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民间维权的令人痛心的分裂的深层原因，除了当局镇压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之外，起码还有以下几种原因，而这些因素无不与毛泽东遗产和传统帝制文化的双重余毒高度相关：
一、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期间，阶级划分和阶级改造的统治，造成人为的政治身份制歧视，一个社会被分为相互敌对的三六九等，地理上的国家和民族也因此陷于事实上的社会分裂状态，其极端时期甚至出现了令人震惊的阶级灭绝。工农兵的显贵和九种人的卑贱，在工农大众与知识人及经济的精英之间的大分裂，其相互敌视的阴影之浓重，至今仍未消除。现在，无论是社会底层的仇富心理，还是精英阶层对“经济文革”的警惕和恐惧，皆与毛时代留下的阶级分裂高度相关。
二、改革以来，官方政策及其意识形态的调整，越来越倾向于优惠权贵和精英群体，毛时代的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地位划分被彻底翻转，富人和知识精英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成为现行秩序的受益者和共谋者，而工农大众则被政权所抛弃，成为现行秩序的主要受损者和不满者。精英群体为了保住自身的既得权益，本能地就对底层大众具有排斥力，加之根深蒂固的上智下愚传统和毛时代留下的分裂阴影，无论从利益上还是从观念上，精英阶层皆对草根运动充满惊惧和鄙视。比如，知识分子对法轮功的整体冷漠，既有懦弱的原因，也有历史联想的作用——太平天国、白莲教和义和团等底层造反，就被当时的儒士们称为“邪教运动”。
三、毛式极权制度留下的最大遗毒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各阶层之间的分散化原子化的状态，个体之间的相互孤立必然造成冷漠麻木和背信弃义，并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畸形市场的条件下，直接转变为惟利是图和不择手段的厚黑哲学，导致整体性的道义真空和良知萎缩，自私到冷酷的搭便车心理便通行无阻。不仅作为个体的人与人之间娴熟于“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处世术，而且各单位之间、各阶层之间也处在“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状态。城镇职工对农民受到长期的制度歧视，不仅无动于衷，而且生怕农民进城来分享城里人的特权优惠；而农民进城打工所受到的种种制度歧视和城里人的白眼，使之对城里人怀有既慕又恨的扭曲心理；同时，对毛时代的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及小商贩被长期专政的处境，工农大众非但从来没有给予过应有同情，反而是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和有产者的马前卒。于是，政权本身对社会各阶层的制度区隔和各阶层之间在意识上的自我区隔，共同造就了民间维权的分裂状态：不仅每一阶层、每一群体大都只局限于眼前利益的诉求，缺乏更具普遍性号召力的道义支撑，而且也只能局限于各自为战的分散状态，难以得到其他阶层的公开支援。
改革前工人阶级的优惠待遇和其他阶层的倍受歧视，改革后知识界及私营业主的受益和工人阶级的受损，两种不公正的根源主要是一党独裁的不公正体制，源于民众没有真正能够保持做人尊严和保护自己正当利益的政治权利。两大群体本来应该对制度弊端具有高度共识，其权益诉求也应该和道义正当性高度一致：为了消除制度性歧视和争取对每个人都性命攸关的平等权利——政治的和社会的——而共同奋斗。
然而，当下中国，利益至上的经济人理性大行其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已经堕落为惟利是图和不择手段的自私，人们只是短视地计算公开维权的成本和收益，为了眼下的既得利益而躲避承担风险的责任，从而瓦解了民众的共同命运感和道义共识。每个人或每一群体皆从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对其他人或其他群体的悲惨处境保持沉默甚至助纣为虐，很少在行动上体现出这样的现代意识：为保护任何人的人权不被强制剥夺而挺身而出，就是在保护每个人自己的人权。所以，只有分散的利益诉求而没有普遍的道义聚合的社会运动，永远无法形成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动员，分散的民间维权终将败于政权机器的结局就是注定的。
2003年11月26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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