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国际形象较佳
胡锦涛在澳洲国会的演讲，因害怕抗议者而向澳洲政府施压，对澳洲政府向中共妥协的行为，澳洲的部分议员已经提出抗议和质问。然而，胡锦涛此次澳洲之行的最大收获，肯定是他这次演讲。
众所周知，自由国家在与独裁国家打交道时，国会和政府的行为常有不同。政府是行政权力的中枢，不得不基于现实考虑而与独裁政府做交易，唱的往往是“白脸”；国会是民意代表汇集之处，是立法机构并负有代表民意监督和制衡政府的责任，成为敦促政府谴责独裁国家的主要力量，唱的往往是“黑脸”。所以，有幸被邀在自由国家的国会发表演讲的人士，大都是与自由国家具有相同价值取向的知名人物，而独裁国家的政客则很难登上自由国家的国会讲坛。比如，澳洲国会邀请的政治人物，一位是其宗主国的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另一位是美国总统小布殊。而此次，中共党魁胡锦涛却成为有幸被邀请的第三位外国元首。
对于独裁党的新党魁胡锦涛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受到自由国家的重视，更意味着自由国家对胡锦涛的政治期待和善意接纳。胡锦涛能受到这种优待，和他上台以来的内政外交大有关系：在内政上，处理SARS危机、废除收容遣送、大作亲民秀、多次公开谈到政治改革和宪政权威、私有产权保护和人权概念入宪……等等，皆会给主流国家以开明的印象；在外交上，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对亚太国家显示亲善，特别是高调介入朝核危机，也第一次显示了作为区域大国对重大国际事务的尽责。同时，国内外舆论对中南海新主人的善意期待，已经使赖在军委主席位置上的江泽民成为胡温的反衬。看看中共十六大以来的海外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贬江褒胡，似乎现政权的所有恶政都与江泽民有关，而所有善政皆是“胡温新政”的脚注。
中共的漂亮言词和丑恶行径
胡锦涛也知道澳洲国会的性质，在演讲中尽其所能地表现自己的开明，除了大讲经贸合作和亚洲安全之外，还提到了民主的普世价值、中国的渐进政改和民主化等敏感问题。而在国内，胡温上台以来，屡言宪法权威、“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和“新三民主义”的亲民路线。中共高官贾春旺已经证实：此次修宪将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
中共现政权认同“民主”和“人权”为普世价值，这在中共掌权五十四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不仅相对于只讲残酷斗争的毛泽东时代是一种进步，而且相对于把人权歪曲为单纯的“生存权”的江泽民时代，也是不小的进步。
然而，当下中国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为政治权利分配的极端不公正，其次才是物质分配上的贫富差别。同时，也表现为现政权的言词和行动之间的背离。特别是在民主、政改、人权等问题上，中共高官的漂亮言词与中共专政机关的龌龊行为之间，甚至分裂到毫无共同之处的程度。
人权状况的恶化
最近，就在党魁胡锦涛在自由国家的国会上肯定民主的普世价值，并承诺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之时，就在中共最高检察长贾春旺证实将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写进宪法之时，现实中国的人权状况却有不断恶化之势。除了江泽民时代遗留的镇压法轮功和新青年学会案、姚福信萧云良工潮案、黄琦案等陆续宣判之外，仅从十六大以来，文字狱的频繁甚至已经超过了江泽民时代。如：刘荻案（同案还有姜力钧、李毅兵、蔡陆军、罗长福）、罗永忠案、欧阳懿案、何德普案、赵长青案、李建峰等八人反革命集团案、杜导斌案、颜均案、翟羽佳案等文字狱；还有农民企业家孙大午案、律师郑恩宠案；北京和上海两大中心城市的警方拘留上访者案件；境外异见人士杨建利案、王炳章案等。
同时，十六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对网络媒体和纸媒体的整肃也达到近年来的高潮，那些坚持新闻独立倾向的民间网站，如“不寐之夜”（累计被关闭高达四十多次）、“民主与自由”（累计被关闭高达三十次）、“春蕾行动”、“自由联邦”、“宪政论衡”、“学而思”、“自由中国论坛”等民间网站，就连以前很少被关闭的学术网站“思想评论”和文化网站“文化先锋”也惨遭株连。另外，以大胆敢言和为民请命而饮誉海内外的广东“南方报系集团”的多家纸媒体，也都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厉整肃：《21世纪环球报道》被叫停，至今未能恢复；最著名的《南方周末》等报纸的决策层大换血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该报的原主编被撤职，被新闻检察官张东明所代替，以至于该报的资深记者愤然辞职，并将辞职信公布在网络上；网民也发出激愤之叹：“‘南周’从此死亡！”“再不看‘南周’！”
