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好白酒且越辣越过瘾,他们形容好白酒的语言也颇为生动:“下口如刀,一条火舌直达腹底。”我是不胜酒力的东北人,无缘享受热辣辣的口胃沉醉。然而,我在导斌被捕的冰冷中,却体验到一种被尖锐温暖穿透的感觉,如同被冬日阳光拯救瑟瑟的灵魂。
当我在公开声援导斌的行列中,看到那么多以前很少介入此类人权案件的大陆知识人,此次却能公开站出来仗义执言,敬意便油然而生;其中,有我敬重的前辈,有许多朋友和熟人,也有素不相识的人,任不寐于第一时间写出的抗议檄文的题目,用来表达这种民间立场再恰当不过了——为了捍卫言论自由而对强权发出同一个声音:“国家,住手!”
之后,当我听到王怡和*****发出“愿陪导斌坐牢”的自勉时,不禁又怦然心动。尽管我与二人皆是好友,当然不愿看到他们真的去陪导斌,但那种宁愿“下地狱”的勇敢,赢得了我发自肺腑的敬重。
在这篇短文中,我还要特别提到茅于轼先生:当我在签名行列中看到茅老的名字时,顿时被一股“直达腹底”的热辣所震动。这种震动,在我的亲历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大陆的老一辈知识人中,茅老对弱势群体的长期关注,有目共睹;在敏感的人权案例上,茅老的是非之分明和勇气之可敬,也是极为罕见的。比如,2002年7月27日,茅老签署了十八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起的《网络公民权利宣言》,抗议中共封网的恶法。2002年11月18日,茅老在声援六四难属的公开信上签名。要知道,六四在政治上的极端敏感,使太多的人在公开表达上畏而却步。作为这封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我通过电子信箱征集签名人时,茅老回信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良心告诉我,应该支持这个要求。”
声援导斌,茅老的签名之所以令我特别感动,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就在前不久,在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的问题上,导斌曾撰文反驳茅老的《民主化:已见曙光、待见朝阳》一文。导斌的文风一向比较激烈,笔走偏锋之处在所难免,对茅先生的反驳也不例外。比如:导斌文中的“能掐会算”、“坐在书斋里捏个兰花指”“不无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嫌疑”等语句(见杜导斌:《中国的民主道路如何走?──驳茅于轼:“民主化,已见曙光待见朝阳”》)。为此,我还与导斌通过电话,讨论过这个问题。
茅老没有单独著文回应导斌的批评,却在导斌被捕时加入民间声援的行列,以其实际行动践行着自由主义的铁律: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某个观点,但我要以生命捍卫你说出这个观点的权利。
不同的人可以千姿百态,不同观点可以千奇百怪,一个人的观点也可以前后变化,公共发言中的观点交锋更允许“刀光剑影”、“硝烟四起”,但在涉及到说话权利的时,自由主义所遵守的公共底线却只能有一个:任何人、任何群体、任何组织、任何法律,皆不能以任何借口剥夺一个人的言论表达权。也就是坚决反对任何侵犯言论自由的行为——不管这行为来自哪里。
自由主义是一套价值观念,也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生存方式,只有当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自由主义得到普及之时,自由才不仅开了花,而且扎了根。在当下大陆,自由主义的书斋言说已经进入“准自由”的盛境,但在制度安排上和日常践行上则极端匮乏。这种匮乏,不仅表现在独裁制度的扼杀自由上,也表现在日常行为的拒绝自由上:人们对每天发生在身边的罪恶装作视而不见的冷漠,公共发言中的公开说谎和为说假话辩护的懦弱,理论交锋中的诛心之论和“党同伐异”,混淆观点的不同和权利的有无,以喝令别人“闭嘴”来显示自身的正确,以贬低对手人格来代替观点的论争,甚至以漫骂来实施“语言暴力”。
如果说,文人相轻的陋习古已有之,乃为人性弱点之必然,那么,独裁制度就专门保护和纵容这种人性弱点,使之由道德缺陷演变为政治上的人权大灾难。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践行自由,不仅要从对官方言论霸权的拒绝做起,也要从克服知识分子之间的“口诛笔伐”、“落井下石”和“见死不救”做起。
你可以说,按照标准的自由主义衡量之,茅老的学术观点“自由主义”得不那么“纯正”,但导斌对茅老的“大不敬”式的批评,换来的却是茅老对导斌落难的声援,这种践行自由的知识人品格,堪称自由主义生存方式的典范。
身陷囹圄导斌,你曾批评茅老的某些言词中“包含有深厚的反自由气息,”但如果你能在黑牢中听到茅老的声援,那该是一份多大的慰藉和激励!你也该了解茅老践行自由主义的大胸怀了吧!
2003年11月17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2003.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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