃也达到近年来的高潮,那些坚持新闻独立倾向的民间网站,如“不寐之夜”(累计被关闭高达四十多次)、“民主与自由”(累计被关闭高达三十次)、“春蕾行动”、“自由联邦”、“宪政论衡”、“学而思”、“自由中国论坛”等民间网站,就连以前很少被关闭的学术网站“思想评论”和文化网站“文化先锋”也惨遭株连。另外,以大胆敢言和为民请命而饮誉海内外的广东“南方报系集团”的多家纸媒体,也都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厉整肃:《21世纪环球报道》被叫停,至今未能恢复;最著名的《南方周末》等报纸的决策层大换血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该报的原主编被撤职,被新闻检察官张东明所代替,以至于该报的资深记者愤然辞职,并将辞职信公布在网络上;网民也发出激愤之叹:“‘南周’从此死亡!”“再不看‘南周’!”

后毛时代统治策略的改变

如此言行不一的政府行为,显然是现政权的统治常态,也是中国社会普遍犬儒化的反应,仍然是中共一贯的暴力、谎言和收买,然而,在具体的统治策略上,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时代还是有明显的变化。

首先,中共的暴力镇压,在国内民意和国际指责的双重压力下,残酷性有所下降,很少将良心犯置于死地,镇压规模有所缩小,主要针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底层的请愿示威,而昔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经不再;越来越采取秘密警察的黑箱镇压和走走表面的法律过场的恶法治国。

其次,利益收买越来越普遍化制度化,特别是对中心城市和精英阶层的利益优惠,已经变成了维持政权稳定的有力工具。推动利益收买的动力,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政治目标,更有权贵私有化的经济目标。因为,唯有让特权阶层和精英阶层先富起来,政权的体制基础和社会基础才能稳定。在现政权眼中,维持经济高增长就是最大的政治;在权贵们眼中,钱就是最大的政治。

再次,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谎言对人心的巨大劝诱力,主要由高调理想主义色彩和民众的普遍愚昧共同造成,其精神控制达到了中魔式狂热的程度。而后毛时代的意识形态谎言则毫无劝诱力,已经变成口是心非,也就是谎言的表面化、口头化。在这种口是心非的背后,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利益交换——即被统治者用表面的认同向统治者换取个人的实惠。他们知道说真话的风险很大,而说假话的利润很高。全民性撒谎的背后,既是对恐怖秩序的屈从,更是对实际利益的贪婪,结果使理性沦落为动物式的“鼠目寸光”,小聪明过分发达导致了大智能的全面萎缩,畸形的自私主义代替了健全的个人主义,利益至上的铁石心肠代替了道义关怀的恻隐之心。如果官员们不在公开场合大讲三个代表和反腐倡廉,就会影响升迁,甚至会丢乌纱帽,丢了乌纱帽就会带来既得利益的致命损失。知识分子如果现存秩序进行学术化辩护,会影响职称评定、学术地位和社会名誉,进而使既得利益严重受损。私营老板不对歧视性的权力市场表示敬意,不用金钱和献媚来攀附大小官员,发不了大财不算,还很可能人财两空。

现在,中共高官们在与自由国家的政要们交往时,也会公开承认人权和民主的普世价值,把“以对话代替对抗”作为应付西方的“人权外交”的策略。他们已经比较注意个人的国际形象。

独裁政权让步的背景和意义

所有这些变化,固然是独裁罪恶的遮羞布。然而从另一角度看,现政权的伪善恰恰从反面凸现了未来自由中国的希望。这是民权升值和官权贬值的反面标志,是中共在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的双重压力下的让步。尽管对于中共现政权来说,这种让步并非主观所愿,而是客观大势所迫,颇为无奈,但独裁政权向自由价值的表面让步,肯定透露出中国走向主流人类文明的一线曙光。尽管这曙光还很微弱,却终将化为满天彩霞。而这种局面的形成,正是无数仁人志士的长期争取和所付代价的累积的结果,也是民间人权意识的觉醒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双重施压的综合结果。

现在中共独裁需要用谎言来掩饰暴行,而不是赤裸裸且理直气壮地公开张扬,恰好说明了现政权的内在虚弱和极端恐惧。它在国内民意和国际大势的日益强大的压力之下,还知道自己的道义劣势,知道是见不得人的犯罪,还要与西方国家搞人权对话。在西方议会的演讲中承认民主的普世价值,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独裁之耻”,而不是像绝对极权者那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如果说,极权时代对暴行和阶级灭绝的公开宣扬是一种“赤裸裸的恶和无耻”,那么中共现政权对专政暴行的全力遮掩,就是一种“伪善的恶和无耻”。从人类政治文明演化的历史看,独裁政权的不得不“伪善”,往往是走向“善政”的开端。只要民间坚持维权,国际主流社会坚持施压,那么,针对个案的每一次发言皆是对独裁者的压力。压力的逐渐累积,会使施加于作恶者的道义压力越来越强,其为恶的规模和强度就会逐渐缩小和减弱。直到来自国内外、党内外的压力达到某一临界点,民权的曙光就将化为自由的太阳。

二○○三年十一月二日于北京家中

【动向】2003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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