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每一群体、每一阶层的维权，得不到其他人、其他群体、社会各界支持，特别是没有精英阶层基于良知道义的挺身而出，任何一个单独的群体（即便人数再多的群体）在与国家机器对抗时都无法取得成功，无一例外地被政府的镇压和收买的两手策略所分化所瓦解。这样的教训在近十几年中就有两大例证：
八九运动的动员规模之广和持续时间之长，乃为中共掌权后之最，本应该成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人权状态发生实质性转型的最好契机，然而，这一伟大的自发运动却以惨烈的悲壮而告终。导致运动失败的直接原因，固然是政权的野蛮镇压，但是主导运动的主体阶层——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有意与工农做出区隔的策略，致使整个运动缺乏来自工农大众的参与性支持，也是导致运动失败的重要间接原因之一。如果有工农大众的广泛参与，不仅是运动本身具有了全民代表性，也会使政权镇压的成本大大增加，甚至能够导致政权的实质性妥协。
六四之后的十四年，除了作为延续八九运动的唯一群体性维权——以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之外，已经很少听到来自其他群体的为六四亡灵讨还公正的声音了。虽然，“天安门母亲”凭借自身的坚韧和凝聚力，尚有一定规模且坚持十多年，但这群充满爱心和勇气的母亲所面临最大困境，不是政权的压力，而是社会整体的冷漠麻木。
再比如，发生于2002年3月的辽阳工潮，其核心诉求是要饭碗要公正要惩治腐败，曾先后波及东北的大庆和抚顺，其组织程度之高、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共执政史上实属罕见。工人们成立了自己的临时工会，推选出与官方谈判的代表，三地工潮的参加人数高达十万多人，而且持续了近一个多月。与此同时，北京、四川、新疆、河北、贵州等地也先后出现规模不等的工潮。然而，动员如此广泛的工潮却在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情况下被平息，鲜明地凸现了底层维权的困境：
由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整体冷漠，致使东北三地的工潮陷于孤立无援处境，最后被官方的镇压和分化所瓦解也就成为必然——多数示威者被恐怖政治所吓阻和被一点点安抚费所收买，而少数工人领袖却付出了牢狱之灾的巨大个人代价。工运英雄转瞬之间成为政权的囚徒，实质上是被社会整体的冷漠麻木和普遍的搭便车式懦弱自私所出卖。而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太多被民众出卖的民间英雄，夏瑜和华老栓之间上演的“人血满头”悲剧，非但没有结束，反而于今犹烈。
只靠利益驱动而无道义支撑的维权，将因对既得利益的过于关注而失去普遍支持和持久动力，即便暂时有所获益，也只是恩赐的狭隘的眼前的短期利益。而有道义支撑的利益诉求，既是眼前的又是长远的，既是自主争取的也是无法再被剥夺的，既是个人自身的又是关乎每一个人的。基于根本道义和长远利益的一致所凝聚起来的群体，肯定是打不散压不垮的有机生命，而只靠既得利益聚合在一起的群体大都是乌合之众。所以，民间维权在道义和利益之间的抉择，应该以道义优先兼顾利益，至少要达到二者之间的相对平衡。
只要民间维权不足以从道义上改变公共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基础，以保障每个人人权为道义合法性的制度建立也就无从谈起，不要说长远利益，就是眼前利益，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而无权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方式，就是争取到法定的平等权利，争取和捍卫人权的道义之举的每一次胜利，对于改变民众的毫无博弈能力的权益受损状态而言，皆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法定权利的获得和保障，将为每个人的稳定的长远的可预期的利益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
无权状态是大陆民众的共同处境，而争取基本人权是绝大多数国人的共同利益之所在。所以，大陆民间维权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就必须以逐渐摆脱各自为战的分裂状态为前提，使个体和各个群体都能超越只关注自身的眼前的利益的狭隘视野，使权益受损的各阶层在道义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相互支援的维权同盟。
2003年11月28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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