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周恩来的官场生存术》一文中，描述了我看文革记录片的心得：与林彪相比，“恩来同志的效忠表演，于细微处方见真功夫，远在林彪的大处着眼之上。”
文章发表后，有师长辈的老先生质疑我的判断，他认为我把周的举动称为“效忠表演”有点过分。他说：“周恩来是中共内难得的好官，周对毛的谦卑是出于不得已。但正是周的忍辱负重，才使他有保护一些好人和防止文革灾难进一步扩大的机会。”
我非常理解这位老先生对周的感情，但我不同意他对周的基本判断。正好手头又有一则延安时期的资料，可以证明周对毛的效忠表演并非始于文革。
据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一书记载：1942年之后，在经过整风洗礼的延安，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力和声望已经达到“如日中天”的程度，中共高层的各色人等怀着各自的目的，开始了一场向毛争宠的效忠竞赛，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留苏派，周恩来、彭德怀等“右倾路线”的代表人物，企图借吹捧毛而度过继续挨整的难关；刘少奇等“毛派”也想借捧毛而更上一层楼。于是，延安整风的最好阶段就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清算两个宗派主义山头──王明、博古代表的教条主义和周恩来、彭德怀代表的经验主义；另一方面是发动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造神运动。高华认为：在中共历史上，此前从来没有过颂扬领袖的传统，而对领袖进行大规模颂扬始于四十年代的延安，毛泽东的同僚们率先对自己的同事毛泽东进行热烈赞美，并迅速把毛捧为凌驾于中央集体之上的“尊神”。（见《红太阳》P608）
在该书的记述中，捧毛的行列几乎囊括当时的中共高层，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陆定一、康生、王明、张闻天、博古、邓发、王稼祥等等，周恩来当然不会例外。而且周捧毛的意义远比其它人重要。高华分析说：“作为党的几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毛表示心悦诚服，对其它老干部将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如今周恩来都向毛泽东表示了忠诚，党内还有谁不能低下他们高贵的头呢？”（同上书P614）
在毛被捧为党内独尊后，由刘少奇鼓吹的“毛泽东思想”也就成为全党的“圣经”。毛在日常事务中与党内其它同僚拉开了距离，毛的演讲已经变成了“主教兼先知的布道”，坐在下面听讲的党内高官们则是信徒。美国记者白修德于1944年10月访问过延安，他亲眼见到过这样的场面：“毛泽东发表演讲，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况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它的人都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同上书P614）
看了这位洋记者当年的记述和高华先生的分析，再回头看我对文革记录片中的毛周关系的分析，大有异曲同工之叹：周恩来对毛的效忠表演始于红太阳刚刚升起的时期，在文革中达到高潮并进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化境。
周对独裁官场生存术的娴熟运用，正是周得以善终于毛时代的秘诀之一。
顺便提一句，《红太阳》一书，以其扎实的史料和清晰的叙述，向我们展示了毛泽东及其中共的本质特征，我读过该书后的第一反应，可以用十个字概括：“昨日小延安，今日大中国”。1949年后毛泽东统治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把当年的小延安扩展到今日的大中国而已。在毛中共的治下，小延安就是大中国的缩写，大中国就是小延安的扩大版，二者的共同之处就是绝对的个人极权，以及为了达到个人极权而进行的清除异己、残酷斗争和个人崇拜。
2003年11月8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2003.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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