后毛时代统治策略的改变
如此言行不一的政府行为，显然是现政权的统治常态，也是中国社会普遍犬儒化的反应，仍然是中共一贯的暴力、谎言和收买，然而，在具体的统治策略上，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时代还是有明显的变化。
首先，中共的暴力镇压，在国内民意和国际指责的双重压力下，残酷性有所下降，很少将良心犯置于死地，镇压规模有所缩小，主要针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底层的请愿示威，而昔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经不再；越来越采取秘密警察的黑箱镇压和走走表面的法律过场的恶法治国。
其次，利益收买越来越普遍化制度化，特别是对中心城市和精英阶层的利益优惠，已经变成了维持政权稳定的有力工具。推动利益收买的动力，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政治目标，更有权贵私有化的经济目标。因为，唯有让特权阶层和精英阶层先富起来，政权的体制基础和社会基础才能稳定。在现政权眼中，维持经济高增长就是最大的政治；在权贵们眼中，钱就是最大的政治。
再次，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谎言对人心的巨大劝诱力，主要由高调理想主义色彩和民众的普遍愚昧共同造成，其精神控制达到了中魔式狂热的程度。而后毛时代的意识形态谎言则毫无劝诱力，已经变成口是心非，也就是谎言的表面化、口头化。在这种口是心非的背后，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利益交换——即被统治者用表面的认同向统治者换取个人的实惠。他们知道说真话的风险很大，而说假话的利润很高。全民性撒谎的背后，既是对恐怖秩序的屈从，更是对实际利益的贪婪，结果使理性沦落为动物式的“鼠目寸光”，小聪明过分发达导致了大智能的全面萎缩，畸形的自私主义代替了健全的个人主义，利益至上的铁石心肠代替了道义关怀的恻隐之心。如果官员们不在公开场合大讲三个代表和反腐倡廉，就会影响升迁，甚至会丢乌纱帽，丢了乌纱帽就会带来既得利益的致命损失。知识分子如果现存秩序进行学术化辩护，会影响职称评定、学术地位和社会名誉，进而使既得利益严重受损。私营老板不对歧视性的权力市场表示敬意，不用金钱和献媚来攀附大小官员，发不了大财不算，还很可能人财两空。
现在，中共高官们在与自由国家的政要们交往时，也会公开承认人权和民主的普世价值，把“以对话代替对抗”作为应付西方的“人权外交”的策略。他们已经比较注意个人的国际形象。
独裁政权让步的背景和意义
所有这些变化，固然是独裁罪恶的遮羞布。然而从另一角度看，现政权的伪善恰恰从反面凸现了未来自由中国的希望。这是民权升值和官权贬值的反面标志，是中共在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的双重压力下的让步。尽管对于中共现政权来说，这种让步并非主观所愿，而是客观大势所迫，颇为无奈，但独裁政权向自由价值的表面让步，肯定透露出中国走向主流人类文明的一线曙光。尽管这曙光还很微弱，却终将化为满天彩霞。而这种局面的形成，正是无数仁人志士的长期争取和所付代价的累积的结果，也是民间人权意识的觉醒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双重施压的综合结果。
现在中共独裁需要用谎言来掩饰暴行，而不是赤裸裸且理直气壮地公开张扬，恰好说明了现政权的内在虚弱和极端恐惧。它在国内民意和国际大势的日益强大的压力之下，还知道自己的道义劣势，知道是见不得人的犯罪，还要与西方国家搞人权对话。在西方议会的演讲中承认民主的普世价值，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独裁之耻”，而不是像绝对极权者那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如果说，极权时代对暴行和阶级灭绝的公开宣扬是一种“赤裸裸的恶和无耻”，那么中共现政权对专政暴行的全力遮掩，就是一种“伪善的恶和无耻”。从人类政治文明演化的历史看，独裁政权的不得不“伪善”，往往是走向“善政”的开端。只要民间坚持维权，国际主流社会坚持施压，那么，针对个案的每一次发言皆是对独裁者的压力。压力的逐渐累积，会使施加于作恶者的道义压力越来越强，其为恶的规模和强度就会逐渐缩小和减弱。直到来自国内外、党内外的压力达到某一临界点，民权的曙光就将化为自由的太阳。
二○○三年十一月二日于北京家中
【动向】2003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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